所谓“阉党”，其实并不是什么“党”，而是天启年间以魏忠贤为首的帮派。魏忠贤这个太监大头目，掌控宫廷内外大权，利用熹宗朱由校的昏庸，颐指气使，网罗亲信，拉帮结派。这个“阉党”的构成大致是这样的：太监中，除了王体乾，还有李永贞、涂文辅、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余人；文臣中，有政府高官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之流，为之出谋划策，号称“五虎”；武臣中，有掌管东厂、锦衣卫等特务机构的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等，专门杀戮反对派，号称“五彪”；此外还有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等，内外呼应，号称“十狗”；等而下之，又有“十孩儿”、“四十孙”等爪牙，盘踞各个要害部门。因此《明史·魏忠贤传》说：“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这个“死党”，就是当时人所说的“阉党”，以擅权乱政为能事，把政局搞得一团糟。
不畏强暴的正直官员，和“阉党”展开了殊死较量。
天启二年（1622），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冯从吾，反驳“阉党”分子朱童蒙对北京首善书院的无端攻击，声明书院讲学是为了探讨儒家经典，用学术来端正人心。其实，“阉党”之所以反对书院，目的是禁止人们发出不同的声音。魏忠贤索性借用皇帝的名义颁布禁令，拆毁全国所有书院。在知识分子中间享有崇高声誉的东林书院、首善书院、关内书院、江右书院、徽州书院等，都惨遭厄运。
就在同一年，刚刚进士及第出任翰林院修撰的文震孟，弹劾魏忠贤把持朝政，皇帝上朝犹如“傀儡登场”。机敏的魏忠贤抓住“傀儡”二字大做文章，在皇帝面前挑唆：文状元把万岁比作傀儡。皇帝大怒，文震孟遭到革职处分。同科进士、庶吉士郑鄤仗义执言，抨击魏忠贤“窃弄”权柄，“内降”圣旨，拉大旗当虎皮，打着“圣旨”的幌子，排斥异己势力。结果可想而知，郑鄤遭到“圣旨”的严厉斥责：“党护同乡，窥探上意”，受到处分。
此后，魏忠贤进一步网罗党羽，把言听计从的大臣如朱国祚、顾秉谦、魏广微，引进内阁，控制中央政府大权，不断指使亲信攻击正直官员，陷人于法，政坛上一派恐怖肃杀之气。
天启四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挺身而出，向皇帝进呈长篇奏疏，揭发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掀起了声势汹涌的“倒魏”风潮。
古代有一句民谚：“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封公侯。”反映了两种官僚的不同处世哲学所带来的不同后果。刚直不阿、敢于直言极谏的人，往往死得很惨；趋炎附势、善于拍马溜须的人，往往飞黄腾达。于是乎，那些精明的官僚，为了保住乌纱帽，不断加官晋爵，学会了明哲保身，曲学阿世，不敢讲真话，假话连绵不绝，官场风气由此而腐败不堪。然而士大夫的精英分子一向把气节看得高于一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因此，“直如弦，死道边”的官僚代不乏人，成为历史的一抹亮色。杨涟就是其中之一。
杨涟，字文孺，湖广应山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出任常熟知县，清正廉明，被举荐为“廉吏第一”。升任都察院左副都御使以后，以敢于抨击黑恶势力而闻名于政坛。《明史》称赞他“为人磊落，负奇节”，这七个字的评语，他是当之无愧的。“阉党”分子炮制的黑名单——《东林点将录》，给他的名号是“大刀手”，咬牙切齿之声隐约可闻，显现出“阉党”心目中杨涟的厉害——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的“大刀手”。
杨涟果然是一个“大刀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舍得一身剐，敢把魏忠贤拉下马。他的弹劾奏疏写得尖锐泼辣，无所顾忌，列举了二十四条罪状，以其中任何一条都可以置魏忠贤于死地，例如：
——假传圣旨，三五成群，逼勒喧嚷，致使朝堂成为喧闹的集市，败坏了祖宗二百余年的政体。
——不容正直大臣在朝廷有立足之地，指使亲信在朝堂喧嚷侮辱，迫使他们罢官而去。对于柔媚附和的小人，破格起用。凡是赞成他的就是好人，反对他的就是坏人。
——一手操纵朝廷头等大事，在增补内阁成员时，排斥先进分子，安插亲信党羽，企图形成“门生宰相”的局面。
——勾结奉圣夫人客氏，联手害死皇后所生皇长子，假传圣旨勒令怀孕的妃子自尽，致使皇上无嗣绝后。
——东厂原本用来侦查奸细缉拿人犯，魏忠贤利用它来扰民，搞得鸡犬不宁，假公济私，陷害忠良，网罗密布，官民如有片言违忤，立即逮捕，比当年汪直的西厂有过之而无不及。
——祖宗法度，宫内不许屯驻军队，原有深意。魏忠贤在宫内擅自组建称为“内操”的军队，究竟意欲何为？
在奏疏的末尾，杨涟写下了这样的警句：“掖庭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积重之所移，积势之所趋，亦不觉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贤……伏念皇上天纵聪明，春秋鼎盛，生杀予夺岂不可以自主，何为受制幺麽小丑？”他希望皇上立即把魏忠贤就地正法，将客氏驱逐出宫。
杨涟的大无畏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官员们的斗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倒魏”风潮。不可一世的魏忠贤毕竟心虚，不得不以退为进，假意辞去东厂总督之职，然后示意内阁大学士魏广微代替皇帝草拟一道圣旨，予以挽留。风声一过，他立即反扑。先是迫使内阁首辅叶向高辞官而去，因为他主张魏忠贤自动辞职，以平息舆论。随后，在魏广微的策划下，把弹劾魏忠贤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高攀龙、赵南星等大臣罢官，使得中央政府各部门几乎全部落入“阉党”控制之下。
魏忠贤以为时机成熟，大开杀戒，先后有“六君子之狱”和“七君子之狱”。
所谓“六君子之狱”，是假借圣旨名义，由锦衣卫逮捕杨涟以及他的支持者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以“追赃”为借口，严刑拷打。
杨涟首当其冲。锦衣卫镇抚司头目许显纯遵照魏忠贤的旨意，采用种种酷刑，打得他皮开肉绽，牙齿全部脱落；继而又用钢刷，把他的皮肤刷得“碎裂如丝”，体无完肤。魏忠贤不断命令许显纯严厉“追比”，五天报告一次。许显纯鉴于严刑逼供毫无用处，想把难题推给刑部，遭到魏忠贤严厉谴责，只得加重刑罚，用铜锤敲打，致使杨涟肋骨寸断；再用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最后索性把大铁钉钉入头颅，把杨涟活活折磨致死。凶手许显纯向朝廷的报告书，公然写着：杨涟病故。
誓死不屈的杨涟在狱中留下了绝笔——一个刚直不阿的心灵的最后呼喊，令人震撼：
涟以痴心报国，不惜身家，久付七尺于不问矣……不意身一入都，侦逻满目，即发一揭亦不可得……生死顷刻，犹冀缓死杖下，见天有日。乃就本司不时追赃，限限狠打。此岂皇上如天之意，国家慎刑之典，祖宗待臣之礼？不过仇我者立追我性命耳。
据说这篇两千余字的绝笔写成后，杨涟托付给难友顾大章藏匿。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得以从狱中传出，落到杨涟之子杨子易手上。杨涟死前还写了一篇一百二十八个字的血书，藏在枕头里，死后随尸体抬出，落到家属手中。人们从中看到，一位忠义之士抨击权奸，引来杀身之祸无怨无悔的凛然气概：
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其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惟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以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
字字血，声声泪，令人心酸，令人震撼，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样一位赤胆忠心的高级官僚，作为正义的喉舌，声讨邪恶势力，竟然死得如此之惨。人们感慨之余，感受到“阉党”专政的淫威，使人透不过气来，也使人义愤填膺，拍案而起。
其余五位君子，都和杨涟一样被折磨至死，遗体由家属领回时，已经皮肉腐烂，面目全非，生前所受酷刑，由此可见。
所谓“七君子之狱”，是魏忠贤按照黑名单镇压异己势力的既定步骤，用“欺君蔑旨”的罪名，把支持杨涟弹劾魏忠贤的周起元、周宗建、高攀龙、李应升、黄尊素、周顺昌逮捕入狱，严刑拷打至死。
黄宗羲之父——御史黄尊素，早在天启四年二月就向皇帝上疏，议论时政十大失误，锋芒毕露地谴责“阉党”专政。他责问道：执政者不顾国家安危，误国者掩饰政治腐败，不及时提拔贤能、辞退不肖，继续把正直之士看作仇敌，陛下难道不为国家担忧吗？他虽没有指名道姓，却使魏忠贤暴跳如雷，企图对他实施“廷杖”。由于内阁大学士韩爌极力营救，才改为剥夺俸禄一年。四个月后，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黄尊素奋起响应，在奏疏中大声疾呼：
——天下难道有政权归于近幸太监掌握，皇帝大权旁落，而世界可以清明的先例吗？朝廷内外舆论汹涌，人人都要食其肉寝其皮，这样的人还可以留在皇帝左右吗？
——现在魏忠贤横行不法的罪状已经暴露无遗，陛下如果再不早作决断，此辈眼看理屈词穷，势必更加无所顾忌。魏忠贤必然不肯收回已经放纵的缰绳，而痛改前非；魏忠贤的死党必然不肯收回已经驶出的贼船，而默默听任冰山消融。此辈先前与士大夫为仇敌，今后必将以陛下为赌注。
魏忠贤恨得咬牙切齿，指使亲信曹钦程诬陷黄遵素，把他罢官，继而把他逮捕入狱。在锦衣卫镇抚司监狱中，黄遵素受到许显纯、崔应元的严刑拷打，按照当时的说法，“一夹棍，一百杠，一拶百念，窜打六十棍，坐赃二千八百两，三日一比（比即四十棍）”。如此折磨下来，黄尊素早已体无完肤，血肉淋漓。他临死前留下遗诗：
正气长流海岳愁，浩然一往复何求。
十年世路无工拙，一片刚肠总祸尤。
麟凤途穷悲此际，燕鹦声杂值金秋。
钱塘有浪胥门泪，惟取忠魂泣镯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