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明朝大人物:皇帝、权臣、佞幸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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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刘基的悲剧(2)

刘基深知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势下,他孤掌难鸣,很难在朝廷站稳脚跟,坚决辞谢。并且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房屋如果要调换顶梁柱,必须寻找大树,假如用一束小树来当顶梁柱,房屋肯定倒塌。

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

刘基并不因为和杨宪有私交而放弃原则,如实回答:杨宪有丞相的才干,没有丞相的气度,丞相必须保持水一般平衡的心态,用义理来权衡一切,而不感情用事。这一点,杨宪做不到。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基说:此人过于偏浅,还不如杨宪。

朱元璋又问:胡惟庸如何?

刘基不屑一顾,用比喻的口气给予否定:这就好比一头小牛犊要让他去驾车或耕田,我担心会坏事,不是翻车就是破犁。

朱元璋提出的候选人都被一一否定,再次重申:我的丞相人选,诚然没有一个超过先生的。言下之意是敦请刘基出任此职。

刘基已经推辞过一次,见皇上再次提起,立即用坚决而又委婉的语气推辞,说明自身的弱点:臣疾恶太甚,口无遮拦,一向闲散惯了,无法应对繁杂的行政事务,在这个位子上,恐怕辜负皇上的重托。天下之大,哪里会找不到人才呢?请明主悉心搜求。不过刚才提到的几个人,确实并不合适。

这场君臣之间的对话,值得细细玩味。对于朱元璋而言,已经感受到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对皇权的潜在威胁,希望“浙东四先生”之一的刘基取代李善长,起到平衡和制约的作用。而对于刘基而言,则逐渐领悟到共同打天下易,共同坐天下难,再度萌生去意,仿效汉初的张良,功成名就,急流勇退。因此一再婉言拒绝朱元璋的敦请,不想卷进权力争夺,以免招来杀身之祸。

被刘基否定的那三个人,是朱元璋心目中的人才,先后受到重用,也先后被朱元璋处死。杨宪,洪武三年(1370)被处死;汪广洋,洪武十二年被处死;胡惟庸,洪武十三年被处死。难道刘基受到重用后,会是例外?

洪武四年正月,左丞相、韩国公李善长致仕。三月,宏文馆学士、诚意伯刘基致仕。这两个人的离开政坛,对于朝廷而言是很大的损失是毋庸置疑的。早先在朱元璋心目中,一个是“萧何”,一个是“张良”,现在大局已定,难道就不需要像“萧何”、“张良”那样一言九鼎、力挽狂澜的大臣了吗?

他们致仕的情况却各不相同。按照《明史》说法,李善长“外宽和内多忮刻”,大权在握之后,“意稍骄”,皇帝对他感到厌恶。表面上是李善长以身体有病为由请求辞职,实际上是被罢官的。刘基则不同,他看到李善长离去,取而代之的是汪广洋、胡惟庸,感到“不安于其位”,主动请辞。朱元璋还写信去向他请求临别赠言,刘基在回信中特别强调:“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这是针对朱元璋“用法严峻”而言的,可惜没有被接受,史书对此有这样的感叹:“而卒不能止太祖晚年之诛戮。”不过朱元璋很有礼貌地送了一首诗给他,题目是《赠刘伯温》:

妙策良才建朕都,亡吴灭汉显英谟。

不居凤阁调金鼎,却入云山炼玉炉。

事业堪同商四老,功劳卑贱管夷吾。

先生此去归何处?朝入青山暮泛湖。

刘基真的能够“朝入青山暮泛湖”吗?

晚明文坛盟主钱谦益从刘基的诗歌中读出了言外之意,窥探出他一生三个阶段的不同心态:第一阶段是元朝末年,他以“命世之才”自负,却“沉沦下僚,筹策龃龉”,所写的诗歌“哀时愤世”,流露出“几欲草野自屏”的心境。第二阶段是被召入朱元璋幕府以后,“艰危共事,遇知己,效驰驱”,所写的诗歌,“魁垒顿挫,使读者偾张兴起,如欲奋臂出其间者”。第三阶段是明朝建立以后,辅佐皇帝,运筹帷幄,“列爵五等,蔚为宗臣”,可谓“得志大行”了,所写诗歌却是“悲穷叹老,咨嗟幽忧”,当年的飞扬意气荡然无存。钱谦益所说的“悲穷叹老,咨嗟幽忧”,反映的正是刘基急流勇退前后的心境,许多不能说的话都由诗歌表露出来了。

此时的刘基虽然“悲穷叹老”,却难掩疾恶如仇的本性,怕招来祸水,索性隐居山中,与外界隔绝,每天以饮酒下棋为乐。青田知县求见不得,化装成农夫再次前来,刘基正在洗脚,命小儿子把他带进茅舍,粗茶淡饭招待。来人告诉他,自己是青田知县,刘基赶紧起身,连称草民,拜谢而去,从此不复再见。

然而远离政治漩涡,仍不免于祸。孟森以史家独有的深邃目光洞察到这一点:“诚意(刘基)之归隐韬迹,非饰为名高也,亦非矫情也,盖惧祸耳。”功成名就以后仍保持忧危心态,这一点与张良相似,但是张良的急流勇退是成功的——得以善终,而刘基“犹且不尽免祸”。孟森读史至此,感慨不已。

归隐是为了避祸,却不免于祸,是一个悲剧。制造悲剧的关键人物恰恰是刘基不屑一顾的胡惟庸。这时,他已经在中书省掌管实权,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获悉刘基在皇帝面前说他无能,怀恨在心,指使他的亲信诬陷刘基,说什么刘基会看风水,在一块有“王气”的土地上为自己建造坟墓,心怀叵测。这一招果然奏效,激起朱元璋的猜忌,下旨剥夺俸禄。刘基惧怕带来大祸,立即赴京请罪,并且留在南京,显示自己的清白。

不久,胡惟庸升任中书省左丞相。刘基悲戚至极,感叹道:希望我先前的“劣马驾车”预言不灵验,天下苍生有福了。如此忧心忡忡度日,终于病倒了。洪武八年,朱元璋派人把他护送回乡,不久就病死了。

四年后,刘基的同僚、御史中丞涂节揭发,刘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刘基在南京病重时,胡惟庸派来医生诊治,服了医生的药后,病情恶化——“有物积腹中如拳石”,显然是中毒了。这一情节在《明太祖实录》中有记载:

御史中丞涂节言:前诚意伯刘基遇毒死,(汪)广洋宜知状。上(指朱元璋)问广洋,广洋对以“无是事”。上颇闻(刘)基方病时,丞相胡惟庸挟医往候,因饮以毒药。乃责广洋欺罔,不能效忠为国,坐视兴废。

胡惟庸毒死刘基,在《明史》中有多处提到,可谓确证。刘基的长子刘琏,很有才华,洪武十年受胡惟庸亲信胁迫,堕井而死,则是一个旁证。黄纪委撰写的《诚意伯刘公行状》写得更为具体:

洪武八年正月,胡丞相惟庸以医来视疾,饮其药二服,有物积腹中如拳石,遂白于上(引者按:上指皇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笃。三月,上以公久未出,遣使问之,知其不能起也,特制御文一通,遣使驰驿送公还乡。里居一月而薨。

这一点,还可以从朱元璋和大臣的谈话中得到印证:“后来胡(惟庸)家结党,(刘伯温)吃他下了蛊(引者按:蛊,音古,原意为寄生虫)了。只见一日来对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我朝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胀起来紧紧的,后来泻得鳖鳖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了。”

值得注意的是,明史专家吴晗考证的结论是:“刘基被毒,出于明太祖(朱元璋)之阴谋。胡惟庸旧与刘基有恨,不自觉地被明太祖所利用。”倘若这个考证正确,那么刘基的悲剧就更令人唏嘘不已了。

看来刘伯温先生并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否则的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