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年间政坛上权势显赫的严嵩，臭名昭著，人所共知。一般百姓对他的了解，并不是从《明史》，而是从小说和戏曲得来。贪赃枉法、残害忠良的严氏父子死后，抨击他们的小说戏曲作品络绎不绝，《宝剑记》、《鸣凤记》、《金瓶梅》、《喻世明言》、《一捧雪》，直至《盘夫索夫》之类。人们从中看到了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奸臣受到正义和道德的拷问，一泄心头之恨。
清朝人编写的《明史》，把严嵩列入“奸臣传”，因为他不仅专擅朝政，而且贪赃枉法，是明朝屈指可数的大贪官。王世贞《籍没权贵》一文写道：明朝遭到“籍没”（即抄家）的权贵有六人，其中三个是太监——王振、刘瑾和冯保，另外三个是：佞幸江彬与钱宁，以及奸臣严嵩。
严嵩倒台后，籍没家产，数额之巨大令人吃惊。田艺蘅《留青日札》与佚名《天水冰山录》，记录了当时的抄家清单，其中文物珍宝、黄金白银、田地房产、店铺商号，应有尽有，一一罗列出来，令人眼花缭乱。在中国贪官史上，足以和乾隆时代的巨贪和珅遥相辉映。
他的儿子严世蕃曾经和门客幕僚品评当世天下巨富，说道：白银五十万两以上的头等富户，全国不过十七家，其中山西商人三家、徽州商人两家，此外十二家都是达官贵人。毫无疑问，达官贵人的致富方式与商人不同，并非经商，而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赃枉法而致富的。严嵩、严世蕃父子的家产远远超过了白银五十万两这条界线，说他们是当时的首富，毫不为过。
严嵩，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人，十九岁中举，二十六岁成进士。此人很有一些才华，办事干练老到，因此官员亨通，从翰林院、国子监等清水衙门做起，逐渐进入权力中枢，嘉靖十五年（1536）升任礼部尚书，嘉靖二十一年进入内阁，一直干到嘉靖四十一年。其长期专擅朝政的原因，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皇帝的宠信。
嘉靖皇帝痴迷于道教玄修，祈求长生不老。大臣们阿谀奉承，全力支持他“静摄”，替他撰写“青词”。所谓“青词”，是道教举行斋醮仪式时奉献给玉皇大帝的表文，用红笔写在青藤纸上，叫做青词贺表。严嵩是精于此道的行家里手。此人颇有文才，写得一手好文章，早年和文坛著名的“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廷相、康海、王九思，互相唱和。这样的文字功底，用来写青词贺表，自然非等闲之辈可以望其项背，从而深得皇帝欢心。正如《明史·严嵩传》所说：“醮祀青词，非（严）嵩无当帝意者。”因而博得“青词宰相”的臭名。长期专擅朝政的奥秘，于此昭然若揭。刚愎自用而又执迷不悟的嘉靖皇帝，需要一个投其所好，让他放心的内阁首辅，来摆平朝廷政事。严嵩正是这样一个角色。他把与皇帝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和谐，谄媚逢迎是他的基本品格，马屁功夫十分了得。皇帝把他看作心腹股肱，他则把皇帝当作护身符，权势显赫的同时，结党营私，贪赃枉法。
严嵩出任内阁首辅时，已经六十五岁，虽然精通政坛权术，愈加老辣，毕竟年岁不饶人，精力不济，便把儿子严世蕃推上了前台。严世蕃是他的独子，相貌奇丑，白白胖胖像个大冬瓜，五短身材，又是独眼龙（一眼瞎）。虽然机智敏捷，桀骜狡猾，却不学无术，很难从科举正途向上爬。但因为有一个显赫的父亲，仕途就坦荡多了。依靠父亲的“恩荫”，他进入国子监镀金，尔后在顺天府混个五品官当当，有了这样的资历后，便越级升任尚宝司少卿（替皇帝掌管印信、发布政令）。后来调任工部侍郎，权力却超越工部，因为他在代行父亲的内阁首辅权力。
当时京城内外民众对于严氏父子把持朝政的现象，看得很透彻，概括为六个字：“大丞相，小丞相。”大丞相是严嵩，小丞相是严世蕃，号称“父子两阁老”。内阁处理朝廷日常事务的权力，已由严世蕃一手操纵。大臣们向严嵩请示，他一概回答：去问小儿东楼（严世蕃号东楼）。当时目击者描述，严府门前车水马龙，官员们摩肩接踵去谒见“小丞相”。“小丞相”的政治智慧远远不及“大丞相”，却有他的应对办法，豢养了一帮门客——赵文华、鄢懋卿、万寀之流，结成一个盘根错节的权力网络，为他出谋划策，收受贿赂，还陪他宴饮嬉戏，寻欢作乐。
为了聚敛财富，“大丞相”和“小丞相”公然卖官，“按质论价”：
御史、给事中之类言官，白银五百两、八百两至一千两；
吏部郎中、主事，白银三千两至一万三千两。
言官掌握监察权，价格稍贵；吏部掌握人事权，价格更贵。有一个刑部主事项某，行贿一万三千两银子，企求调任吏部主事。消息传出，舆论一片哗然，讽刺这个项某是“万三官”。上行下效，官场贪风愈演愈烈，政治腐败至极，当时人入木三分地指出，根子就在严嵩身上：“嵩好谀，天下皆尚媚；嵩好贿，天下皆尚贪。”
严嵩设计陷害内阁首辅夏言，排挤打击内阁次辅翟銮，激起正直官员的义愤，弹劾他“人品卑劣”、“素著奸恶”、“专柄揽权”。嘉靖皇帝最讨厌官员批评他的宠臣，以为“本色则是谤讪”——诽谤讥讽皇帝。他知道严嵩为人“忠顺”，办事“勤敏”，但是名声不好，经常出面帮他说话，树立他的威信。比如说，在西苑万寿宫，当着大臣们的面，不但给他嘉奖手谕，而且赏赐“忠勤敏达”银质印章一枚，可以用它来“密封言事”，直接向皇帝密报朝廷动态。又比如说，严嵩在家乡建造豪华的宅邸，皇帝为他书写匾额，厅堂的匾额是“忠弼”二字，楼堂的匾额是“琼翰流辉”四字。在皇帝眼里，他是“忠勤”、“忠弼”的大忠臣。因此，无论官员们如何前仆后继地弹劾，都无法扳倒他。
嘉靖二十九年（1550），由于严嵩的失职，导致蒙古军队兵临北京城下，成为堂堂天朝的奇耻大辱，激起公愤。朝廷中的高级官僚慑于严嵩的威势，个个噤若寒蝉。一个小官沈炼挺身而出，向皇帝呈上一份奏疏，题为“早正奸臣误国，以决征虏大策”，矛头直指严嵩、严世蕃父子。皇帝接到这份奏疏，命内阁的李时代他起草批示（即所谓“票拟”）。李时不敢自作主张，向严世蕃征求意见。与被弹劾者商量处理意见，看起来很荒唐，却又在情理之中。更为荒唐的是，严世蕃和严嵩的干儿子赵文华一起商量，炮制了“票拟”，让李时全文照抄，然后以皇帝圣旨形式公布。结局是可想而知的：指责沈炼“恣肆狂言，排陷大臣”，杖责之后，流放塞外。六年后，在严氏父子的指使下，沈炼被无端扣上“谋叛”罪名处死；他的长子充军，次子、三子被活活打死。
严嵩用这样的手法向人们显示，想要扳倒他的人，绝没有好下场。
传统伦理道德熏陶出来的士大夫精英分子，不愿同流合污，把气节看得高于一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嘉靖三十二年，刑部员外郎杨继盛弹劾严嵩十大罪状：其一，破坏太祖高皇帝定下的祖宗成法；其二，把皇帝的大权窃为己有；其三，掩盖皇帝治国的功勋；其四，纵容奸恶儿子窃取首辅职权；其五，把朝廷军功据为己有；其六，引用悖逆奸臣；其七，耽误国家军机；其八，掌控官员任免升降大权；其九，使朝廷丧失民心；其十，败坏官场与社会风气。
杨继盛的弹劾比沈炼更加深刻，直指要害，言辞也愈加尖锐。他说，陛下的左右都是严嵩的间谍，陛下的喉舌言官都是严嵩的鹰犬，陛下的爪牙都是严嵩的瓜葛，陛下的耳目都是严嵩的奴隶，陛下的臣工都是严嵩的心腹。最后，他严正指出：
陛下奈何爱一贼臣而使百万苍生毙于涂炭哉？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二王，或询诸阁臣，重则置之宪典，以正国法；轻则谕令致仕，以全国体。
杨继盛当然知道，弹劾的胜算几乎等于零，他是在冒死谏诤，宁愿用自己的死来营造一种扳倒严嵩的政治气氛。杨继盛书生气太盛，居然在奏疏中批评皇帝“甘受嵩欺”，“堕于术中而不觉”，还要求皇帝让三子裕王、四子景王来揭发严嵩的罪恶。
老奸巨猾的严嵩抓住把柄，指责杨继盛心怀叵测，胆敢挑拨皇帝与亲王的关系。皇帝勃然大怒，当即拿起朱笔，在杨继盛奏疏上写下了这样的批示：
这厮因谪官怀怨，摭拾浮言，恣肆渎奏。本内引二王为词，是何主意？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究问明白来说。
杨继盛赤胆忠心的谏诤，在皇帝看来是别有用心，是贬官以后的肆意发泄；肆意牵连两位亲王，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必须严刑拷打，老实招供。杨继盛被关进特务机构锦衣卫的镇抚司监狱，既然圣旨明言“好生打着究问明白”，那些打手们就毫不手软地动用种种酷刑，追究他为何要把裕王、景王牵涉进来。他堂堂正正地回答：除了二位藩王，谁不害怕严嵩？行刑前好心人给他送来蚺蛇胆疗伤，他坦然说：我自己有胆，何必蚺蛇胆？随即遭到杖责一百，皮开肉绽。夜半时分，他用碎碗片把腿上的腐肉，连带筋膜，用手截断。一旁的狱卒掌灯察看，差一点昏厥，杨继盛却意气自若。
杨继盛身上有着士大夫引以为自豪的名节正气，始终没有屈打成招，被处死前，写下遗诗：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
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