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他给江阴卫指挥吴国兴的手令：“即日我用马军往淮上取濠州安丰，你那里则是守城，不须与人野战。你那城中马军，可拨一百精锐的，教忽雷王元帅来厮杀。你料着不妨，便拨将来。”
请看他给大将军徐达的手令：“说与大将军知道……这是我家中坐着说的，未知军中便也不便，恁（引者按：恁同您）只拣军中便当处便行。”
再看他给李文忠的手令：“说与保儿、老儿……我虽这般说，计量中不如在军中多知备细，随机应变的勾当，你也厮活络些儿也，那里直到我都料定。”
正所谓文如其人，一个活脱脱的朱元璋已经跃然纸上了。
在不经意间，朱元璋开创了一种口语体的“圣旨”。洪武三年（1370）他为了建立“户帖”制度，亲笔写了一道圣旨，一看便知，这道圣旨出于朱元璋的手笔：
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哩！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勘合文簿户帖。你每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们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军。钦此。
这实在是极为少见的圣旨，仿佛在听朱元璋训话，全是粗鄙率直的口语，比如：把你们说成“你每”，户部说成“户部家”，充军说成“拿来做军”，依律判罪说成“依律要了罪过”。如今的人们看起来有点费力，在当时却是民间日常语言，只要看一看元代杂剧里面的对白，就一清二楚了。这样的圣旨只有朱元璋才写得出来，如果由秘书代笔的话，肯定不是这个样子。明白晓畅的口语，到了史官的笔下，就变成了干巴巴的文言文了：“民者国之本也。今天下已定，而民数未核实，其命户部籍天下户口，每户给以户帖。”文字固然简洁，意思也和朱元璋并无差异，但是原先的“味道”已经消失殆尽了。
像这样很有意思的口语圣旨，他的“御制文集”里面还有，一篇写于洪武十年六月二十四日的“谕西番罕东毕里等诏”，看来日后收入文集时并未修改润饰，依然是原来面貌。大概因为自己是和尚出身，所以对信仰佛教的“西番地面”的诏书，亲自动笔，以示重视。诏书这样写道：
奉天承运的皇帝教说与西番地面里应有的土官每知道者：
俺将一切强歹的人都拿了，俺大位子里坐地有，为这般头，诸处里人都来我行拜见了。俺与了赏赐名分，教他依旧本地面里快活去了。似这般呵，已自十年了也。止有西番罕东毕里巴一撒，他每这伙人，为甚么不将差发来？又不与俺马匹牛羊？今便差人将俺的言语开与西番每知道：若将合纳的差发认了，送将来时，便不征他；若不差人将差发来呵，俺着人马往那里行也者。教西番每知道：俺听得说，你每释迦佛跟前，和尚每跟前好生多与布施么道？那的是十分好勾当……有俺如今掌管着眼前的祸福哩，你西番每怕也不怕？你若怕时节呵，将俺每礼拜着，将差发敬将来者，俺便教你每快活着，不着军马往你地面里来，你众西番每知道者。
与前面的户帖谕旨相比，显得更加粗俗，更加土气，宛如元杂剧里面那些引车卖浆者流讲话的样子，一口一个“俺”字，一口一个“快活去了”、“便教你每快活着”，而且通篇充满威胁的字句：“你西番每怕也不怕”，哪里有一丝一毫“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文绉绉口气？
朱元璋身体力行倡导的口语圣旨，对他的子孙后代影响巨大，此后皇帝亲笔写的圣旨（秘书代笔的除外），夹杂口语，半文半白，已经司空见惯。
《御制文集补》收录了朱元璋写的一百多首诗，读来颇感疑虑：不见得都出于他的手笔吧？不过有两首可以肯定是他写的，尽管有点流于“打油”，那种难以掩饰的霸气流露得淋漓尽致。一首题名《野卧》：
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长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
一看便知是在当初造反时，随军露宿野外时写的，大家挤在一起，“夜间不敢长伸脚”，原本是害怕碰到身旁的将士，他偏偏说“恐踏山河社稷穿”，野心十足，霸气十足。
另一首大概是在“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当口写的，题名《咏菊花》：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明眼人一眼看穿，这是对唐末黄巢《咏菊》诗的应和。黄巢的诗写道：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两首诗都流露出雄霸天下的襟怀，就诗论诗，朱诗略显逊色。毕竟黄巢是“家有资财，好骑射，略通诗书”的人。不过，黄巢起兵造反，攻占了长安，最终还是失败了；朱元璋造反成功，当上了开国皇帝，霸气更胜一筹。“我花发时都吓杀”，是抑制不住的内心流露，登极以后果然如此。吴晗《朱元璋传》（1949年版）说：“桀骜不驯的元勋、宿将杀光了，主意多端的文臣杀绝了，不归顺的地方巨室杀得差不多了。连光会掉书袋子搬弄文字的文人也大杀特杀，杀得无人敢说话，无人敢出一口大气。”当时的人真的“都吓杀”了！
如果研究文学史的人，根据朱元璋的诗文集，或者根据《全明文》，送给他一顶作家和诗人的桂冠，未免滑稽可笑。
有人却并不以为滑稽。他的御用文人——太子朱标的经学老师宋濂说：“臣侍帝前者十有五年，帝为文或不喜书，召臣濂坐榻下，终日之间，入经出史，衮衮千余言……上圣神天纵，形诸篇翰，不待凝思而成，自然度越今古，诚所谓天之文哉！”宋濂是明初文坛盟主，居然用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言语来赞扬朱元璋的文才“度越今古”，难脱拍马溜须的嫌疑。另一位御用文人——才子解缙，原本敢于讲真话，一旦谈到太祖高皇帝的文笔时，也和宋濂一样，赞不绝口：“臣缙少侍高皇帝，早暮载笔墨纸以俟。圣情尤喜为诗歌，睿思英发，雷轰电触，玉音沛然，数十百言，一息无滞。臣辄草书连幅，笔不及成点画，上进，才点定数韵而已，或不更一字。”倘说不是阿谀奉承，没有几个人会相信。
明朝的遗老钱谦益是相信的，他编撰的《列朝诗集小传》，开篇第一个诗人就是“太祖高皇帝”，并且说明把他“冠诸篇首”的原因：“以著昭代人文化成之始。”康熙时的博学鸿儒朱彝尊，已经是清朝的顺民了，没有必要再拍前朝开国皇帝的马屁，竟然和宋濂、解缙、钱谦益一般见解。他编撰的《静志居诗话》，卷首第一人还是“明太祖”，说道：“孝陵（按：指明太祖）不以‘马上治天下’，云雨贤才，天地大文，形诸篇翰，七年而御制成集，八年而正韵成书，题诗不惹之庵，置酒滕王之阁，赏心胡闰苍龙之咏，击节王佐黄马之谣。”甚至认为明朝诗人辈出，“三百年诗教之盛”，全归功于明太祖在诗歌方面的“开创之功”。
宋濂、解缙、钱谦益、朱彝尊都是大名鼎鼎的文人，为什么要说这些言不由衷的假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