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王朱棣以军事政变手段夺取帝位以后，对于支持建文帝“削藩”，反对“靖难之役”的官员，赶尽杀绝，其手段之残忍，可与乃父太祖高皇帝相媲美。齐泰、黄子澄的惨死，固不待言——齐泰被“族诛”，黄子澄先砍去双手、双腿，再处死。礼部尚书陈迪和儿子同一天处死，朱棣下令把儿子的耳鼻割下让陈迪吃下，还要问他：味道如何？
其他官员们的死，个个令人毛骨悚然。且以景清、铁铉为例，以见一斑。
景清，本姓耿，讹为景，北直隶镇宁人，年少时在国子监求学，以聪明机警而著称。和他住一间宿舍的同学有一本秘不示人的书籍，景清想一睹为快，对方不肯，再三请求，并且答应明日一早就归还。第二天，那位同学向他索书，景清竟然谎称我不知道什么书，也从未向你借书。那位同学愤愤然向祭酒（校长）控告。景清拿了那本书前往，对祭酒说：这是我窗前灯下反复攻读的书，随即一口气把它背了出来。祭酒要那位同学背诵，居然一句也说不出，被祭酒训斥了一顿。从祭酒那里出来，景清就把书还给了他，笑着说：我不满你把书看得太珍秘，故意和你开个玩笑而已。
景清是洪武二十七年（1394）进士，会试时列为第三名，廷试时皇帝赐予第二名，看来是才华横溢的佼佼者，却并非书呆子，崇尚大节。建文初年，以都察院左都御史的身份，改任北平参议，显然负有察看朱棣动静的使命。风流倜傥的景清，与朱棣相处非常融洽，言论明晰，大受朱棣称赏。
首都南京被朱棣攻陷，建文帝旧臣大批死亡。景清当年曾经参与“削藩”密谋，自然在劫难逃，他与方孝孺等相约，以身殉国。令人不解的是，当许多旧臣纷纷殉国之时，他来到紫禁城，向刚刚登上皇帝宝座的朱棣投诚归附。朱棣为了表示豁达大度，命他仍旧担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建文朝旧臣摇身一变成了永乐朝新贵，景清遭到遗老遗少的非议，说他“言不顾行，贪生怕死”。
其实，他是虚与委蛇，等待时机，为旧主报仇。
某一天上朝时，景清身穿红衣，暗藏利器，准备行刺。说来也巧，日前主管天象的官员报告皇帝：“异星赤色，犯帝座甚急。”生性多疑的朱棣本来就对景清有所怀疑，上朝时特别注意。但见景清身穿红衣，且神色异常，命令卫士对他搜身，果然查获暗藏的凶器。景清奋然喊道：要为故主报仇！不断辱骂朱棣。卫士拔掉他的牙齿，他仍骂声不停，口中鲜血吐向朱棣的龙袍。朱棣一声令下，当场活活打死，并且把他的皮囊剥下来，塞进稻草，悬挂于长安门示众。
正是无巧不成书，朱棣乘坐轿子经过长安门，绳索忽然断裂，景清的皮囊掉落在轿子前面，状如扑击。朱棣大惊失色，下令烧毁。
有一天朱棣午睡，梦见景清手持利剑追杀过来，吓出一身冷汗。惊醒之后感叹道：想不到景清死了还这么厉害！下旨株连九族，连他的乡亲也不放过，“转相攀染”而死的有几百人之多，老家的一个村庄顿时化为废墟。
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瓜蔓抄”！
这样的“瓜蔓抄”还不止一处。建文时期的大理寺少卿胡闰，是江西饶州府人，朱棣发兵南下，他与兵部尚书齐泰筹划抵抗事宜。南京陷落后，不屈而死，朱棣不仅抄了他的家，而且株连他的家族，杀死一族男女217人。他们聚居的地方——府城西面的硕辅坊，化作一片废墟。吕毖《明朝小史》写道：
一路无人烟，雨夜闻哀号声，时见光怪，尝有一猿独哀鸣彻晓。东西皆污池，黄茅白苇，稍夜，人不敢行。南至祝君庙，北至昌国寺，方有人烟。
为了惩治几个政敌，株连九族还不解气，居然摧毁整个村庄和社区。不独在明朝，即令其他朝代，也闻所未闻。
另一个政敌铁铉的下场，更加令人哀叹。
建文初年，铁铉出任山东参政。李景隆奉命北伐，征讨朱棣，他负责督运粮饷，从不间断。李景隆兵败白沟河，单骑走德州，他感奋涕泣，退守济南。朱棣率军攻打三个月，济南岿然不动，无奈之下，决定掘开黄河大堤，水淹济南。铁铉反其道而行之，使用诈降计，派使者到燕王大营请降，请退兵十里，燕王单骑进城，军民恭迎大驾。不战而屈人之兵，朱棣大喜过望，骑着高头大马越过护城河，进城受降。说时迟那时快，城上的铁闸门急速落下，砸中马头，如果稍慢几秒，朱棣必将砸成肉饼。遭受此番羞辱，朱棣下令猛攻，济南依然牢不可破，只得退兵而去。铁铉乘胜追击，收复德州等地。建文帝随即晋升铁铉为山东布政使，不久又晋升为兵部尚书。
南京陷落，铁铉被俘，押解到朱棣面前。他不愿面对乱臣贼子，始终背身而立，口中骂声不绝。朱棣想看他一面而不可得，命令卫士割去他的耳朵、鼻子，铁铉依然不屈。卫士奉命割他身上的肉，塞到他嘴里，问他：甜不甜？铁铉厉声回答：忠臣孝子的肉，当然是甜的！
面对如此宁死不屈的硬汉，朱棣束手无策，下旨寸磔处死，也就是俗话所说千刀万剐，把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而不让他立即死去。整个行刑过程中，铁铉口中骂声不绝。恼羞成怒的朱棣命卫士扛来一口大锅炉，锅内是沸腾的油。铁铉的躯体投入锅中，顷刻化为焦炭。卫士们把他的躯体捞出，让他面向朱棣站立，竟然办不到。朱棣大怒，命太监们用铁棒挟持，使他面向北。坐北朝南的朱棣朗声笑道：你今天也不得不朝见朕了。话音未落，铁铉身上的沸油突然飞溅，太监四散而逃，尸体仍然反背如故。
铁铉死时年仅三十七岁。儿子福安、康安被处死。妻杨氏和两个女儿，发配教坊司为娼。杨氏病死，二女终不受辱，赋诗明志。姐诗云：
教坊脂粉洗铅华，一片闲心对落花，
旧曲听来犹有恨，故园归去已无家。
妹诗云：
骨肉相残产业荒，一身何忍而归娼，
泪垂玉筋辞官舍，步蹴金莲入教坊。
孟森《明史讲义》写到“靖难后杀戮之惨”，大为不解，感慨系之：“成祖以篡得位，既即位矣，明之臣子，究以其为太祖之子，攘夺乃帝王家事，未必于建文逊位之后，定欲为建文报仇，非讨而诛之不可也。故使事定之后，即廓然大赦，许诸忠为能报国，悉不与究，未必有大患也。即不能然，杀其人亦可成其志，而实则杜诸忠之或有号召，犹之可也；诛其族属，并及童幼，已难言矣；又辱其妻女，给配教坊、浣衣局、象奴及习匠、功臣家，此于彼之帝位有何损益？”分析得合情合理，又入木三分。颇具反讽意味的是，“以篡得位”的明成祖朱棣的心态，绝非谦谦君子所能洞悉。这或许是“靖难杀戮之惨”给予读史者最有价值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