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升在明朝的名声并不大，在当代中国却如雷贯耳。列位看官可能有些纳闷，此话当真？稍有一点年龄的人，可能记得，当年毛泽东所说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就是从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演化而来的。由于他的推崇，朱升声誉鹊起。
人们也许会问：朱升究竟何许人也？
朱升是元末明初一名大知识分子——一代文宗，徽州休宁人，徽州又称新安，他就有了这样一些桂冠：“休宁理学九贤”之一，“新安理学名儒”。这位经学大师所作《诸经旁注》（包括《论语孟子旁注》、《大学中庸旁注》、《诗经旁注》等），被誉为“辞约义精”。元末，被江南行省举荐为进士，随后出任池州学正，整顿学校成效卓著，大江南北学者闻风响附，云集池州，盛况空前。眼见时局日趋动乱，淡泊名利的他，辞去官职，隐居于歙县石门，沉潜于学问。
元至正十七年（1357），朱元璋率军攻下徽州。这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东面有张士诚，西面有陈友谅，南面有方国珍，要想在此站稳脚跟，并不容易。朱元璋接受大将邓愈的推荐，微服私访朱升，向他求教应对之策。朱升的对策十分简单明了，仅仅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群雄割据，逐鹿中原的形势下，成就宏图大业的最佳战略方针，就在这九个字当中。所谓“高筑墙”，就是攻城略地之后，必须稳固防守，建立根据地。所谓“广积粮”，就是在根据地筹集粮食等战略物资，从长计议。所谓“缓称王”，是最为深谋远虑的一招，与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的较量，胜负未定之前，千万不可自封为王，以免成为众矢之的。
遥想东汉末年群雄割据之时，孙权写信给曹操，怂恿他废掉汉献帝，自己称帝，曹操一眼就看穿了孙权的阴谋：这小子想把老子放在炉火上烤啊！朱元璋当然明白其中的道理，对朱升的建议佩服得五体投地，留他在指挥部当军师，运筹帷幄。朱升出谋划策，为大明王朝的建立，贡献自己的学识，很多制度和文件多出于他的手笔，深得朱元璋的信任与眷顾，恩宠仅次于李善长、刘基，其他文臣无法与之比肩。程好礼在为朱升文集（《朱枫林集》）所写的序言中说：“（高皇帝）其信任眷顾之隆，自韩国（李善长）、诚意（刘基）而下，一时文臣莫及也。”最为突出的是，朱元璋鉴于他年事已高，特别恩准他“免朝谒”——享有免于每天上朝的特权。
值得注意的是，明朝建立以后，他的官职并不高，职权也不大，两年中主要从事一些文字工作。难道是工作能力问题？既不适合军事，又不适合行政？
洪武元年（1368）三月，朱元璋要儒臣编撰《女诫》，任命刚刚晋升翰林学士的朱升“总其事”，担任主编。这是一本告诫内宫皇后嫔妃的道德教化书籍，朱元璋在谕旨中宣布了他的宗旨：要治理天下必须首先整顿家庭，整顿家庭之道必须从严谨夫妇关系开始。后妃虽然母仪天下，但是不可以干预朝廷政治事务；如果恩宠过分，就会导致骄横恣肆，上下失序。朱升根据皇帝的指示，搜集历史上贤惠的皇后嫔妃事迹，作为典范，使得后世子孙知道应该秉持的道德操守。《女诫》编成后，成为“皇明祖训”之一。
洪武二年正月，朱元璋又交给朱升一项工作，撰写《斋戒文》。他当过和尚，对于祭祀斋戒之类特别注意，强调：凡是祭祀天地、社稷、山川等神祇，为天下祈福，应该下令百官斋戒，仪式的参与者，前四日“戒”，后三日“斋”，一共七日。时间太久，人心容易懈怠。专心致志斋戒七日，可以感动神明。朱升按照皇上的谕旨，写成了《斋戒文》，后来成为律令。
建国后朱升的主要工作，似乎就是这些，和建国前业绩相比，差距太大了。
朱元璋写给他的《免朝谒手诏》，列举了他在开国大业中的贡献：“尔察历数，观天文，择主就聘，首陈三策，朕实嘉行。新安款降，不俟兵刃，四方之士，杖策而来，皆卿齿德俱尊倡之也。”所谓“首陈三策”，就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所谓“四方之士，杖策而来”，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推荐“浙东四先生”。朱元璋打下婺州后，询问朱升：附近的处州是否可以征讨？朱升主张攻打处州，他说：处州有刘基、叶琛、章溢，都是辅佐帝王之才，必须打下处州，才可能把他们罗致麾下。打下处州后，被人们誉为诸葛亮再世的刘基首先应召前往，叶琛、章溢接踵而至，不久婺州的宋濂也来归附。这就是名闻遐迩的“浙东四先生”，对于明朝的开国事业，各人都有卓著的功勋。朱升的大力推荐，功不可没。
声誉隆盛的朱升，为什么在明朝建立的第二年就突然辞官归隐了呢？
原因可能很多。比如说，当时他已经年逾七旬，而且多病，是到了告老还乡的时候了。又比如说，他对功名仕途一向看得很淡，元末就辞官归隐过，明初再次归隐，不足为奇。明朝刚一建立，他写的《梅谷隐居序》，对朋友在梅谷隐居不胜羡慕之至，说：我又老又笨，在官场每天目送来往的车尘，无法和你一起享受同游的乐趣。荣归之时，一定和你盘桓于梅谷，共同把玩疏影暗香的奇趣。这是文人雅士常有的志趣，多数是说说而已，当不得真。
朱升之所以在洪武二年急急忙忙地急流勇退，完全是出于政治考虑——明哲保身的自谋策略。正如一位诗人祝贺朱升归隐的诗句所说：
掀天事业乾坤内，开国功勋宇宙间。
明哲保身归隐后，翰林声价胜侯王。
归隐历来是高官们明哲保身的一种选择，以舍弃权力、地位以及与此关联的利益，来谋求“保身”，并不是每一个高官都乐意的选择，何况归隐未必一定能够“保身”，但是，舍此没有别的退路。对于朱升而言，实在是无可奈何之举。
长期在朱元璋身旁朝夕相处，朱升对此人的秉性有透彻的了解，一言以蔽之：猜忌刻薄。成为皇帝以后，更加变本加厉，继续与之共事，必无好下场。但是这种担心又不能作为辞官归隐的理由，直白地讲出来。
洪武二年三月，朱升向皇帝请求“归隐山林”时，皇帝朱元璋为了挽留他，表示要给他更高的官衔，朱升婉言谢绝。两人之间有一场微妙的对话。
朱升说：之所以不敢接受更高的官衔，是因为我的儿子福分浅薄，不敢叨受天恩。
朱元璋问：你有几个儿子？你不接受更高的官衔也就算了，为何不让你的儿子来辅佐我呢？
朱升被皇帝的恩情感动，流着眼泪回答：臣只有一个儿子，名叫朱同，事君之忠有余，保身之哲不足，因此不希望他做官，恐怕他日不得老死家乡。
朱元璋面露不悦之色，说道：呵，这是什么话！我和你虽有君臣之分，却情同父子，有什么嫌，有什么疑，顾虑到这一步？
朱升坦白地回答：并非臣的顾虑，但愿陛下哀怜老臣，免臣的儿子死罪，赐以完躯，就是万幸。
朱元璋被声泪俱下的朱升感动了，决定赏赐朱升父子“免死铁券”。此类赐给开国元勋的“免死铁券”，有一种大体统一的格式：先是肯定此人的功劳，然后说“论功行赏，朕无以报尔”，“兹与尔誓，除逆谋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
皇帝赏赐的“免死铁券”真的可以“免死”吗？不见得。朱升在洪武三年（1370）病逝，可谓寿终正寝。他的儿子并没有享受到“子免一死”的恩宠，已经担任礼部侍郎的朱同，被卷入“胡惟庸党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处死刑。朱元璋特别开恩——“赐自缢”，给了他一个完尸，已经皇恩浩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