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创建“八旗制度”。这种制度是“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的军政合一，又是“出则备战，入则务农”的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形式。具有行政管理、军事征伐、组织生产的三项职能。它是在统一战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是由女真人狩猎时实行“牛录”组织演变而来的。当时“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10人中立一总领，属9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意为大箭）厄真（意为主也）。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在这种“牛录”组织的基础上，并参考其先世金朝猛安谋克制度，正式创建旗制，设立四旗，即黄、白、红、蓝四色，规定每300人编为一牛录，每牛录设牛录厄真1人，管理该牛录的一切事务，到了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因“归附日众，乃析为八”，在原有四旗之外，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黄、白、蓝均镶红边，红旗则镶白边，合为八旗，并规定300人为一牛录，设牛录厄真1人，五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厄真1人，五甲喇为一固山，设固同厄真1人，副职2人称美凌厄真。固山厄真即旗主，领有步骑7500名。努尔哈赤是八旗的最高统帅，并有巴牙喇（直属精锐卫队）5000余骑，各旗旗主也有人数不等的巴牙喇。当时努尔哈赤领两黄旗，代善（努尔哈赤二子）领两红旗，皇太极（努尔哈赤八子）领镶白旗，莾古尔泰（努尔哈赤五子）领两红旗，杜度（努尔哈赤长孙）领正白旗，阿敏（努尔哈赤侄子）领正蓝旗。他们是每个所辖旗的最高统治者，掌握军事、行政和组织生产的大权，八旗之间是平行关系。所以“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奴酋（努尔哈赤）令于八将（八旗主）八将令于所属柳累（牛录）柳累将令于所属军卒，令出不少迟缓”。而（牛录）是八旗制度的基层单位，它是以地缘为主，血缘为辅组成的，牛录厄真下设代子2人为副职，再置4名章京，4名拨什库，并把300人组成牛录，分编成4个塔坦（即村或部落），一章京和一拨什库管理一个塔坦的各种事情。可见八旗制度是一套完整的军事组织和政权的统治机构，它把分散的女真各部都组织在旗下，进行生产和战斗，保证了统一战争的胜利。
其次，兴筑城池。努尔哈赤原居二道河村南山上，“土垒方里”，城高10余尺，“无雉堞、射台、隔台、壕子”，该城十分狭小简陋，俗称旧老城。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在苏子河与嘉哈河交汇处的不岸，“因山为城，垒土为郭”，“周四里，南一门，东二门，北一门”，称为赫图阿拉，俗称老城。1605年，努尔哈赤又加筑一道外城，城高6丈，作门8处，该城“杂筑土石，或用木植横筑之，城上环置射箭穴豆、状若女墙，门皆用木板”。由上可见，赫图阿拉有内外城，当时内城居住着努尔哈赤及其贵族，外城居住着旗兵，而奴隶则居于城中，各种工匠皆居城外，全城约有3万多人。赫图阿拉城不仅规模大了，而且有一定的布局，它是努尔哈赤管辖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再次，选人才，设议政，理诉讼。由于统一战争使疆土不断扩大，人口日益增多，管理事务也繁忙了。努尔哈赤为了进行统治，需要大批官员，采取推荐和选拨方式，并指出选择时不要看血统，而要看才德，是否有一技之长，符合条件一人予以录用，使之执政。1615年设议政五大臣，与八旗旗主一同议政，参决机务，“每五日集朝一次，协议国政、军国大事，均于此决之”，这种联席议政制是建州政治、军事的中枢决策机构。与此同时，还颁布法制，命扎尔固齐10人，分任庶务，负责审理诉讼案件。如有刑民案件，先由扎尔固齐10人审问，然后报告五大臣，再由五大臣复查，并把案情告诉诸贝勒，讨论议决。如果原被告一方不服，可以申诉，由努尔哈赤查明情由，最后裁决。虽然当时法规还很原始，有些是习惯法，有打、罚、处死等刑，但是努尔哈赤十分强调要有法规，使每个人预先知道，有所遵循，从而改变了以往随意处分，说打就打，说罚就罚的混乱状况，建立了层层会审制度。
第四，创制满文，开采金银矿产。努尔哈赤早期，原先的女真文已不通行，此时女真人只有自己的语言，而无本民族的文字，“凡属书翰，用蒙古字以代言者，十之六七，用汉字以代言者，十之三四”，这种情形当然不能适应新的形势。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两人，以蒙古文字母与女真语音拼成满文，此种满文，又称无圈点满文，尽管老满文的文法不完备，缺点很多，但是作为本民族文字，开始应用推广，这标志着女真社会向前迈进了一步，矿产的开采，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增强了满族的经济实力。
努尔哈赤推行以上各项措施，无疑是为了加强和巩固以他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但是，这些措施是统一战争产物，它又反过来推动了统一战争，而这场统一战争是进步的，对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加强各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都起着积极作用。努尔哈赤顺应历史潮流，基本上完成了统一女真诸部的历史使命。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遂称汗登位，建立“大金”（史称后金），改元天命，他把分散的女真诸部统一在后金地方政权之下，因而使后金力量迅速壮大，成为与明朝中央政府相对抗的强大的地方势力。
§§§第二节 萨尔浒之战后金乘胜入辽沈
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的领导下迅速崛起，努尔哈赤筑造宫殿，建立年号，招兵买马，想成就一番大事。明朝政权则加强对后星政权的防犯，对建州实行经济封锁。努尔哈赤在准备了2年之后，命第八子皇左极监国，亲率2万劲旅，于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后星天命三年）春，到天坛祭天，领布了讨明檄文：“满洲国主臣努尔哈赤谨昭于皇天后土曰：‘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明虽起衅，我尚修好，设碑立誓，凡满汉人等，无越疆围，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故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逾疆场，肆其攘夺，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里方吉纳，胁取10人，杀之边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收获，遣兵驱逐，恨五也；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诟詈，肆行凌侮，恨六也；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党之，胁我还其国，已而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之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成，逆天意者败而亡，岂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初扈伦诸国，合兵侵我，天厌扈伦启衅，惟我是眷，今助天遣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恨七也。欺凌实甚，情所难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谨告。”
努尔哈赤以杀父祖，遣兵助叶赫防御等“七大恨”作为伐明的檄文，兵分两路，命左翼四固山兵攻东州、玛根丹（均在今抚顺南面）二城，自己率领右翼四固山兵攻抚顺。汉人范文程献计劝降。抚顺守将李永芳本是一个没用的人物，闻满洲军入境攻城，已吓得没有主意，见到努尔哈赤劝降书，就举城投降了。明朝辽东巡抚李维翰急遣广宁总兵张承荫，辽阳副将顾廷相率兵1万来战，双方在抚顺城10里处交战，自日中到傍晚，两边都余勇可贾，不肯退兵。两军阵战坐土飞扬，天昏地暗。明军火炮虽猛，都没有防备多铎见勤率领，后金兵杀来，张承荫腹背受敌战死，士卒十损七八。后金兵获马9000匹，甲7000副，器械无数。7月，努尔哈赤又率八旗兵进入鸦鹘关，围攻清河城，明将邹诸贤固守抵抗，结果城破被杀，接着后金又占领一堵墙，碱场二战。努尔哈赤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不但使“全辽震动”，而且北京也“举朝震骇”，就连饱食终日、万事不理的神宗皇帝也深感“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
明朝为了安定辽东，巩固其统治，早日把后金势力镇压下去，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后金的战争。然而，由于明末政治腐败，驻守辽东的明军业已腐朽不堪，名义上虽有8万多人，实则能作战的不过1万多人，而且兵备松弛，士气颓靡，“累年以来，不修兵具，朽戟钝戈，缓急不足为用，金鼓几于绝响，偶令之截杀，股栗腕战，面孔殊无生色”，这样的军队实在不堪一击。所以明朝政府只好“以倾国之兵，云集辽沈，又招合朝鲜、叶赫”，可是从全国各地征调的军队也和辽东明兵一样腐朽，许多人“伏地哀号，不愿出关”，不少将领“哭而求调”。由此可见，明朝出师并无取胜的把握，只是打一场孤注一掷的冒险战争。
明朝命杨镐为辽东经略，以杜松、李如柏刘蜒等为副，调兵筹饷，经过9个多月的准备，到了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的4月，赴辽的明军都先后到达，再加上胁迫征调的1．3万名朝鲜兵，总共有10万余人，号称47万大军。杨镐与诸将议定，分四路进攻后金，总兵刘蜒率军出宽甸由东；总兵马林率军出三岔口由北；杜松率军出抚顺关由西；李如柏率军出鸦鹘关由南。其中以西路杜松为主力，皆直指赫图阿拉。此外，王绍勋总管各路粮草，杨镐坐镇沈阳，明廷被自己的虚张的声势所欺骗，洋洋得意地认为“数路齐捣，旬日毕事耳”。
努哈赤掌握了明军的战略部署和行动计划，正确地分析了形势，认为明军是采用分兵合击，声东击西的战术。努尔哈赤说：“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因此，只派500人抵御和阻滞南路的刘蜒军，而把全部兵力集中起来，打击从西而来的杜松的明军主力，所谓“凭尔几路采，我只一路去”。这一部署是正确的，因为从兵力上看明军有10万多人，而后金只有6万人，处于劣势。但明军分成四路，兵力分散，再加上刘蜒，马林和李如柏三路山高水险，行军困难，一时不易到达，只有杜松一路出抚顺，渡浑河，沿苏河而上，道路平坦易行，两日就可到达赫图阿拉。努尔哈赤以6万人对付杜松的3万人，才能够在战役上稳占优势，取得主动权。于是他亲自统率八旗大军迅速开赴西线，阻击明军。两军在萨尔浒一带相遇，揭开了著名的萨尔浒战斗的序幕。
这次战役，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萨尔浒、吉林崖战斗。杜松一路于二月出抚顺关。时值隆冬，塞外天寒地冻，明军出师不利，人马被冻伤大半。杜松立功心切，令军士冒雪西进，于四月抵达萨尔浒山。努尔哈赤急令长大代善率两旗兵力防守构筑界凡城，阻挡明军东进。于是杜松留下2万人驻守萨尔浒，自领1万人攻打界凡城，把已经分散的兵力再行分散。此时，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已到界凡以东，迅速地抓住了各个击破的战机。他说：“先破萨尔浒山所驻兵，此兵破，则界凡之众，自丧胆矣。”便派代善，皇太极带领两旗截击杜松，自己亲率六旗猛打萨尔浒的明军，明军遭到突然攻击，纷纷逃往萨尔浒河西岸，结果在得力阿哈一带全部被歼。而杜松在吉林崖下，陷入重围，被流矢击中，坠马而死，全军覆没，“伤者漫者遍野，血流成渠，军器与尸冲于浑河者，如解冰旋转而下”。
第二阶段是尚间崖、斐芬山战斗。4月14日，马林率明军与叶赫兵出三盆口，扎营于富勒哈山的尚间崖，派潘宗颜领一军驻守斐芬山，又遣龚念遂率一军守卫斡辉鄂模，互为犄角，彼此声援。
努尔哈赤在西线消灭明兵主力以后，乘胜挥戈北上，十五日，后金兵首先击溃了驻守斡辉鄂模的明兵，随后又攻打尚间崖，明兵大败，马林仅以身免，逃往开原。斐芬山的明军也被攻灭。
第三阶段是阿布达里冈、富察战斗。四月十日，刘一路出宽甸，此路明军虽然出师最早，由于山道陡峭，大雪封山，进军迟缓，迟至15日才到达深河。后金的少数守军沿途拦截，且战且退，竭力阻滞明军的前进速度。十六日，刘挺进抵阿布达里冈，姜弘立率领朝鲜兵到达富察（富车）距离赫图河拉还有五六十里。
这时，努尔哈赤已在西北两路获胜，立即派扈尔汉、阿敏、代善、皇太极先后出发，日夜兼程赴赴东线，很快在东线集中了3万多人，“隐伏山谷”，待机而动。明军却焚毁村寨，“分掠部落”，并无戒备地前进。后金军“不意突出，冲断前后”，刘战死，全军覆没。辽阳总兵刘，身经百战，临危不惧，挥舞战刀，奋力拚杀，结果战死疆场。代善随之集合八旗兵，攻打富察一带的朝鲜军，姜弘立的军营被紧紧围住，“孤阜狭隘，人马倡侧，屡日饥卒，兼之焦渴，欲走则归路已断，欲战则士皆股栗，至有抛弃器械，坐而不动者，事无可为”，于是姜弘立以下，全军投降。
杨镐惊悉三路丧师，急令李如柏撤兵，明朝四路大军只有这一条路逃脱了败灭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