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日军入侵，福清沦陷，陈振先遂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并且积极发动斗垣、星桥等村群众参加游击队。8月4日，长乐抗日游击总队获得日军行动情报，决定协同福清抗日游击队联合挑选了48名战士组成“敢死队”，乘夜进入琅尾港南岸榕树林里埋伏。夜十点许，当日军第一艘汽艇进入游击队视野仅距十多米时，队员们随着一声令下即集中火力猛烈射击，打得日军晕头转向，乱作一团，纷纷跳水逃命，陷进泥沼的日军则成了游击队的活靶。游击队当场即击斃了日军司令田中岛和日寇多人。当日军第二艘汽艇赶到企图反击时，游击队已无一伤亡地安全撤离。陈振先在这次伏击战中，表现得十分勇敢、沉着，荣获抗日银质奖章。
9月，日军撤出福建沿海地区，抗日游击队化整为零。陈振先接受组织安排，到沙县省立福州第一中学（简称“福高”）就读，并仍然从事学生运动。此间，他还根据长乐琅尾伏击战事迹，创作了一篇小说《战士的血》，大大激发了师生的爱国热情。
在“福高”就学期间，陈振先团结同学，积极组织文艺研究会、读书会，并在墙报与刊物上撰文痛斥时弊，抨击反动派。平时，他又十分关心并帮助流亡来校学习的外省贫困同学。尽管自己经济也十分拮据，但他还是节衣缩食，解囊相助。校总务处老是贪污学生的伙食费，学生们不满，反受到反动教官的斥责。于是他就同学生代表一起找校训部主任兼三青团沙县点团部干事长钱念文反映情况，不期反遭到谩骂和威胁。这更激起了广大学生的气愤。于是，陈振先当夜便集合了千余名学生，把钱念文拉到操场上理论。在理屈词穷的情势下，钱念文只得认错。对“福高”学潮，反动的学校当局对陈振先处以留校察看处分。经组织批准后，陈振先便主动离开学校回福清家乡继续革命。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陈振先奉命到福州开展城市工作，秘密在省立医学院等学校知识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福州第二市委并担任福州第二市委书记。
1946年秋，党组织调陈振先回闽中工作。翌年春，闽中特委改为闽中地委，陈振先被推选为地委委员，受任宣传部长兼福平工委书记。
1947年三四月间，陈振先在应命回福清筹划武装暴动的半年多时间里，在江镜地区发动群众，组建了一百多人的游击队。游击队首先镇压了国民党县党部陈文辉和叛徒何阿坤等人，拉开了“龙高（指福清的龙田、高山二乡镇）暴动”的序幕。对此，国民党反动派甚为惊慌，派省保安团胡季宽率千余人分水陆两路来龙高地区围剿，于是，这支队伍只好转战到戴云山区，开辟新战场。
1947年5月10日，陈振先奉命到福州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并寻找当年“龙高暴动”失散的同志，不期被叛徒何祖庆、何祖建出卖，在福州潭尾街尤溪会馆执行任务时，同陈亨尧、陈清俤等同志一起被反动派逮捕。他在狱中受到十多次的严刑审讯，始终横眉冷对，泰然自若。在每次受刑后，他还坚持赋诗撰文，抒发革命豪情。其英勇顽强之革命精神，甚至令羁押所的一位看守感动。陈振先深知自己是身负重任的共产党人，敌人是绝对要对他下毒手的，于是他在给战友的诀别书中写道：“反动派你有着枪与大刀，而我们却有的是血和意志，你活埋掉我们的躯体，那就更会长存了由它上面所开出来底复仇的鲜花；‘血债惟有以血来偿还’……让暴风雨来得更厉害些吧！……愿你们勇敢地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向前迈进吧！”他给母亲和弟妹的遗书，则以宋代爱国诗人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的诗句自勉。同时，他也希望亲人们要抑住悲伤，要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念：“目前虽是黑暗重重，然这正是黎明前的象征，请你们安心等待吧。度过了这冷的严冬，春天一定就会来到人间了！”
看了振先同志临死前这爱憎分明的感情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自然让笔者联想起黄花岗革命烈士林觉民在参加广州起义前夕写给其父和爱妻陈意映（亦为螺洲店前村陈氏族人）的“绝命书”。两者何其相似。
1947年10月30日，我们这位年仅25岁的共产党人陈振先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他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实践了民族英雄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言正气。陈振先烈士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革命一家”附介
陈振先的祖父陈国祥、祖母俞灯家，虽然是一对普通的农民夫妇，可都同情和支持革命。他们不仅支持全家人参加革命，而且还长期冒险掩护地下党领导和受伤同志，给予他们治疗和悉心照料，甚至将自己办后事的钱都献出来作革命经费。结果，他们惨遭国民党清剿部队吊打并折磨至死。
陈振先的父亲陈宏宇年青时就积极参加在福州开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他福建政法学院毕业后，便回福清任海口小学校长，秘密掩护中共福清县委副书记何文成从事革命活动。除了积极支持才十来岁大儿子陈振芳参加“龙高暴动”外，他自己还积极组织农民抗税与抵制日货活动，因此被反动派以通共罪加以毒打，不久便含恨离世。
陈振先的母亲夏淑琼在他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即1931年也投身革命，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福清游击队，先后在福清多地及长乐、闽侯、福州等建立地下党地下交通站。在抗日战争时期，她让五个子女都参加了革命活动。大儿子陈振芳在“文革”中受到迫害时，她虽忧虑有加，但坚信自己的儿子是忠于祖国和人民的共产党人；二儿子陈振先的壮烈牺牲更给这位革命妈妈以巨大的精神打击，但她还是化悲痛为力量，坚强地挺住了；当童年就参加革命的三儿子陈振亮在“文革”中遭受迫害时，她告诉儿子“孩子，别怕，党还在，真理还在，妈知道你是好人……”
在夏淑琼的教育、引导和影响下，大女儿陈辉容、二女儿陈辉明、长媳王贵轩、三媳戴淑庚以及两个女婿刘景业、王一平纷纷走上了革命道路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都担任了省、市级领导职务。
1980年，这位令人可敬可钦革命老人在83岁高龄光荣离世。
一生命运多坎坷 四起三落演传奇
传奇人生陈矩孙
陈矩孙（1913—1987），又名陈絜，为陈宝琛嫡孙。
1927年，陈矩孙考入由外国教会创办的福州英华中学。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大革命的浪潮之中，反帝反封建的思潮使他深受教育和启迪，于是开始阅读进步书籍与刊物，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1930年后他在福州参加了共青团和反帝大联盟。
1933年，福州英华学校毕业后，陈矩孙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燕京大学国文系，后又转入历史系学习。在学期间，他贪婪地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及《共产国际通讯》等进步书刊，从而极大激发了他的革命热情。他积极投身于北平的爱国学生运动，并且在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和北平学联中都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
1934年，陈矩孙与姚依林取得联系，向他汇报了自己的经历，姚便介绍他给北平学联的“人民武装自卫队”。在学生运动中，他自觉接受了党的领导，以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和日益积累的丰富经验，正确把握着学生自治会的政治斗争方向。
1935年11月，北平学联第一次会议召开，陈矩孙和姚依林等都是会议的重要的组织者，并且负责起草会议宣言，大力宣传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和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尤其在“一二.九”运动前夕，陈矩孙以学联干部的身份做了大量的思想鼓动工作，组织了以燕京大学革命学生为主体的学生队伍，使其成为“一二.九”运动的革命中坚力量。
1936年，经姚依林（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等人的介绍，陈矩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燕京大学地下党支部成立时，陈矩孙便担任了党支部书记，继而又担任了北平西区区委书记、北平学联团书记和北平市委秘书等重要职务。他在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的领导下，积极开展革命工作，在爱国学生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7年，组织上又让陈矩孙参加了共产第三国际工作，更深入地投身于北平市的抗日救亡斗争中。当时，由于在北平地下党内的王明“左倾”残余仍然存在，一些人并不赞成搞抗日统一战线，怀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方针，认为陈矩孙等人的主张和作法是“越轨”，于是陈矩孙便被无理开除了党籍。
但陈矩孙并未为此消沉，1938年夏天，他便与一些革命青年同赴革命圣地延安。到了延安后，他即向刘少奇同志汇报了北平市委内部的情况和自己被开除党籍的事情。其实，当时党中央已了解实情，所以刘少奇亲自为他恢复了党组织关系，并安排他在中共中央编译部担任编译员工作。
为提高陈矩孙的马列水平，中央机关还派他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不久，他又随刘少奇到河南以及新四军驻地大洪山地区开展革命工作，同时参加了中原局的筹建工作，还一度担任刘少奇的秘书。
1940年，陈矩孙受组织上的派遣，返回燕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攻读研究生课程并从事学生运动，从而方便与校内外一些进步教授进行广泛联络，并通过他们与美国驻华使节司徒雷登、夏仁德等取得联系。在广泛交往过程中，他很好地宣传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同时通过一定的渠道收集了不少敌方情报。
1941年12月5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引发了太平洋战争。此时，日本特务对陈矩孙产生了怀疑，连夜追捕他，但中共北平地下党早已安排让他离开了。此后陈矩孙便失去了与党的联系。他跑到上海，继又赴江西，最后回到了福建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42年返闽后，他曾参加著名人士羊枣、程是龄等人发起的永安抗日反蒋斗争，同时利用自己家庭的社会关系和影响，凭借着燕京大学研究生的身份，担任了国民党政府参议，在永安文化界公开开展活动，宣传共产党抗日爱国的统一战线政策，并通过各种关系做当时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的思想工作，劝刘以民族大义为重反对内战；同时，努力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少数反共顽固派，为党领导下的永安文化界抗日爱国反蒋活动做了大量工作。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窃取革命胜利果实而挑起了国共内战。此时，陈矩孙接受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曾镜冰的指示，参与了发动群众及争取国民党中上层人士的工作。1946年1月，他在福州被重新吸收为中共党员，并担任了中共闽浙赣省委社会部部长和中央军委福建情报处顾问。当福建省临时参议会成立时，他则以社会名流的身份参加参议会的一些活动，积极联络各派政治力量打击反动势力，同时受中共中央社会部指示，说服时任福建省银行总经理许显时起义，并参加了对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的策反工作。另外，他又参与福建民盟的筹建的工作。
1948年底，陈矩孙由上海返回福州时适逢福州地下党内发生了“城工部事作”。他无端受到了牵连，人生中第二次被开除党籍。但他并不灰心，而是积极参加了民盟、民革等进步组织活动，在党领导的第二条战线上发挥了骨干作用。
1949年3月，陈矩孙与中共驻香港华南局的潘汉年取得了联系，继续策动和推动福建省银行总行及香港分行的起义工作，巧妙安排共产党员入行工作，为保护福建人民的财产作出了积极贡献。
福州解放后，陈矩孙又由香港返回福州，积极参加新政权的建设工作。之后他在省公安厅和有关统一战线团体中，为维护社会治安和国民经济的恢复，默默无闻地奉献出自己的力量。
1954年到1957年，陈矩孙被福建师范学院历史系聘为讲师，1957年起连任福建省政协第二、三、四、五届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陈矩孙被下放到闽北浦城山区进行“劳动改造”。
1983年12月，中共福建省委拨乱反正，不仅给陈矩孙平反，而且恢复了他的党籍。他第四次入党，但党龄却是从1946年1月算起。是时，他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仍积极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各项政策，努力发挥余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自己的无私奉献，因而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敬重。
1987年4月5日，陈矩孙于福州不幸病逝，享年75岁。
陈矩孙人生中四起三落的非凡革命经历，演绎了一位忠诚共产党人的革命传奇，诚令人可钦可敬，螺江陈氏家族也都为之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