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是个小州，人口很少。州城位于南北东西长宽二十里左右的平坝中，四面崇山峻岭。太平军分兵防守城外各要隘：南守水秀（俗名水窦）、莫家村；北守上阳村、龙眼塘；并于各险要处竖木栅，筑土垒，掘壕沟，建炮台，埋地雷，准备长期固守。这时，太平军已达三万七千人，其中精壮能战者约六千人。
太平军占领永安的次日，乌兰泰率领其本部及别部清军共约六千人追至城南二十余里的文圩，28日又进至佛子村一带。接着，总兵刘长清、李能臣等率云、贵等省兵四千余人赶至永安西北的古排塘一带。以后，清军又大量增加，众达三四万人，四面包围永安，主要取南北夹攻之势。向荣自官村大败逃往平南后，不久经藤县、梧州绕至昭平，当时已被清廷革职，但仍“随营效力”。10月19日，向荣派总兵李瑞率兵一部由昭平向永安逼近，在永安城东二十里之古苏冲遭到太平军伏击，大败而逃。向荣闻讯，丧魂落魄，不久即托病逃往桂林，所部各军暂由巴清德统率。
由于太平军防守十分严密，清军围攻永安数月，仍然不能得逞。1852年（咸丰二年）1月15日，咸丰帝下谕斥责赛尚阿“旷日持久，尚无制胜之谋”，令他亲赴前线，采取“层层逼近，前剿后应”的部署，聚歼太平军于永安。同时，令其严明赏罚，以“申纪律而振军威”；随时酌量裁撤勇团，以节饷糈；注意收买太平军中的动摇分子，以为内应。此外，还明令向荣复职。咸丰帝的上述谕令，既反映了清廷妄图围歼太平军的急迫心情，也反映了清军战斗力不强和清廷财力不足的困难处境。
太平军在永安一面抗击敌人的进攻，一面进行军政建设。1851年12月17日，天王洪秀全下诏分封五王：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诏令还规定，“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此外，在永安还颁行天历，并进行了内部肃奸工作，揭露和打击了内奸周锡能等人的破坏活动，进一步巩固了革命队伍，提高了太平军的战斗力。
太平军在桂平、武宣、象州等地与敌转战大半年之后，在永安停下来进行休整固然必要，但是，长期聚集于四面环山的小城市，很少积极出击，这在军事上是不足取的。当时，包围永安的清军众达四万余人，如果他们利用四周的有利地形，严密封锁各隘口，太平军就有被围歼或困死的危险。幸清军统兵大员赛尚阿是个“来历行阵”的蒙古贵族，优柔寡断，缺乏主见，而前线主将向荣与乌兰泰又意见不一，以致南北两路清军各行其是，互不协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军才得以在条件并不有利的永安停留半年之久。
1852年2月中旬，赛尚阿在咸丰帝督舍下，由广西阳朔赴永安前线督师，命令南北两路清军日夜轮番进攻。太平军顽强抵抗，与敌人鏖战月余。清军伤病交加，减员甚多，进展甚微。但太平军也因长期困守，“粮草殆尽，红粉（火药）亦无”，食盐更为短缺，决定突围。
永安的南北大道都有清军重点把守，但城东古苏冲仅有一千余团勇驻防，是清军包围圈的薄弱环节。4月5日，太平军冒着大雨从古苏冲突破清军的包围，向昭平西北之仙回前进。乌兰泰和向荣闻讯，立即提兵追赶截杀。太平军后队损失千余人。为了摆脱被动，太平军决定利用龙察岭大峒山谷地的有利地形，以重兵设伏，歼灭清军追兵。8日上午，清军进入伏击圈，太平军乘大雾迷漫，从四面八方突然向清军发起攻击。由于道路狭窄，天雨地滑，清军人马拥挤，不能列阵，枪炮亦无法施放。太平军将敌人前后围裹，左右冲杀，半日之间，歼清军总兵四人及兵弁二三千人（一说四五千人）。事后，赛尚阿受到降四级的处分，向荣和乌兰泰则被革职留任。
太平军永安突围成功，为以后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条件，因而在太平天国前期战争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四）北攻桂林，进占全州
大峒山伏击战胜利后，太平军取道山间小径，过牛角瑶山，然后出荔浦之马岭，经阳朔之高田，临桂之六塘，前锋于4月18日进抵桂林城下。桂林是广西的首府，城墙高厚，但当时清军守兵仅千佘人。向荣自大峒山败后，判断太平军将进攻桂林，急率清军千余，日夜兼程，抢在太平军之前进入该城，督饬守城兵勇团练紧急设防。5月3日，乌兰泰也率前队数百人驰抵桂林南门外之将军桥，被太平军炮火击伤，8日死于阳朔。不久，清军各处援兵赶到，城内外兵力增至二万余人。太平军使用了大炮和吕公车等攻城器具，围攻月余，水陆二十四战。但因城坚，始终未能攻破，便于5月19日夜撤围北上，向湖南进军。
5月22日，太平军攻破兴安。25日路过全州时，南王冯云山被守城清军炮火击中，身受重伤。于是，太平军决心攻下该城。这次战斗中，太平军首次成功地使用“穴地攻城法”，于6月3日轰塌全州西门城墙二丈余，乘势攻入城内，杀知州曹燮培以下千余人。
全州为广西湖南两省交通孔道，在太平军围攻期间，广西清军约二万人（一说一万五千，一说七千人）陆续往援。湖南巡抚骆秉章也闻讯告急，咸丰帝命赛尚阿加强湖南衡州（今衡阳市）、长沙防务，以水路为重点，控制要地，以阻止太平军进入湖南。
6月5日，太平军撤出全州，分水陆两路沿湘江北进。全州北面十里之蓑衣渡，是湘江上游的一个险要渡口。这一带重峦迭嶂，树木参天，河床狭窄，江水湍急。湖南永州（今零陵）知州江忠源为阻扼太平军北上，在渡口北面三里的水塘湾江中竖木栅，构筑木堰，以楚勇千余在西岸设伏，并飞函在后追赶太平军的总兵和春派兵在东岸阻击。水路太平军在此遭到伏击，船队受阻，不少船只被击沉。幸和春没有派兵赶到东岸，水路太平军得以弃船登岸，但辎重尽失。陆路太平军亦于西岸遇伏，一面力战，一面夺舟东渡。太平军与清军在蓑衣渡附近激战两昼夜，彼此均有较大伤亡。这时，冯云山伤势恶化，10日不幸牺牲。太平天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太平军自金田起义以来，在广西境内转战了一年半的时间，攻城夺邑，屡败清军，极大地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斗志。洪秀全、冯云山等选择阶级矛盾特别尖锐、反清力量相当活跃，而反动统治相对薄弱的广西为发难地，以偏僻的山区为基点，秘密地宣传和组织群众，并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起义的领导核心，进行了较充分的军事准备，趁清军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对付天地会起义武装之际，不失时机地点燃武装革命的火炬，这是金田起义所以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起义后，为了摆脱敌人的“围剿”，扩大革命声势，解决粮食军需等问题，决定立即向外发展，这也是正确的。不足的是，起义的领导者没有及时制定一个明确的战略计划，缺乏进一步动员和武装群众的有力措施，也没有主动联合天地会起义武装共同对敌。特别是全军在四面环山的永安小城停留了半年之久，与愈集愈多的清军就地对峙，以致丧失了在群众条件和地理条件很好的广西地区打开局面，创建革命根掘地的有利时机，造成战略上的失着。尽管如此，太平军在转战广西各地的过程中，经受了战争的锻炼，队伍日益扩大，战斗力不断提高，为以后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北攻湘鄂与东取金陵（1852年6月～1853年3月）
一、道州决策
太平军撤出全州后，原拟沿湘江北进，直取长沙，因在蓑衣渡受挫，遂东渡湘江，由陆路进抵湖南永州城西。由于潇水阻隔，未能攻克永州城，只得挥师南向，取道双牌，于1852年6月12日占领湖南道州（今道县）。该地“四面山险，惟一线可通，鸟道崎呕，人力难逞”，利于守而不利于攻。太平军占领道州后，广西布政使劳崇光与总兵和春虽带领清军一万二千余人尾随而来，但均系屡为太平军所败的疲惫之师，仅能围堵，不敢强攻。于是，太平军在此得到一个休整补充的机会，开始进入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
早在广西全州时，太平军的领导者们对进军方向就有各种议论，占领道州后，对这一重大战略决策问题再次进行了商讨。洪秀全主张下广东，杨秀清主张出湖南，石达开主张入四川，还有一部分将领主张回广西，经过议论，基本上统一了认识，决定进军湖南、湖北，然后东取金陵（今江苏南京）。这就是所谓“道州决策”。当时，清廷从各省调集的重兵，大部仍在广西，而湖南则清军兵力空虚，且会党盛行，进军两湖，既可避实就虚，又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因此，道州决策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
在道州，太平军领袖们除了决定进军方向外，还由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联名发布了三篇檄文，揭露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列举其民族压迫和封建剥削的种种罪行，号召有志之士，同举义旗，“报不共戴天之仇，共立勤王之勋”，“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道州一带是天地会频繁活动的地区，在革命檄文的号召下，当地人民踊跃参军，使太平军迅速补充了二万余人，总数达到五万以上。太平军在这里整顿队伍，增修战具，制备军火，铸炮三百余门，军事实力较前有很大增强。
二、进攻长沙
清廷为实现其四面堵截，一举歼灭太平军于道州的企图，屡命钦差大臣赛尚阿、两广总督徐广缙等加强长沙、衡州及湖南水陆要隘的防守，在粤、桂、湘、赣边界要地派兵控扼，阻止太平军向北、东、西突进，又从河南、陕西、四川、江西等省调兵进入湘、鄂。
太平军明确了战略进攻方向之后，便积极准备向长江流域进军。8月10日弃道州，经宁远、蓝山、嘉禾、桂阳州（今桂阳），于17日攻占了湖南重镇郴州（今郴县）。太平军在这一带又扩军二三万人，并将其中数千挖煤工人集中编组为“土营”，专门担负挖地道、埋地雷、炸城堡和掘壕筑垒等任务，在以后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太平军占领郴州后，和春、江忠源率清军二万余人尾随而来。赛尚阿也自永州移营街州。由于他调度无方，清廷严旨斥责：“该大臣奉命出征一年有余，历次奏报军情，不过派兵尾追，并未迎头截击，出奇制胜，所谓调度者安在？”随即撤治其钦差大臣职务，改命两广总督徐广缙接替。
太平军探悉长沙守兵较少，乃于8月下旬由西王萧朝贵率总制李开芳、御林侍卫林凤群以下二千余人，由郴州奔袭长沙。为避开清军主力，奔袭部队不走未阳、衡州大道，而绕经永兴、安仁、攸县、茶陵、醴陵，于9月11日进抵长沙南门外妙高峰一带。这时长沙守城清军约仅四千人（后即增至万余），不敢出战，紧闭城门。太平军未能收到奇袭的效果，只得连日强攻，但因兵力不足，难以奏效。在第二天的攻城战斗中，萧朝贵中炮受伤，不久牺牲。太平天国又失去了一位重要领袖。
洪秀全、杨秀清等得悉萧朝贵等奔袭长沙受挫后，便于9月25日弃郴州，率大队往援。10月13日赶到长沙时，清军和春、江忠源和向荣部已先期到达，加上其它各路援军，敌人兵力已达五六万人。由于长沙城守渐趋稳固，太平军失去了乘虚攻取的战机。加之，清军拥有三千斤、五千斤大炮，置高处轰击，更增加了攻城的困难。清廷为加强统一指挥，命新任钦差大臣徐广缙立即赶至长沙，统筹军务，先解省围，然后并力“进剿”。
太平军大队驻扎南门外，北阻省城，西滨湘江，前有和春、江忠源部阻拦，后有赛尚阿部尾随，形势十分不利。10月14日、15日，太平军连续出动六七千人发起进攻，遭到清军的顽强抵抗，伤亡甚众。17日，石达开率领二三千人渡过湘江，控制西岸龙回潭等要地和湘江中的水陆洲（即桔子洲），并在江上搭造浮桥，使东西声势联络，初步改变了兵力密集城南一地，难以展开的被动态势。但向荣也跟着率部过江，并于10月31日率兵三千余人从西岸渡江进犯水陆洲，企图截断太平军的东西联系。太平军埋伏于洲南树林中，而以零星骑兵佯败诱敌，待向荣部深入后，伏兵旁出，抄袭敌后。清军大败溃逃，死伤千余人。向荣乘马凫水过江，幸免于死。11月10日，湘江东岸的太平军采用穴地攻城法，轰塌长沙南门附近的城墙数丈，突击部队二三千人蜂拥而上。负责防守南门的清军副将邓绍良率部拚死抵御。太平军伤亡数百人，只得后撤。其后，太平军又多次穴地攻城，由于仅限城南一面，以及突击部队组织欠佳和清军防守顽强等原因，均未得手。太平军在长沙城郊旷日持久地与敌相持，形势日趋不利，乃于11月30日主动撤围北上，守城清军并未及时发觉。
三、攻克武汉
太平军撤离长沙后，于12月3日占领益阳，获船数千只，并吸收许多船户、水手参军。9日，太平军乘船出湘阴临资口，越洞庭湖。13日占领两湖咽喉要地岳州（今湖南岳阳），缴获大批粮饷、军械（其中有清初吴三桂部所遗大批火炮），武器装备得到了改善。在这里，又有五千船户带着船只参军。太平军将船户编组成“水营”由“典水匠”（职同将军）唐正才统率。这时，太平军总数达到了十余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