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还有君权天授的思想。他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天子的私有财产，所以不能由天子授给人，而应由上天根据百姓的意愿来授给人。舜能够继承尧的天子之位，是由于舜深得民心。天从民意，因此上天把天下授给舜。同时，他还提出了“正命”之说。如他在《尽心上》第二章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孟子的“正命”，是指宇宙的永恒法则，这些法则即是封建仁义礼智的抽象，又称“天道”。人能自觉认知天命，遵守道德规范，就算是知道“正命”。此外，他还指出，国君能否称王于天下，除了实行仁政以外，还得看天意如何。在孟子看来，人做事应尽自己的力量，至于是否成功，那还是由天来决定的，人是作不得主的。因此，他还在《公孙丑下》中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认为王者的兴起都是由“天命”决定的。
又次，孟子作为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最著名的一位大师，他严于律己，最重气节，有一套自己的处世理论。他处世理论也是以“性善论”作为根据的。主要表现在“出处去就”和“辞让取与”两个方面。
孟子曾谈论了贤者在盛世和乱世中应该持有的处世态度。他说：“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离娄下》第二十九章）孟子认为，禹、稷和颜回处世的态度虽有所不同，但道理却是一样。不管处于盛世还是乱世，圣贤所持的态度都是积极的。
孟子还指出，君子急于做官，但应该坚持走正道去做官。他在《滕文公下》中用父母为儿子找妻室，为女儿找婆家这样一个生动而有趣的比喻，说明君子急于做官而又不轻易去做官，做官必须走正道的道理。君子是不肯同流合污的。他在《尽心下》中引用了孔子师徒在陈、蔡之间受困的故事，认为孔子受困，并不是孔子本人有什么过失引起的，而是因为陈、蔡两国的君臣不贤，孔子不愿与他们结交的缘故。因此，孟子主张严格按礼法办事，决不屈从权贵。
孟子还谈及能成大事业的君主应当尊贤敬士，有德有才的贤臣应当守道自重。他曾引用曾子的话说：“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公孙丑下》）孟子认为国君应该礼贤下士，不能依靠财富和爵位去轻视行仁守义的贤臣。而行仁守义的贤臣也不要在拥有财富和爵位的君主面前轻贱自己，应该守道自重。他曾在《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章”（第三十三章）中设一个寓言来讽刺那些以阿谀来取得富贵的小人，认为这种小人是最可耻的。总之，孟子在“出处去就”问题上都是以仁义为标准的。
在“辞让取与”问题上，孟子说：“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离娄下》第二十三章）这是他正确对待取与的态度。他还认为圣人必须先洁身正己而后才能正天下。他引用了伊尹的故事，说他在有莘国的郊野耕田，十分喜爱尧舜之道。如果不合符义和道，即使把整个天下的财富作为俸禄给他，他也不会理睬；如果不合符义和道，他不给别人一根小草，也不向别人要一根小草（《万章上》）。孟子认为，君子受人财物必须根据礼义，凡是合符礼义的财物，虽少但不辞；凡是不合礼义的财物，虽多但不受。他还说同贤人结交必须以礼相待，礼的内容不仅在于礼物，而且要注意礼义（《告子下》）。
孟子还主张“舍生取义”，认为义比生命珍贵。他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第十章）生命和义都是孟子所喜欢的，如果两者不能并有，便舍去生命，而要义。
最后，谈谈孟子对许行、杨朱、墨翟三家学说的批判。孟子以儒家的仁义为依据，对春秋战国以来各种学派展开批判。许行是战国农家学派的代表。他晚年到滕国游说，鼓吹“贤者与民并耕而食”，自理炊事，不烦他人代劳。其中心要旨是在肯定分工互助的基础上，提倡人人平等劳动、物物等量交换，以实现其改革的理想。许行的主张遭到孟子强烈反对（见《滕文公上》）。
在孟子时代，能够与儒家抗衡的就算杨朱、墨翟两个学派。因此，孟子对这两个学派展开了激烈的抨击。他曾在《滕文公下》（第九章）中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认为，杨氏主张为我，这是目无君主，否定对君上的尽忠；墨氏主张兼爱，这是目无父母，否定对父亲的尽孝。目无君主，目无父母，就是如同禽兽。孟子批判许行、杨朱、墨翟等异派学说，适应了战国中期封建大一统形势的要求。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地主阶级思想家都在为统一思想舆论而斗争。孟子与其他学派的“邪说”、“诐行”、“淫辞”的斗争，使后来封建社会中的法家、墨家等学派，几乎都被作为异端来对待了。
孟轲及其《孟子》一书，在经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不仅在于承继孔学、发展孔学，力拒异说，使儒家思想显扬于天下；更主要的，还在于他对后世的思想史，对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孟子》不只在经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占有重要位置的。孟子为了坚持和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不能不经常展开激烈的辩论。他在辩论中，气势磅礴，感情充沛，富有说服力，而且用辞精辟、比喻精当，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如《梁惠王上》“齐桓晋文之事章”一文，就是一篇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很好地结合的语录体说理文。其次，《孟子》散文的描写技巧，不仅以简约含蓄取胜，而且还有一些较精细的刻画。如《滕文公下》“陈仲子岂不诚廉士章”，就塑造了一个具有怪僻性格的廉士形象。《孟子》还善于运用篇幅较长的议论文字，如《告子下》“舜发于畎亩之中章”，就论述了人要担当大任必须先经受艰苦的磨炼，国要长治久安必须有忧患观念。此外，《孟子》中寓言故事很多，含意丰富，说理巧妙，大大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提高了作品的文学性。
《孟子》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是深远的。唐宋古文家韩愈、欧阳修、苏洵、王安石、苏轼等，不独在思想方面受它的影响，在文章方面也是努力学它的。
关于《孟子》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汉代，较著名的有赵岐、高诱、程曾、刘熙、郑玄诸家。唐宋时期，《孟子》的地位提高了，孟学被尊为儒学的正统，成为十三经之一。因此，孟学家辈出，较著名的有唐陆善经、张镒、丁公著，宋代孙奭、苏辙、游酢、张九成、朱熹、张栻、蔡模、金履祥等。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和宋孙奭的《孟子正义》最为著名，合称为《孟子注疏》，明刻《十三经注疏》即选此本。到了清代，《孟子》研究进入了复兴阶段，其中焦循的《孟子正义》三十卷，宋翔凤的《孟子赵注补正》六卷，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三卷等，都是重要的孟学研究成果。
本书共八章：第一章“孟子传略”，第二章“《孟子》的作者及其成书经过”，第三章“《孟子》的主要内容”，第四章“《孟子》的经学地位”，第五章“《孟子》的哲学思想”，第六章“《孟子》的文学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第七章“《孟子》研究说略”，第八章“《孟子》的研究方法”。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并反映了学术界的许多研究成果。但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未尽如人意之处肯定不少，敬请专家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马重奇
1995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