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薄乎云尔，恶得无罪？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吾死矣夫！’问其仆曰：‘追我者谁也？’其仆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庾公之斯，卫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谓也？’曰：‘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曰：‘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抽矢，扣轮，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第二十四章）
古时相传有个叫逢蒙的向羿学习射箭，完全掌握了羿的射箭技巧，他想天下只有羿超过他，于是就杀死了羿。对此事，孟子认为羿也有罪过。他列举了学射的例子来说明，选择朋友一定要选正派的人。由于子濯孺子选择了正派的尹公之他传授射箭技术，尹公之他又选择了正派的庾公之斯传授射箭技术，所以庾公之斯没有伤害子濯孺子。而羿由于选择了不正派的逢蒙做学生和家臣，结果被逢蒙杀害了，这不可不算是羿的罪过。
孟子还认为从天子、国君、大夫到普通人结交朋友，都不能倚仗势利，而应该重视道德，他曾在《万章下》中向万章讲述了交朋友的原则：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孟献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乐正裘、牧仲，其三人，则予忘之矣。献子之与此五人者友也，无献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献子之家，则不与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为然也，虽小国之君亦有之。费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非惟小国之君为然也，虽大国之君亦有之。晋平公之于亥唐也，入云则入，坐云则坐，食云则食；虽蔬食菜羹，未尝不饱，盖不敢不饱也。然终于此而已矣。弗与共天位也，弗与治天职也，弗与食天禄也。士之尊贤者也，非王公之尊贤也。舜尚见帝，帝馆甥于贰室，亦飨舜，迭为宾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第三章）
孟子交友的原则是：不倚仗自己年纪大，不倚仗自己地位高，不倚仗自己兄弟的富贵。交朋友，因为朋友的品德而去交他，因此心目中不能存在任何有所倚仗的观念。孟子列举了鲁国大夫孟献子结交乐正裘、牧仲等五位朋友，小国国君费惠公以子思为师、以颜般为友，大国国君晋平公与贤者亥唐交朋友，天子尧帝与舜交朋友，他们都是不倚仗势利来与贤者交朋友的。所以孟子最后说，地位低的人尊敬地位高的人，叫做尊重贵人；地位高的人尊敬地位低的人，叫做尊敬贤人。尊重贵人和尊敬贤人，其道理是一样的。尊重贵人，是因为贵人的品德好；尊敬贤人，是因为贤人的品德好。品德好，是交朋友的先决条件。
孟子还谈论到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应出于恭敬之心。《万章下》载：万章问曰：“敢问交际何心也？”
孟子曰：“恭也。”
曰：“‘却之却之为不恭’，何哉？”
曰：“尊者赐之，曰：‘其所取之者义乎，不义乎？’而后受之，以是为不恭，故弗却也。”
曰：“请无以辞却之，以心却之，曰：‘其取诸民之不义也。’而以他辞无受，不可乎？”
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第四章）
孟子认为，与人交际应该出于恭敬之心，如果心中怀疑人赏赐的礼物来路不明，就是对人不敬。所以不要怀疑，也不要拒绝。只要按照原则来进行交往，按照礼节来进行接触，这样孔子也会接受他人赠送的礼物的。这是孟子在与人交际过程中所持的指导思想。
第六节关于许行、杨墨批判论
孟子以儒家的仁义为依据，对春秋战国以来各种学派展开批判，不仅对法家的霸道思想进行抨击，也对许行、杨朱、墨翟的学说进行猛烈的批判。关于法家的霸道思想，本章第二节“仁政论”已有阐述，本节着重谈孟子对许行的批判和对杨、墨的批判。
许行是战国农家学派的代表。他晚年到滕国游说，鼓吹“贤者与民并耕而食”，自理炊事，不烦他人代劳。其中的要旨是在肯定分工互助的基础上，提倡人人平等劳动，物物等量交换，以实现其改革的理想。许行的主张遭到孟子强烈反对。孟子认为，农民和手工业者都要有所分工，各种工匠的事本来是不可以一面耕田一面做的，何况是君主呢？他在《滕文公上》中说：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第四章）
孟子这段话是用以驳斥许行“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的农家主张的。他从陈相所说“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出发，自然地推而广之，认为全社会的事情都必须有分工。各种工匠尚且不能一方面耕种一种方面做工，那么贤者也同样不能一方面耕种一方面管理国家。因此，分工应该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所以孟子认为，有的人从事脑力劳动，有的人从事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者管理人，体力劳动者被人管理；被人管理的人供养别人，管理人的人由别人供养。这就是天下通行的原则。孟子选取了尧、舜、禹忙于治理天下而无暇亲自耕种的事例，以此驳斥许行的“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主张。他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偪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同上）
孟子还用后稷、契、尧终日为管理人民的事情操劳而无暇他顾的事例，来驳斥许行的“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主张。他说：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同上）
孟子还说，尧、舜关心的是选拔贤臣治理国家的事情，农民关心的是耕田种地的事情。孟子以此说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再次驳斥许行的“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观点。他说：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同上）
孟子还批评陈相兄弟放弃儒家学说而学习许行的农家学说，是由文明倒退到野蛮，是由好向坏转变，是对自己老师的背叛。他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蛮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鲁颂》：“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同上）
相传农家学说的创始人神农最早设置市场，这种市场里出售的物品只以长短、轻重、多少、大小来论价，而不论其质量的精美还是粗劣。就如《滕文公上》所载许子的市场交易方法：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同上）
按许子的学说，市场上的物价是一致的：布匹丝绸的长短一样，价钱便一样；麻线丝绵的轻重一样，价钱便一样；谷米的多少一样，价钱也一样；鞋的大小一样，价钱也一样。这是小农的平均主义主张，和当时生产的发达引起分工和交换的发达形势是不相容的。对于许子这种错误主张，孟子批评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同上）
孟子指出“物之不齐”是“物之情”，这是辩证的观点。生产物作为商品出售，交换的价格是由价值规律支配的，必须体现等量的劳动。倘若以平均主义来代价值规律，不实行等价交换，必然使生产交换遭受破坏。所以孟子认为应该按质论价，如果不按质论价就会使粗制滥造的物品充斥市场，就会给国家带来混乱。孟子对许行学说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在孟子时代，能够与儒家抗衡的就算杨朱、墨翟两个学派。因此，孟子对这两个学派展开了激烈的抨击。他曾在《滕文公下》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第九章）
这段话概括地阐述了杨朱、墨翟学说的宗旨及其影响，以及批判杨、墨学说的意图和重要意义。孟子认为，自春秋之后，圣王也不再出现，诸侯无所忌惮，一般士人也乱发议论，杨朱、墨翟的学说充满天下，于是天下的言论不属于杨朱，便属于墨翟。杨氏主张为我，这是目无君主，否定对君上的尽忠；墨氏主张兼爱，这是目无父母，否定对父亲的尽孝；目无君主，目无父母，就是如同禽兽。公明仪说：“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老百姓脸上却有饥色，野外有饿死的人，这就是率领禽兽来吃人！”杨朱、墨翟的学说不消灭，孔子的学说不发扬，这就是让荒谬的学说欺骗人民，仁义就要受到扼杀。仁义受到扼杀，也就等于率领禽兽来吃人，人与人也将互相残杀。孟子为此而深感忧虑，便出来捍卫古代圣人的学说，反对杨、墨的学说，驳斥错误的言论，使发表荒谬议论的人不能抬头。那种荒谬的学说，从心里产生出来，便会危害工作；危害工作，也就危害了政治。关于杨、墨学说的宗旨，孟子还在《尽心上》中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贱道也，举一而废百也。（第二十六章）
孟子批评说，杨朱主张为我，拔一根汗毛而有利于天下，都不肯干。墨翟主张兼爱，摩秃头顶，走破脚跟，只要对天下有利，一切都干。这两人都趋于极端。孟子认为子莫对杨、墨两派的主张采取折中的态度，比较正确。但是如果每件事都采取折中的态度而不知随时随地的变通，那也违背了圣人之道。孟子批评异端之说，是为了维护儒道。
由于杨、墨学派都是反儒的，孟子为了维护儒道一定要竭力地拒杨、墨。他在《滕文公下》又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第九章）
为了继承大禹、周公和孔子的事业，孟子挺身而出，要端正人心，消灭荒谬的学说，抵制偏激的行为，驱除蛊惑人心的言论，与杨、墨学派的人进行辩论。
孟子还提出，对于那些已经知错改过的反对派应该采取宽恕的态度。他在《尽心下》中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第二十六章）
孟子对于杨、墨二派的抨击是很激烈的，然而，如果反对派承认了错误，归附于儒家学派，他认为应该不咎既往，就接受他算了。
孟子批判许行、杨朱、墨翟等异派学说，适应了战国中期封建大一统形势的要求。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地主阶级思想家都在为统一思想舆论而斗争。孟子与其他学派的“邪说”、“诐行”、“淫辞”的斗争，使后来封建社会中的法家、墨家等学派，几乎都被作为异端来对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