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一个人要干件事情，是有一种力量在驱使他；就是不干，也是有一种力量在阻止他。干与不干，不是人力所能做得到的。我不能和鲁侯遇合，是由于天命。臧家的那个小子，他怎么能使我不和鲁侯相遇合呢？孟子的说法，就是承认天命对人事的主宰。他还在《离娄上》中说：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第七章）
孟子认为，天下太平，政治清明的时候，道德低下的人为道德高的人所役使，才能低下的为才能高的所役使；政治黑暗的时候，力量小的为力量大的所役使，势力弱的为势力强的所役使。这两种情况都是上天决定的。顺从天意的就能生存，违背天意的就会灭亡。
孟子还有君权天授的思想。如《万章上》有载：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
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
曰：“天与之。”
“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
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
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第五章）
孟子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天子的私有财产，所以不能由天子授给人，而应由上天根据百姓的意愿来授给人。舜能够继承尧的天子之位，是由于舜深得民心。天从民意，因此上天把天下授给舜。他还在《万章上》中指出：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推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推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第六章）
孟子认为，禹的儿子启得到天下，不是禹传给他的，而是他得到人民的拥护，是天授给他的。而尧、舜的儿子不贤，益的为相时间短，所以他们没有得到天下，但为相时间的长短，儿子贤与不贤，都是由天意决定的。
孟子还提出了“正命”之说。如他在《尽心上》中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第二章）
他认为，无一不是命运，但顺理而行，所接受的便是正命；所以懂得命运的人不站在有倾倒危险的墙壁之下。尽力行道而死的人所受的是正命，犯罪而死的人所受的不是正命。这里的“正命”是指宇宙的永恒法则。这些法则即是对封建仁义礼智的抽象，又称天道。人能自觉认识天命，遵守道德规范就算是知道“正命”。
孟子认为，有作为有成就的人物，总是在艰难曲折的奋斗过程中成长的，受得起考验才能担当“大任”。他在《告子下》中说：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第十五章）
舜从田野之中兴起的，傅说从筑墙的工作中被提举出来的，胶鬲从鱼盐的工作中被提举出来的，管夷吾从狱官的手里被释放而提举出来的，孙叔敖从海边被提举出来的，百里奚从买卖场所被提举出来的。所以上天要把重大使命加给某个人，一定要先折磨他的心志，劳累他的筋骨，饥饿他的肠胃，困乏他的身子，使他的每一行为总是不能如愿，以此来震动他的心灵，坚韧他的性情，增长他在平时所不能具有的才干。
孟子还教人要努力修养仁义忠信等上天赋予的爵位。他在《告子上》中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第十六章）
孟子认为，有上天赋予的爵位，有人赋予的爵位。仁义忠信，不倦地好善，这就是上天赋予的爵位；公卿大夫，这就是人赋予的爵位。古时候的人修养上天赋予的爵位，而人赋予的爵位就随之而来了。现在的人修养上天赋予的爵位，以此来索取人赋予的爵位，已经得到了人赋予的爵位，就放弃天赋予的爵位，这就太糊涂了，最终也一定要丧失人赋予的爵位。在这里，孟子强调天爵比人爵更尊贵，不要得人爵而弃天爵。
孟子还指出，能否称王于天下，除了实行仁政以外，还得看天意如何。他在《梁惠王下》中说：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第十四章）
孟子认为，如果一个国君实行仁政，即使他本人没有称王于天下，他的后世子孙一定有称王于天下的。有德之君创立功业，传之子孙，正是为了后代子孙可以继承。至于能否成功，那就要看天意如何了。在孟子看来，人做事应尽自己的力量，至于是否成功，那还是由天来决定的，人是作不得主的。他还在《公孙丑下》中说：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第十三章）
孟子认为，王者的兴起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每五百年一定有一位推行王道的圣王出现，也一定会产生辅佐圣王的贤人。就如尧、舜、禹、汤、文、武等圣王，皋陶、稷、契、伊尹、太公望等著名贤人，都是“天命”所决定的。
第五节关于处世论
孟子作为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最著名的一位大师，他严于律己，最重气节，有一套自己的处世哲学。他的处世哲学也是以“性善论”作为根据的。主要表现在“出处去就”和“辞让取与”两个方面。先谈谈“出处去就”。
孟子在《离娄下》中曾谈论了贤者在盛世和乱世中应该持有的处世态度。他说：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第二十九章）
禹、稷处于政治清明的时代，三次经过自己家门都不进去，孔子称赞他们。颜子处于天下大乱的时代，住在简陋的巷子里，一碗饭，一瓢水，别人都受不了那种苦生活，他却自得其乐，孔子也称赞他。孟子对此事评论说：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同上）
孟子认为，禹、稷和颜回处世的态度虽有所不同，但道理却一样。禹、稷处在太平盛世，政治理想得到实现，所以他们才能够那样积极地为百姓办事。假如禹、稷和颜子互换地位，颜子也会三过家门不进去，禹、稷也会自得其乐，这就是孔子在《论语·泰伯》篇中所说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不管处于盛世或乱世，圣贤所持的态度都是积极的。
孟子还指出，君子急于做官，但应该坚持走正道去做官。他曾在《滕文公下》中回答了周霄的问话：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第三章）
孟子用父母为儿子找妻室、为女儿找婆家这样一个生动而有趣的比喻，说明君子急于做官而又不轻易去做官，做官必须走正道的道理。君子是不肯同流合污的，就如《尽心下》载：孟子曰：“君子之厄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第十八章）
《论语·卫灵公》载有孔子带着学生周游列国时，在从陈国到蔡国去的途中，因故受到包围，断粮七天。孔子受困，并不是孔子本人有什么过失引起的。而是因为陈、蔡两国的君臣不贤，孔子不愿与他们结交的缘故。
孟子评论事情都是以“道”为准则的。《滕文公下》就有一段他与彭更的对话：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
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第四章）
彭更问孟子说，您的后面跟随的车子几十辆，跟随的人员几百名，从这个诸侯国吃到那个诸侯国，不也太过分了吗？孟子回答说，如果不合理，就一碗饭也不可以接受；如果合理，舜接受了尧的天下，都不以为过分，你以为过分了吗？他认为，推行仁义之道的士人对社会做出的功绩最大，所以士人受到优厚的待遇并不算过分。在评论人物上，孟子也是以道为标准的。如《公孙丑上》载：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
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第一章）
曾西尊崇子路，因为子路是孔子的门徒，主张行仁政。曾西羞与管仲相比，因为管仲实行霸道，不行仁政，虽然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中原，曾西也认为那样的功绩十分卑微。孟子认为公孙丑把他和管仲相比是不应该的，因为孟子主张实行王道，反对行霸道。
孟子认为，君主想见贤人但不可用召唤的形式，而应合乎礼节。他在《万章上》中说：庶人以旃，士以旗，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岂敢往哉？况乎以不贤人之招招贤人乎？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第七章）
孟子认为，召唤老百姓要用全幅红绸做的曲柄旗，召唤士用有铃铛的旗，如唤大夫才用有羽毛的旗。用召唤士人的旗帜去召唤老百姓，老百姓难道敢去吗？何况用召唤不贤之人的礼节去召唤贤人呢？这是不合乎礼的，贤人当然不能应召去觐见。孟子还打一个比方说，君主想见贤人却不遵循正当的礼节，就如同是想请他进来却把门关闭一样，当然不可能见到贤人。
因此，孟子主张严格按礼法办事，决不屈从权贵。他在《滕文公下》中说：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且子过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第一章）
孟子反对从利的立场去考虑问题。如果只考虑利，那么作小的让步以获取较大利益的事可以做，作大的让步以获取较小的利益的事也是可以做的。孟子还认为，本身邪恶不正的人，是不可能使别人正直的。他知道，假如自己不遵循礼法办事，那是不可能使别人按礼法办事的。这表现了孟子严格依礼法行事，决不屈从权贵的精神。
孟子还谈及能成大事业的君主应当尊贤敬士，有德有才的贤臣应当守道自重。如《公孙丑下》中载：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
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王使人问疾，医来。
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
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第二章）
这一段文字是写齐王想见孟子，但又不愿降低身份先去看望孟子，所以托病召孟子来朝见自己。孟子听了使者的话而知道齐王摆架子，所以托病不去朝见齐王。第二天孟子却去东郭氏家里吊丧，故意让人们知道他昨天是托病不上朝的。他这种做法受到了公孙丑、孟仲子、景丑等人的责备。孟子引用曾子的话说：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同上）
孟子认为国君应该礼贤下士，不能依靠财富和爵位去轻视行仁守义的贤臣。而行仁守义的贤臣也不要在拥有财富和爵位的君主面前轻贱自己，应该守道自重。孟子还说：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同上）
孟子分析了商汤和齐桓公之所以大有作为，能够称王称霸于天下，就是因为能够虚心向大臣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