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左传》所记战争的数量
《左传》并不是一部专门的战争史，但是却全面而且深刻地反映了春秋时期的战争实况。春秋时期的人们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要详细反映春秋时期的历史面貌，必然离不开对战争的记载与描述。《左传》对当时各种战争反映之全面，以及对各次重大战争描述之详尽，是历史上其他史书所不能企及的。清人吴闿生《左传微》评曰：“左氏诸大战，皆精心结撰而为之，声势采色，无不曲尽其妙，古今之至文也。”其实不止是大战，许多小战役的描写也是如此。作者所描写的斗争之复杂、场面之壮阔、人物之生动，使得描写战争的许多篇章，均可作战争小说或是准战争小说来读。
《左传》全书中共记录了四百九十二起战争，加上《春秋》经上有记而《左传》无记的三十九起，经传合记大小战争五百三十一起。在二百六十年左右的历史中发生如此众多的战事，可见春秋时期战争的频繁。《左传》中写得较详细的大战有十四次，兹列表于下，可以使读者对《左传》的战争有一个大体的了解。
《左传》十四次大战一览表
序号时间名称交战国主帅起因结局
1桓公五年（前707）繻葛之战周王朝郑国周：桓王亲征郑：郑庄公周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周王以诸侯伐郑。周王败，郑祝聃射王中肩。
2庄公十年（前684）长勺之战齐国鲁国齐：未详鲁：庄公、曹刿齐为公子纠之故伐鲁。鲁胜，齐败。
3僖公十五年（前645）韩原之战秦国晋国秦：穆公晋：惠公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籴，故秦伯伐晋。秦胜晋败，秦获晋惠公。
4僖公二十二年（前638）泓之战楚国宋国楚：未详宋：襄公宋伐郑，楚伐宋以救郑。楚胜，宋败，宋襄公伤股而亡。
5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城濮之战晋国楚国晋：郤縠将中军，后改为先轸。楚：令尹子玉。楚围宋，晋为释宋围伐曹、卫，楚救曹、卫，遂与晋战。晋胜，楚败，楚令尹子玉自杀。晋文公称霸。
6僖公三十三年（前627）殽之战秦国晋国秦：孟明、西乞、白乙丙。晋：先轸。秦军袭郑，晋师伏击秦军。秦败晋胜，获秦三帅。
7文公十二年（前615）河曲之战秦国晋国秦：康公晋：赵盾将中军秦为报文公七年令狐之役败于晋之仇，故伐晋。晋先胜，寻转胜为败。
8文公十六年（前611）灭庸之役秦楚联军庸国楚：庄王庸：未详庸人乘楚大饥，帅群蛮以叛，故楚伐庸。楚灭庸。
9宣公十二年（前597）邲之战晋国楚国晋：荀林父将中军楚：庄王亲战，沈尹将中军，子重左军，子反右军。郑亲附晋国，故楚围郑，晋师救郑。楚胜，晋败。楚庄王成就霸业。
10成公二年（前589）鞌之战齐国晋国齐：顷公晋：郤克将中军齐伐鲁围龙，卫侵齐，齐报复，鲁、卫乞师于晋。晋胜齐败，齐顷公险些被擒。
11成公十六（前575）鄢陵之战晋国楚国晋：厉公亲战，栾书将中军。楚：共王亲战，子反将中军。郑人叛晋，晋、卫伐郑，楚人救郑。楚败，子反自杀。
12襄公十八年（前555）平阴之役晋率诸侯围齐晋：平公，荀偃。齐：灵公。齐伐鲁之北鄙，晋率鲁、宋、卫、郑等国围齐。晋胜、齐败。
13定公四年（前506）柏举之战吴国楚国吴：吴王阖庐、夫王。楚：令尹子常，左司马戌。楚申公巫臣、伍员逃吴，为吴伐楚。楚败吴胜，吴人攻入郢都。
14哀公十一年（前484）艾陵之战鲁国齐国鲁：哀公；吴王夫差。齐：国书将中军。春，齐师伐鲁，五月，鲁会吴伐齐。齐败鲁胜，鲁获齐国书。
表上列了十四次大战，有葛之战、长勺之战、韩原之战、泓之战、城濮之战、殽之战、河曲之战、灭庸之役、邲之战、鞌之战、鄢陵之战、平阴之役、柏举之战、艾陵之战。讲到《左传》的战争，我们说有“五大战役”、“六大战役”，所谓“五大战役”是指：城濮之战、邲之战、鞌之战、鄢陵之战、柏举之战；有时候说“六大战役”，则再加上“殽之战”；有时候说“七大战役”再加上“韩原之战”。我们讲《左传》战争时都会讲到这些著名的战役。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十四次大战，是根据战争的规模和作者记载的详细程度来定的。有一些战争没列入，是因为作者记载得比较简单，而历史上未必就是小战役。从表上我们可以看到，春秋时期的战争是多么频繁，几乎每年就有两次战争。就所列的十四次大战来看，有的是每年都发生。战争如此频繁，它给百姓和社会带来的痛苦可想而知，因此也就可以理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句话的分量。
（第二节 ）《左传》的战争思想
《左传》记载和描写了如此众多的战争，蕴含着丰富的战争思想。今天，我们回头来总结《左传》中的战争思想时，仍可以感受到其中闪耀着朴素的军事唯物主义思想和军事辩证法。
一、战争的本质观
战争就是政治的继续。春秋时期，政治斗争激烈复杂，军事冲突频繁发生。所以，战争成为国家最大的政治之一。《左传》成公十三年刘康公所说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便代表了作者对于战争在国家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国家大事除了祭祀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战争。自春秋初期周王朝廷的至尊地位衰落之后，争当盟主（即霸主）成为列国之间斗争的主要内容。从《左传》所记的几百次战争来看，大吞小、强凌弱的战争不在少数。但是，绝大部分的战争尤其是十几次大战，无不为争霸而起，为争霸而战。僖公二十五年，秦穆公在韩原打败了背信弃义的晋惠公，晋国的阴饴甥认为秦国能使“服者怀德，贰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战争还未开始，晋国的先轸便清楚地意识到：“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所以城濮之战，晋文公“一战而霸”，成为后代崇霸的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可见，战争作为争霸政治的主要手段在春秋时期的诸侯之中是非常明确的。在上一节所列的十四次大战之中，晋、楚之间，齐、晋之间的多次战争，都是霸主争夺的战争，战争的胜败，常常是霸权消长与霸主易位的标志。
襄公二十七年，晋、楚等国经过多年的争霸战争，终于握手言和，在宋国向戌的奔走撮合之下召开了弭兵大会。虽然如此，大国对于战争的看法并没有改变，各国对于保持自己的武力以维护自己的地位的认识仍然是十分明确的。宋国的子罕的一番话，很能代表这种思想意识：凡诸侯小国，晋、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后上下慈和，慈和而后能安靖其国家，以事大国，所以存也。无威则骄，骄则乱生，乱生必灭，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诬乎！以诬道蔽诸侯，罪莫大焉。……（襄公二十七年）
晋、楚大国，威逼小国臣服靠的是武力，是战争。战争使小国上下和睦以事奉大国，因此才得以生存。天生五材，兵不可废。兵之设，在于威慑越轨者，宣扬文德。圣人靠战争兴起，乱人靠战争除掉。所以历代的兴废存亡，无不由战争来决定。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自从有了阶级以来，战争就是解决阶级、民族、国家和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战争对于历史的发展无疑起过积极的作用。子罕的这番话，反映了《左传》作者对战争的历史作用的认识。事实正是如此。弭兵大会，只是使晋、楚之间暂时停止了战争。但是，弭兵是不会长久的。弭兵大会之后，齐、鲁之间，吴、楚之间，仍然硝烟不断，证明作者战争思想的正确。
战争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消灭战争，这是对战争本质观的另一种认识。邲之战后，楚庄王打败了晋军，奠定了霸主的地位。但是他却反对筑“京观”以炫耀武功，并且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已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
楚庄王的话意思很清楚，战争并不是目的；武之七德之中，禁暴、戢兵，就是指消弭战争。只有实现了这个前提，才能达到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的目的。“筑武军京观”以炫耀武功，不符合“武之七德”的精神，所以楚庄王只是祭祀河神、修建先君宗庙以报告战绩，便班师回朝。楚庄王对“武之七德”的论述，说明到了春秋中叶，人们对于战争的本质和作用的认识已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战争虽然可以夺取霸主的宝座，但是，靠着穷兵黩武并不能巩固自己霸主的地位。楚庄王在位时虽然连年征战，但是在奠定其霸主地位的邲之战打出了“止戈为武”的大旗，说明他的确不同于一般的霸主。他既能在战场上赢得胜利，又具有深邃的政治眼光。
二、战争与国家治乱的关系
《左传》作者认为，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国家的政治状况。正如晋、楚邲之战前晋国的士会所说：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不为是征。楚军讨郑，怒其贰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岁入陈，今兹入郑，民不罢劳，君无怨，政有经矣。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事不奸矣。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其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
德、刑、政、事、典、礼六事，是对战争取胜所必需的国内政治清明的具体要求，包括政治、刑赏、典则、工商、经济、礼义等多方面的内容。概括为一句话，也就是政通人和者胜，政治贤明的国家是不可敌御的。《左传》的这种战争思想，体现在多次的大战描写之中。在第三章谈到《左传》的民本思想时我们已经提到，作者特意在晋楚城濮之战前概述晋文公如何发愤图强、治国强兵情况，如何采纳子犯、先轸的意见，以礼、义、信教民，使国内安定，上下团结，奠定了战胜楚国的基础。楚庄王自从克庸之后，经过十三个年头的励精图治，付出了艰苦而长期的心血，才有邲之战的胜利。同样的例子还有如昭公三十年楚子西对吴王阖庐的评价：“吴光新得国，而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将用之也。”吴国国内团结，君臣同仇敌忾，是以柏举之战，吴军长驱直入，直捣郢都。
相反的，卫懿公使鹤乘轩，玩物丧志，以至国人离心，结果在狄人入侵之时，无人愿意参战，终致亡国灭身。吴王夫差，与乃父大相径庭，只知享乐腐化：“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仇，而用之日新。”所以楚国的子西预言：吴国“夫先自败也已，安能败我”。果然不出子西所料，不过二十余年，吴为越国所灭。
诚如前所举士会之论，政治清明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有德”。“有德”者胜。在楚庄王论“武有七德”时可以看到这种思想，这也是作者经常强调的战争思想之一。晋文公“退避三舍”以实现诺言，是“有德”。楚庄王问鼎之轻重，听了王孙满“在德不在鼎”的一番话后，震动极大，于是致力于一系列以德服诸侯的行动：灭陈复陈，伐郑复郑，争取许多诸侯小国的支持。战后又拒绝筑武军京观以显示仁德。“有德”指导着他的一生的行事。有德者胜，还可以从韩原之战秦晋双方鲜明的对比中显示出来。晋惠公背施、幸灾、贪爱、怒邻、食言、违德，一连串背信弃义的行为，使其失尽人心，再加上君臣不和（这也是晋惠公“无德”的结果），韩原之战一败涂地。反之，秦穆公多次助晋，施行仁义，在道义上占了优势，因此获得了取胜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只要把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晋惠公诸人一加比较，左氏的思想倾向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三、民的作用与民心向背成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在第三章已论及，民本思想是《左传》重要的思想倾向之一。民本思想在战争中的表现，则是民的作用与民心的向背，成为战争胜负、霸业兴替的决定力量。作者在大量的战争描写尤其是对战争胜负的背景叙述之中力图揭示这样的真理：得民而战者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