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性张力下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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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附录(2)

高氏在“两考”中多次抨击清朝人的“过分假正经”(excessive prudery)。例如:中文著作中对性避而不谈,无疑是假装正经。这种虚情矫饰在清代一直束缚着中国人。……他们表现出一种近乎疯狂的愿望,极力想使他们的性生活秘不示人。

他将他所见中国书籍中对性讳莫如深的态度(其实并非全是如此)也归咎于清人的“假正经”;甚至认为“清朝士人删改了所有关于中国性生活的资料”。

尽管中国人对性问题的“假正经”未必从清代方才开始,这种“假正经”也远未能将道学家们看不顺眼的书籍删改、禁毁净绝,但高氏的抨击大体而言仍十分正确。高氏有感于清代士人每言“男女大防之礼教”

自古而然,两千年前即已盛行,遂自陈《房内考》的主旨之一,“就是要反驳这种武断的说法”。高氏的这一努力,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固是有的放矢,就社会生活而论且不失其现实意义。

己道教与密宗“双修术”之关系

高氏在《秘戏图考》中已经注意到,中国道教房中采补双修之术(特别是孙思邈《千金要方·房中补益》所述者),“与印度密教文献和一些似以梵文史料为基础的文献中所说明显相似”。他对此作了一些讨论,但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尚无明确看法。十年后在《房内考》中,他对此事的论述发展为一篇颇长的附录,题为“印度和中国的房中秘术”,其中提出一种说法,认为早在公元初就已存在的中国房中秘术曾“理所当然”地传入印度,至公元7世纪在印度站住了脚,被吸收和采纳。关于双方的承传,高氏的结论是:

中国古代道教的房中秘术,曾刺激了金刚乘在印度的出现,而后来又在至少两个不同时期以印度化形式返传中土。

这两次返传,一次是指密教在唐代之传入,一次则以喇嘛教形式在元代传布于中土,两者都有男女交合双修的教义与仪轨。

高氏此说的主要价值,在于指出了中国道教房中双修之术与密宗金刚乘、印度教性力派(二者常被统称为“怛特罗”,即Tantrism)双修之术有相同之处。至于印度房中双修秘术来自中国之说,则尚未能就成定论,因为印度秘术的渊源也很久远。

最后可以提到一点,自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在20世纪上半叶盛行之后,颇引起一些西方学者将之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兴趣,在汉学家当中也不乏此例。然而高氏在“两考”这样专门研究性文化史的著作中,倒是连弗洛伊德的名字也从未提到,书中也看不见受精神分析学说影响的迹象。

三、《房内考》总体上之欠缺

对于高氏“两考”,如作总体评分,则《房内考》反逊于十年前之《秘戏图考》。因《秘戏图考》涉及领域较窄,所定论题较小,只是讨论晚明色情文艺及其历史渊源,高氏对此足可游刃有余。而且书中对于春宫图册及其印版、工艺等方面的详细考述,又富于文化人类学色彩,极具实证研究的价值。但到《房内考》,所设论题大大扩展,高氏“起家”于春宫图之鉴赏,对于中国古代其他大量历史文献未能充分注意和掌握运用,因此难免有些力不从心。此外,无可讳言,高氏在社会学、史学、性学等方面的学殖与理论素养,对于完成《房内考》所定庞大论题来说是不太够的。

《房内考》对史料掌握运用的欠缺,大略可归纳为三方面,依次如下:其一为哲学与宗教典籍。先秦诸子或多或少都注意到性问题,而以儒家经典对此最为重视。高氏仅注意到《礼记》中一些材料,并搜集了《左传》中若干事例,但未作任何深入分析;其他大量史料皆未涉及。道教中的材料,高氏注意较多。佛教虽被视为禁欲的宗教,但佛典中也以一些独特的角度(如为禁欲而定的戒律、“以欲钩牵而入佛智”等)涉及性问题。高氏对这些都未加注意,只是将目光集中于金刚乘的双修术上。

其二为历朝正史。史官虽各有偏见和忌讳,但并未在正史中完全回避与性有关的问题。就性与社会、政治等方面关系而言,正史中大量材料,是其他史料来源无法替代或与之相比的。这方面的史料高氏几乎完全未加注意;造成如此严重的资料偏缺,令人奇怪,因为以高氏的汉学造诣和条件,他应该很容易了解这方面的史料。看来高氏从鉴赏晚明春宫图入手而进入这一领域,虽然能见人之所罕见,却也从一开始就局限了他的目光。

其三为浩如烟海的稗官野史,包括文人的杂记、随笔、志怪小说之类。这类作品在题材上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由于多属私人游戏笔墨,因而政治或道德方面的忌讳也少。许多文人私下所发表的对性问题的看法和感想,许多关于性变态的记载以及关于娼妓业的社会学史料,都保存在稗官野史之中。在这方面,高氏只注意到了极小的一部分,而且所引材料也缺乏代表性。此外对于反映文人个人精神世界的大量诗文,高氏也只是偶尔提到个别例子(如薛涛、鱼玄机的诗,此等处高氏有点猎奇之意),基本上未能掌握运用。

最后,在评价“两考”相互间高下时,有一点必须指出,即《房内考》中几乎所有重要论点都已在《秘戏图考》中出现,《房内考》只是增述了有关史料和外围背景。对于论题专门的《秘戏图考》而言,这些重要论点(参阅本文第二节 )足以使该书显得厚重、渊博;但对于论题庞大的《房内考》而言,这些论点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处理起来就有“吃力不讨好”之虞了。

四、“两考”具体失误举例

“两考”为开创性之研究,况且高氏以现代外国之人而论古代中国之事,则书中出现一些具体失误,自在情理之中。兹举证若干例,以供参考:高氏认为“中国社会最初是按母权制形式(matriarchal pattern)组成”,但是现代人类学理论普遍倾向于否认这种制度的真实性,因为迄今尚未在人类历史上发现任何母权制社会的确切证据;在中国古代也没有这样的确切证据。

高氏在《房内考》中引述《左传·哀公十一年》卫世叔离婚一事时,将“侄娣来媵”之“娣”误解为侄之妹,而实际上应是妻之妹。

又同书中高氏引述《世说新语·贤媛》记山涛之妻夜窥嵇康、阮籍留宿事,说这是山涛妻想验证嵇、阮之间有无同性恋关系,未免附会过甚。

高氏有时年代错记、引文有误,这类小疵此处不必一提,也无伤大局。但他也时常出现不该有的“硬伤”,比如他搜集、研读中国古代房中书甚力,却一再将《玉房秘诀》中“若知养阴之道,使二气和合,则化为男子;若不为男子,转成津液流入百脉……”这段话误解为“一个女人如何在交合中通过采阳而改变性别”,并与“女子化为男子”之说扯在一起。然而只需稍稍披阅《玉房秘诀》等高氏经常引用的房中书,就可明白上面那段话是说男精可在子宫内结成男胎,若不结胎,也能对女方有所滋养补益。

春宫图的评述、鉴赏,应是高氏无可争议的“强项”,然而他在这方面也有令人不解的硬伤。最突出的一例是,在谈到春宫图册《花营锦阵》第四图时,高氏描述其画面云:

一个头戴官帽的男子褪下了裤子,姑娘(此处高氏原文为girl)的裤子则脱在桌上。姑娘的一只靴子已脱落。

然而检视《秘戏图考》中所印原图,这个所谓的“姑娘”穿的却是男式靴子,脱落了靴子的那只脚完全赤裸着,是一只未经任何缠裹摧残的健康天足——这样问题就大了:因为按晚明春宫图的惯例,女子必定是缠足,而且在图中女子全身任何部位皆可裸露描绘,惟有足绝不能裸露;对于这一惯例高氏知之甚稔,并不止一次强调指出过,例如他说:

我尤其要指出中国人对表现女性裸足的传统厌恶。……只要让读者知道女子的裸足完全是禁忌就够了。即使最淫秽的春宫版画的描绘者也不敢冒犯这种特殊禁忌。

既然如此,此《花营锦阵》第四图(高氏指出它是从另一春宫图册《风流绝畅》中移补而来)就不可能是描绘男女之间的事。事实上它描绘的是两男肛交,其题词《翰林风》也明确指示是如此。高氏之误,可能是因原图上那少年梳了女式发型而起——其实这种换妆在当时并不罕见,《金瓶梅》中就有确切的例证。

又如高氏推测“明朝以前的春宫画卷似乎一种也没有保存下来”,这只是他未曾看见而已。例如在敦煌卷子伯卷二七○二中就有线描春宫图(当然不及晚明的精美),照理他不难了解。

再如,高氏寓目晚明春宫图如此之多,却偏偏忽略了《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约刊于1630年前后)中几十幅有春宫内容的插图——这些插图中人体比例之优美、线条之流畅,远胜于高氏推为上品的《鸳鸯秘谱》、《花营锦阵》等画册。

五、“两考”与李约瑟及“上海某氏”

李约瑟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二卷时,见到高氏赠送剑桥大学图书馆的《秘戏图考》。他不同意高氏将道教采阴补阳之术称为“性榨取”(sexual vampirism),遂与高氏通信交换意见。李约瑟后来在其书“房中术”那一小节的一条脚注中述此事云:我认为高罗佩在他的书中对道家的理论与实践的估计,总的来说否定过多;……现在高罗佩和我两人经过私人通信对这个问题已经取得一致意见。

高氏似乎接受了李氏的意见,他在《房内考》序中称:《秘戏图考》一书中所有关于“道家性榨取”和“妖术”的引文均应取消。

然而高氏在同一篇序中又说:新的发现并未影响《秘戏图考》中的主要论点,“李约瑟的研究反倒加强了这些论点”。而且《房内考》在谈到《株林野史》、《昭阳趣史》等小说时,仍称它们的主题是“性榨取”——

只是说成“古房中书的原理已沦为一种性榨取”,算是向李氏的论点有所靠拢。

《秘戏图考》中至少八处提到一位“上海某氏”,此人是春宫图和色情小说之类的大收藏家。高氏书中谈到的《风流绝畅》、《鸳鸯秘谱》、《江南消夏》等春宫图册都是参照他所提供的摹本复制;他还向高氏提供了明代房中书《既济真经》、小说《株林野史》等方面的版本情况。对于他们之间的交往,高氏记述了不少细节,如关于春宫图册《鸳鸯秘谱》的摹本:

该摹本是上海某收藏家好意送我的。他每幅图都让一个中国行家备制了六个摹样,一个表现全图,另外五个是每种不同颜色的线条的合成。他还送给我一个配图文字的摹本,以示书法风格。……

我尤其要感谢这一慷慨襄助。

此人还告诉高氏,《鸳鸯秘谱》中有六阕题词与小说《株林野史》中的相同,但是:

不幸的是,在他赠给我一份关于那部画册的内容和词后署名的完整目录之前,我们的通信中断了。

由于此人要求高氏为其姓名保密,所以高氏在书中始终只称之为“上海某氏”、“上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收藏家”等等。至今尚未能确考此神秘人物究竟为谁,也不知在此后中国大地掀天巨变中,特别是在“文革”十年浩劫中,此人和他的珍稀收藏品是何种结局?

六、关于“两考”中译本

“两考”问世之时,正值中国大陆闭关锁国,《秘戏图考》未曾获赠自不必言,《房内考》原版是否购入也颇成问题。信息是如此隔膜,以致“文革”结束后,有的饱学之士闻有高氏之书,仍如海外奇谈。所幸近年中外文化交流日见活跃,“两考”已相继出版中译本。

如仅就此两中译本而言,《房内考》的价值要超过《秘戏图考》。首先,在《房内考》全译本已经出版的情况下,再出现在这个《秘戏图考》中译本意义不大——该译本已删去全部《花营锦阵》和其他所有真正的春宫图以及所有的色情小说选段。那篇专论现在成了主体,而这篇专论中的几乎所有主要论点和内容在《房内考》中都有,且有更多的发挥和展开;再说高氏当初欲令“两考”相互补充,就在于《秘戏图考》中有春宫图和原始文献,今既删去,就无从互补了。其次,在编校质量上,《秘戏图考》中译本也有欠缺。比如对所引古籍的句读标点,高氏手抄原版也有几处小误,但中译本有时却将高氏原不误者改误;又如多处出现因形近而误之错字,等等。

本文之作,要特别感谢许进发、黄一农两先生惠然帮助提供珍贵资料。

1994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