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删《郑》、《卫》”是欣赏者和辩护者经常祭出的法宝，尽管这其间有那么一点偷换概念——《郑风》、《卫风》中的诗歌无论怎样大胆讴歌情爱，毕竟没有像明、清色情文艺中那样直接描写性行为。如果《挂枝儿》、《夹竹桃》中那些色情歌谣让孔子见了，他是否会删去，恐怕还在未定之天。因此欣赏者和辩护者们又提出一个“真”字来与道学家的讨伐相抗衡，表达这种思想最透彻的，可举冯梦龙那篇短小而有名的《叙〈山歌〉》：今之所盛行者，皆私情谱耳。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抑今人想见上古之陈于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于民间者如此，倘亦论世之林云尔。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于《挂枝儿》等。
冯梦龙所搜集编辑的这些“私情谱”是何光景，我们已在本章Ⅱ之（三）中举过若干例，它们与色情小说及春宫画确实可以等量齐观，视为侪类。为什么“真”能够使得色情乃至淫秽变成可以接受的呢？王国维有一段话似乎能对此有所启发，《人间词话》云：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语出《古诗十九首》之二）。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轲长苦辛（《古诗十九首》之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亦然。非无淫词，读之者但觉其亲切动人；非无鄙词，但觉其精力弥满。可知淫词与鄙词之病，非淫与鄙之病，而游词之病也。（第六十二条）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之句，若是与明、清色情小说中类似情节的详细描写相比，恐怕也算不上“淫之尤”，然王国维毕竟不是道学家，他欣赏的所谓“真”，或近于“直率”。他又曾说：读《会真记》者，恶张生之薄倖，而恕其奸非。……此人人之所同也。故艳词可作，惟万不可作儇薄语。（《人间词话》删稿第四十三条）
所谓“儇薄”者，无真情也，若出于真情，则虽“奸非”亦可恕，其他更可想见矣。“真”与礼教是难以相容的，《山歌》、《夹竹桃》中那些直率表达着情欲的煎熬和对性爱的渴望的女子，当然不是卫道士们希望的贞妇烈女，毫无疑问，她们和她们的情郎们，正是《绣榻野史》、《浪史奇观》中的男女。
收集和欣赏色情文艺，是文人的传统爱好——古今中外都是如此（这当然不是说每一个文人都如此）。这件事能给他们带来“畅”。至于“孔子不删《郑》、《卫》”或“真”之类，不妨视作他们在理论上为自己寻找的依据。从那些查禁色情文艺的文献中，就不难想见色情文艺作品是何等畅销。春宫画册成为馈赠高官的礼物，也可见此物之受人欢迎。高官大吏对于民间“私情谱”的歌谣集子，也有兴趣，钮琇《觚》卷二“英雄举动”条：
熊公廷弼当督学江南时，……吾吴冯梦龙亦其门下士也。梦龙文多游戏，《挂枝儿》小曲与《叶子新斗谱》皆其所撰，浮薄子弟，靡然倾动，至有覆家破产者。其父兄群起讦之，事不可解。适熊公在告，梦龙泛舟西江，求解于熊。相见之顷，熊忽问曰：海内盛传冯生《挂枝儿》曲，曾携一二册以惠老夫乎？冯跼蹐不敢置对，唯唯引咎，因致千里求援之意，熊曰：此易事，毋足虑也。……熊飞书当路，而被讦之事已释。
“曾携一二册以惠老夫乎”是否为反语？看来不是，因为熊廷弼为他排解了来自卫道士阵营的攻讦。这一行动客观上至少是对《挂枝儿》之类作品的支持。
古代文人热衷于搜集和把玩色情文艺，虽然就这一社会现象而言已有足够的史料加以证实，但就其具体情形而言尚缺乏生动的个案。不得已，姑用一个近代的例子代之，以便多少能获得一点感性认识：他又喜藏秘戏图，既有秘戏泉币，又欣羡曼青的秘戏小镜，为题二诗：并头交颈镜中窥，相对何须更画眉，此是同心双结子，曾从袖底系人思。六朝小镜菱华，堪与摩挲遣有涯，何似大泉图秘戏，横陈一例尽无遮。他搜罗的秘戏图，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尤以法国的一套，设着彩色，最为冶艳。他又登报征求裸体美人照片，亦获得相当数量。
此人是谁？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也。举他为例，似乎稍欠普遍意义，但也聊胜于无。搜集色情文艺作品，当然可以出于多种动机，比如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征集歌谣，《歌谣周刊》上载其章程有云：“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况且欣赏与研究本来很难区分，当年冯梦龙编辑《挂枝儿》、《山歌》和《夹竹桃》，即或纯出于欣赏，今日的研究也不能不大大受赐于他。高罗佩多方搜集明代春宫画，遂成这方面举世闻名的专家，也是同类例证。
（三）人性与色情文艺的功能
色情文艺无法禁绝，最根本的原因，或许在于人性的弱点——人类有情欲，而且不能不寻求情欲的满足。这一点人所共知，本无烦举例，但是看一看《金瓶梅》作者诸候选人之一屠隆的自述，可以加深理解。屠隆说他曾试图“治欲”，即克制、禁绝自己的情欲，但终归失败：又三年治欲，若顿重兵坚城之下，云梯地道攻之，百端不破，……乃知其根固在也。……男女之欲去之为难者何？某曰：道家有言，父母之所以生我者以此，则其根也。根故难去也。（《白榆集》卷九“与李观察”）
男女之欲既“治”不去，计将安出？一条路当然是纵情声色，满足情欲；屠隆本人就是因“淫纵”罢官的。另一条路就是色情文艺——欣赏或创作色情文艺作品，也可以使情欲有所宣泄。
从现代的观点来看，屠隆上面的话还真有其深刻之处——人类之有情欲是生物学上注定的，回避不了。但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类，满足情欲毕竟要受很大限制，这时色情文艺就可以发挥其特殊功能了。现代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对这一问题有如下解释：
出路在于窥淫狂症——这里取的是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
这个办法一直被广为采用。就其严格意义而言，窥淫狂症指的是从窥探他人的交媾中获得快感，但从逻辑上讲其词义可以扩大，从而包括对于一切性活动作壁上观的兴趣，几乎整个人类都乐此不疲。他们观看、阅读、收听这一类活动，电视、电台、电影院、剧院以及小说等大多跟满足这一要求有关，杂志、报纸以及日常谈话在这方面也大显身手，这已经成了一个重要的行当。……这方面的需求是如此的巨大，以致我们不得不发明出一些特殊替身——男女演员——让他们为我们表演性行为的全过程。他们求爱，结婚，然后换一个角色，隔几天再求爱，再结婚。就这样，可供窥视的东西层出不穷。……我们的窥淫活动从生物学角度看是不正常的。但相对而言，它有益而无害，因为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们对性的好奇感，而且避免使人们卷入可能威胁对偶关系的婚外性关系。
这就为色情文艺的社会功能提供了一个较能言之成理的说明，有助于从根本上理解人类为什么会欢迎色情文艺或至少是准色情文艺。
前面我曾说过，当礼教与人欲之间的对立加剧，人们开始生活在强劲的性张力之下时，色情文艺——欣赏、搜藏和创作——成为缓释性张力的重要途径。但是色情文艺最先出现时，它的主要功能却不在于此，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比较准确地预料色情文艺未来的前景。
“色情文艺”这个字眼本来并无贬义，人们乍听之下产生的贬义感觉，其实是道学家们长期口诛笔伐造成的“语境”所致。遥想上古之时先民在石壁上作岩画，其中不乏男女交媾、人兽交媾和阳具勃直挺出的男性形象，用后世的眼光观之，此非色情文艺而何？但推想先民的“创作动机”，亦不过“行者歌其途，劳者歌其事”而已，所谓反映生活也。那时他们所承受的性张力，即或有之，与宋、明礼教盛行时相比也当可忽略不计。再想想，对于历史可以有讲史小说，对于探案可以有侦探小说，对于商业可以有商战小说；凌烟阁上可以画功臣，纪念碑上可以刻大战，……等等等等，都不过是反映生活，描写生活，以增进其“文化”而已。而人类天生有情欲，靠性交才能繁殖后代，这件事比之探案或商战，立功或战争，不知要重要多少，何独不能笔之于书籍、施之于绘画？
由此可知，色情文艺的功能远不止于缓解性张力这一项，它还有更广泛也更持久的功能。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多元和宽容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性张力会逐步减弱（但在文明社会中它永远不可能等于零），但色情文艺的使命不会到此完结。今日欧、美各国社会中，人们承受的性张力无疑远远小于明、清时代的中国人，而色情文艺在这些国家里依旧繁荣，原因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