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色情文艺中，有一种程式化的描写经常出现，即与处女性交时女方的痛苦和男子的快意。用现代观点来看，这种描写带有比较明显的施虐淫（Sadism）变态色彩。在色情小说中，施虐的一方常被安排为历史上以“荒淫”著称的帝王，如隋炀帝、金海陵王之类。例如《金海陵纵欲亡身》中写到海陵强占重节时，重节“皱眉啮齿，娇声颤作，几不欲生，再三求止”，而海陵则是“兴发如狂”；对于另一少女，海陵又“乘兴幸之，竟忘其质之弱、年之小也，此女果不能当，涕泗交下，……女阴中血流不止”。海陵这种“尝幸室女，必乘兴狠触，不顾女之创痛，有不遂其情者，令妃嫔牵制其手足，使不得动”的作风，已属变态——这当然未必是历史上完颜亮其人真有其事，只说明小说作者描述了施虐淫的变态情形。对于《隋炀帝艳史》中描述的隋炀帝荒淫行径，也应同样看待。该书第三十一回 写隋炀帝与月宾（十三岁少女）之间的性行为，用欣赏的笔调细述月宾的痛苦和恐惧；第三十二回 又写隋炀帝因服了方士所献丹药，“欲火如焚，情兴勃勃，不能自制”，竟将他宠幸的十几个美人“俱已幸遍，……一个个俱采伤揉碎，不敢承当”。这种笔墨，不足以使人相信历史上的隋炀帝其人真是如此，倒很使人怀疑该书作者（明代“齐东野人”编演，“不经先生”批评）自己是否有一点施虐淫的变态心理。这种欣赏女性初交时的痛苦的心理，在一些较为华丽的作品中也有反映，这里仅举《董解元西厢记》卷五中一段为例：
良宵夜暖，高把银点，雏鸾娇凤乍相见。窄弓弓罗袜儿翻，红馥馥地花心，我可曾惯？百般就十分闪。忍痛处，修眉敛；意就人，娇声战；涴香汗，流粉面。……
这类心理，还与“处女癖”的观念有关，我们将留待今后另一书中再作讨论。
（五）“壮伟”之荣
在明、清色情文艺中，以男性阴茎长大，即所谓“阳道壮伟”为荣，是普遍的观念。通常，男主人公如果天生“壮伟”，就有了自命不凡的资本；反之则自惭形秽。这方面例证极多，姑举其特别极端而别致者两例，其余不难想见。
在色情小说中，追求“壮伟”最不要命、也最异想天开者，莫过于《肉蒲团》中的未央生。在第七回 中，他冒着丧失生育能力的危险（前面已经谈过，子嗣对古代中国人来说何等重要！），要术士对他的阴茎施行外科手术。而手术的内容更是骇人听闻——将狗的阴茎组织移植到他的阴茎上使之粗壮长大。结果未央生获得了足以傲视群伦的“壮伟”之物，此后和他发生性关系的美女们无不对他大生好感。
在《金瓶梅》第八十回 中，西门庆平日的狐朋狗友们为了悼念纵
欲而死的西门庆，请水秀才写了一篇祭文。这篇祭文却是十足的文字游戏——干脆将西门庆其人比作一根“壮伟”的阴茎：维灵生前梗直，秉性坚刚，软的不怕，硬的不降。常济人以点水，恒助人以精光。囊箧颇厚，气概轩昂。逢乐而举，遇阴伏降。锦裆队中居住，齐腰库里收藏。有八角而不用挠掴，逢虱虮而骚痒难当。受恩小子，常在胯下随帮。也曾在章台而宿柳，也曾在谢馆而猖狂。正宜撑头活脑，久战熬场，胡为罹一疾不起之殃？
这种文字游戏，当然不免低级趣味，但仍是以“壮伟”为荣的观念的表现。
以“壮伟”为荣的观念并非到明、清色情文艺中才出现，而是古以有之，由来已久。从吕不韦荐“大阴人”嫪毐以侍太后，到武则天的男宠薛怀义“阳道伟岸”，再到左监门卫长史侯祥自表“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都离不开这种观念的作用。而在笔记小说中，经常出现苦于阴茎太小乃至有先天不足的男子服用了某种神奇药物而立刻臻于“壮伟”的故事情节，如《聊斋志异》卷二“巧娘”、卷九“药僧”、《夜谭随录》卷八“白萍”等篇皆是。
以“壮伟”为荣，认为阴茎粗长壮大是性能力强的标志，以为天下女性无不希望她们的男性性伴“壮伟”，这一系列观念直到今日仍在许多男性头脑中根深蒂固地盘踞着。而且中外皆然。如果说国内许多男性反复向提供咨询服务的性学专家陈述自己因阴茎不够长大的焦虑和苦恼，是因为性知识还不甚普及的缘故，那么今日美国的性学专家也时时面对同样的陈述，就难以用同样的理由去解释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壮伟”为荣的观念完全没有现代性科学上的根据，因为阴茎的大小与性能力的强弱之间并无必然的关系，特别长大的阴茎通常并不会给女性带来更多的性快感。尤为有趣的是，根据在美国的考察统计，女性们对于自己性伴的阴茎，不是担心其小——恰恰相反，竟是担心其过大！可见色情小说的作者们（古今中外，绝大部分是男性）在这件事上一直是“自说自话”而缺乏深入考察的。
最后可以提到一点，“壮伟”之荣在中国春宫画中没有什么反映，中国春宫画中的阴茎都画成正常比例，形态上甚至还稍嫌简化。但是在日本的春宫画中，却普遍将阴茎的尺度夸大，超出与实际人体的正常比例；而且还有许多漫画式的作品，将阴茎的尺度夸张得荒诞不经。这或许可以视为“壮伟”之荣观念的表现。
（六）催情手段
催情手段当然是日常生活中不便公开谈论的话题，但这确实是人类性生活中一个不能忽略的内容。这方面得以流传下来的古代史料，大部分见于色情文艺作品中。这里仅就明、清作品中反映较多的几个主要手段略加论述。
春药（亦可称为媚药，应与一般的壮阳滋阴补药区别）在世界各古老文明中，都是关涉到性学、医学、药学和社会学的大题目，中国古代也留下了关于春药的大量史料，限于本书的主题，此处仅就色情文艺中反映的情形稍作讨论。在明、清色情小说中，春药通常与“纵欲亡身”联系在一起，而且作者总是喜欢将这种事安排在反面人物身上。比如《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就是因为一夕服用了潘金莲给他的过量春药，纵欲而亡（第七十九回 “西门庆贪欲丧命”）。这个情节与《赵飞燕外传》中赵飞燕一夕让汉成帝服了七丸春药而使成帝暴毙非常相似，两者应有继承的关系。《金屋梦》中李守备之死也是同样情景（第三十回 “拉枯桩双妪夹攻”）。可见在明、清小说中“过量服春药纵欲亡身”有一种大体固定的描写模式。此外在大量内服或外敷春药以催情助兴的情节中，小说作者一般也不抱欣赏态度。而在作者津津乐道、反复渲染的超强性能力狂欢场景中，通常不出现春药。这种普遍对春药持否定态度的倾向，与中国传统房中术理论著作中的告诫是完全一致的，也符合“最好的春药是爱情”
这一流行于世界各国的睿智古训。
在明、清色情小说和春宫画中，有两种催情手段——也可以看成两种性行为——经常出现，即男子与女阴口交（cunnilinctio）和女子与男茎口交（penilinctio）。例如在色情小说《怡情阵》第二回 、《绣榻野史》卷上、《肉蒲团》第十二回 等处都有对前一种行为的描述；而在《怡情阵》第四回、《灯草和尚》第六回 等处则有对后一种行为的描述。《金瓶梅》中反复出现潘金莲对西门庆进行后一种行为的描写。在高罗佩统计的三百余幅明代春宫图中，与女阴口交者占百分之五，与男茎口交者为百分之三。比较典型的一幅见于《江南销夏》第六图。这两种行为确有唤起性兴奋的作用，也可以使男子或女子达到性高潮。不过，现代的中国人似乎普遍对这类性行为感到厌恶。从卫生的角度来看，这类行为也是不可取的。而古代在这方面的实际情形，仅靠传世的色情文艺作品很难确切把握。
色情文艺作品中反映的另一种催情手段是性行为（包括自慰）时采用的辅助器具。从单纯性学史的角度来看，这方面的史料几乎只有在色情文艺作品中才能找到，因此有必要在此稍加讨论。关于性行为辅助器具最集中的史料，或当数《金瓶梅》，即西门庆那个有名的“淫器包儿”。其中的“相思套”，大致类似于现代外带肉棱的男用避孕套，肉棱可以刺激阴道壁而增进女性的快感。“硫黄圈”是套在龟头上的小环，据说用硫磺制成是取其摩擦后易于生热，目的也是加强对阴道的刺激。“银托子”和“药煮的白绫带子”都是增进阴茎硬度的辅助物，前者套在阴茎下部；后者现代医生有时仍向性能力偏弱的男性推荐，其法为用带子绕于勃起的阴茎下部，这样就阻碍了阴茎海绵体中血液的回流，能使阴茎不易萎软。至于“药煮”，意在使带子上吸收一些刺激性药物，以增其效。还有“悬玉环”，不易确定是何种器具，可能是与“硫黄圈”相似之物。这些辅助器具中最众说纷纭的是“勉子铃”，即缅铃。按《金瓶梅》第十六回 中的说法，这是一个“拿在手内沉甸甸的”中空金属小球，性交时放入女阴之内，可以大增快感。此说可以在一些文人笔记中获得支持，如《簷曝杂记》“碎蛇缅铃”条、《万历野获编》补遗“佞幸”条、《枣林杂俎》“勉铃”条等。这些记载虽然细节有出入，但大体可肯定此中空小球中另有物，这样随着性交时身体的活动会发出响声。由此高罗佩相信，此物与日本古时的“琳之玉”是同一种器具，后者也是中空小球，用薄银片制成，两个组成一对，一内灌水银，一内装金属舌，供女性自慰时置入阴中。这一派说法多数相信缅铃原出缅甸，故有此名。但也有学者认为缅铃是一种中空的金属珠，内放砂粒等物，动时有响声，而这种小珠要用外科手术植入阴茎表皮之下，这样性交时就能产生强烈刺激从而增强女性快感。这种手术至今仍在东南亚和台湾等地流行，称为“入珠”。
这种说法虽然也能在古籍中获得支持，比如周致中《异域志》卷上“暹罗国”条、马欢《瀛涯胜览》“暹罗”条等都记载了当地的这种手术，但因明显与《金瓶梅》对缅铃用法的描述不符这，仍以前说为妥。
被称为缅铃的中空小球既可用于催情助兴，亦可用于女性自慰，其实自慰也可视为催情的形态之一。明、清色情文艺作品中对女性自慰专用器具的描写颇多，主要的一种即所谓“角先生”。这种阴茎模拟物的简单形态早在汉代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就已发现，系用铜制成，大小及形状皆与阴茎一样，还细致地铸出龟头。值得注意的是每具皆呈圆角的曲尺之状，两端各有一龟头，这似乎表明是两女进行同性恋性爱活动时共用之物。在《金海陵纵欲亡身》、《金屋梦》第三十回 等情节中，“角先生”或其替代物（“使白绫带塞了棉花，缝成小小袋儿”）也都是在二女进行同性恋性行为时使用的。而在《株林野史》第七回 中，则详细描述了一种构造较为复杂的同类器具，被称为“广东膀”：此物用热水一泡，就会变硬；一端有绳，可绑在脚上，“用手拿着往下一按，便进去了，往上一抬，就出来了，一抽一送……”这种器具在明代春宫画中也有反映，例如《江南销夏》第三图就描绘了此物使用的情形。
最后，还有一种在明、清色情文艺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催情手段可以一提，即饮酒。“酒后乱性”、“三杯酒下肚，不觉哄动春情”之类的描写在色情小说中到处可见。酒精的刺激固然可以引起人情绪的兴奋，但更主要的是起一种道德上的掩护作用——因为是“酒后乱性”，自己“把持不住”，所以越礼。当年陶渊明“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之句，正道出其中奥妙。而在色情小说中，大多数性行为都发生在通奸、偷情的场合，故一起饮酒往往是男女调情的开端，最后则以上床云雨结局。《金瓶梅》第六十九回 “招宣府初调林太太”正是晚明社会生活中这种场景的一个真实写照。
据现代的情形可知，春宫画的观赏无疑也是一种有效的催情手段（色情录像带当然又驾而上之），明、清色情小说中描写这方面情节的代表作是《肉蒲团》第三回 ，前面已经谈过了。色情小说这一事物本身虽然也经常出现在色情小说的情节之中，但以阅读色情小说作为催情手段的情节描写似乎未见。这或许是由于这类小说都是喜欢“直奔主题”的，春宫画较之小说当然要直接、快捷得多。
（七）女性性饥渴
关于女性性饥渴的各种夸张传说，在古代世界各民族中间普遍流行——禁欲主义者据此进一步强调禁欲之必要，因为男子永远不可能满足“有无限邪恶情欲”的女性；而主张满足人类情欲者则据此强调发展男性性技巧的必要。欧洲中世纪教会的禁欲主张可视为前者的代表，中国古代房中术理论可视为后者的代表。
由于男女生理构造的不同，女性持续进行性行为的能力确实强于男性。但这一事实到了明、清色情小说作者手里，就成了渲染情欲狂热的大好题目。在那些多妻家庭中，成群的妻妾往往被描写成处于极度性饥渴之中。比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四“任君用姿乐深闺”的故事中，先讲述北宋时蔡京妻妾们暗中招引青年男子入内满足性饥渴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