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威并施。用法立威，言出必行，守法者知道恩典，对不守法者毫不客气。这样荣恩并济，威惠并施，上下有序，井井有条，政权的基础才能巩固，政治的功效才能发挥。这是诸葛亮在入蜀定法时说的治蜀方针。根据这个方针治蜀，蜀国果然大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就连原来不同意这一方针的法正后来也同意这一观点。
赏罚必信。孔明倾举国之兵北伐，以小国挑战大国。军费、将士、物资都依靠全国国民，就算出现怨言也是很正常的事。但是诸葛亮做到民无怨声，全因为他的政治方针正确。诸葛亮负责编制的《蜀科》，主要内容就是“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罚无善不现。”一开始蜀民不满，到了后来却十分欢迎。诸葛亮融合儒家与法家的思想，怎能不成功？
三分天下。此乃诸葛亮一向的方针，联吴抗魏，也取得很大的成功。他要维持三分均势，因为孙权有江东，若派兵进犯必招惹魏兵，而魏国乃蜀国宿敌，轻重一分，自然联吴对付魏国较为合理。再加上力量不平衡，在魏七吴二蜀一这一比例的情况下，如果诸葛亮不联合吴国共抗魏国，将更难使北伐成功。三分就可以互相牵制，联吴就使蜀国不用防备吴国，全力对付魏国。这是诸葛亮的大局观与外交方面的成功。因为有如此稳固的政治局面在，所以诸葛亮这样谨慎的人方才会发动南征北伐。
在用人方面，诸葛亮也有很多的长处：
军政的后继人。诸葛亮死后，继承诸葛亮主持国政的是蒋琬、费袆二人，二人各治蜀十年，很有政绩。因为二人主张休养生息，所以在北伐之后的蜀国国力才可以迅速恢复。
提拔人才甚多。费袆、蒋琬、董允、郭攸之、姜维、杨洪、杨仪、王平、何诋等都是诸葛亮一手提拔的。蜀书列传上的五十多人，大多都受过孔明明里或暗里提拔。这些人才也不辜负诸葛亮，为蜀国付出了很多。
提拔人才于民间低层。杨洪、何诋二人原是小吏，但被诸葛亮破格提拔为郡守，两人也有很多政绩。
在恶劣的环境下提拔人才。蜀国地处边陲，人才不多，也很分散。在蜀国人才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诸葛亮尚能保证在其死后的二十年之内国政清明，国家大治，不能说诸葛亮用人无方。
因而，诸葛亮用人虽有马谡之过，但其用人亦是值得一赞。其继承人也一如所愿，在诸葛亮死后维持蜀国支撑局面二十余年。
无源之水的奔流
“历稽载籍，贤相如林，而名高万古者莫如孔明。”诸葛亮作为一个分裂割据的蜀汉小国的丞相，是什么原因使他这样出名这样赫然地占有五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的政治家的最高位置呢？芽《三国演义》的批评者毛宗岗认为小说人物中有“三绝”，而诸葛亮为三绝之首。他说诸葛亮“其处也弹琴抱膝，居然隐士风流；出而羽扇纶巾，不改雅人深致。在草庐之中，而知三分天下，则达乎天时；承顾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则尽乎人事。七擒八阵，木牛流马，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测；鞠躬尽瘁，志决身残，仍是为臣为子之用心。比管、乐则过之，比伊、吕则兼之，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
毛宗岗以小说为依据，概括得很全面，但它还未能从民族的文化心理发展的角度进行历史的具体分析，所以说得还不够恳切。
诸葛亮的才智被肯定，最重要的就是他“未出茅庐，而知天下三分”的大势。而且，诸葛亮出山之后，刘备的事业几乎是无往不胜，他好像是刘备的幸运之神一样，从他投靠刘备开始，在荆州立足、赤壁之战胜利、夺取荆州、入主益州……每一件好像都和诸葛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给刘备带来无数运气的诸葛亮，最终还是没有完成统一大业。对于诸葛亮的失败悲剧，晋宋以来，人们曾反复进行过思索和探讨，直到今天，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虽然对于诸葛亮的才干和人格给予崇高的评价，但他认为诸葛亮北伐“连年动众，未能有克”，是因为他“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治戎为长，奇谋为短”，就是说诸葛亮的治国才能优于军事才能，而在军事能力方面，又长于治军而短于谋略。
一种意见是认为诸葛亮死得太早，否则“若天假之年，则继大汉之祀，成先王之志，不难矣”。唐代中兴名相，大家熟悉的“雪夜平蔡州”的统帅裴度，即持这种观点。上文所引，即是他为成都武侯祠被后世称为“三绝碑”所撰的碑文中的话。在碑文中，孙樵更公开地指责陈寿贬抑了武侯。学者认为，陈寿虽称良史，然其父陈式本为诸葛亮的部下，因犯法为诸葛亮所诛，故寿为诸葛立传有失公正。
一种意见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决策”，是“跨有荆、益”作为根据地，然后待“天下有变”，分两路出师北伐，一路向宛洛，一路向秦川，以统一中国。其后由于关羽“大意失荆州”，而刘备伐吴又遭彝陵大败，致使蜀汉国土失半，元气大伤，再无统一的可能。杜甫的《八阵图》诗所谓“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即表达了这种观点。
近年还有学者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决策”本身就包含着悲剧的因素。从历史、地理的因素看，汉末的中原？穴包括关中？雪与荆、扬及益州，已经发展成为三个互相对抗的经济区，它是三国立国的社会基础。荆州与扬州联为一体，为东吴所必争；而荆州和益州因为崇山峻岭的阻隔，它们作为两个各自独立的经济区，联系极为不便，蜀汉集团无论以荆制益还是以益制荆都无可能，所以失荆州实为历史的必然。故诸葛亮的隆中决策预见天下三分，有着非凡的眼力；认为刘备只有向荆、益二州发展，也很正确；但他的“跨有荆、益”作为立国和发展的基础，是不现实的，这也注定了他的理想要成为悲剧。
此外还有多说，诸如认为诸葛亮用人苛严，求全责备，致使蜀汉无人；不重经济致使粮馈不继；北伐本来就是以攻为守，等等，不一而足。
客观地说，诸葛亮之所以不成功，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存在。最重要的就是现实的基础方面的国力问题。当时，蜀汉政权的家底太薄弱，而在当时曹魏和孙吴的霸权已经确立的情况下，薄弱的蜀汉没有发展的机会，就像是在美国的霸权确立之后南美洲的小国无法得到发展而只能或者沦为美国的殖民地或者成为美国的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市场一样。
不过也有人就此提出不同的意见，他们说商汤以七十里，周文王以百里而有天下，汉高祖也是以汉中为基地战败项羽，故不能以实力悬殊为诸葛亮辩护。可是他们忘了，彼此的对手不同；夏桀、商纣、与项羽虽然也都曾经拥有极大的权力和威势，可是他们的力量是在走下坡路的，这注定了他们要失败。
而曹魏集团统治所依恃的现实基础恰恰不是这样。汉朝末年，政治极端腐败，世族豪强任意兼并土地，使被剥夺的农民不是流离失所，就是沦为奴婢，使社会生产很难继续下去，因此酿成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继之是旷日持久的军阀混战，中国北方出现了“出门无所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情景。经过董卓杀掠，中原地区“民人死者且半”，关中“无复人迹”；徐州汉末时“户口百万”，经过“曹操屠戮”，“自泗南至夏丘”，“鸡犬不闻”，“城邑无复行人”，一直到曹魏统一北方之后，虽然“奄有十州之地”，然“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长期战乱，鱼死网破，留下大片大片的无主荒地，曹操在这个基础上，才得以招流民，兴屯田，重新分配土地，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这才为他的统一事业奠定了基础。大乱之后，人心思治，分裂已久，期望统一，对于世族豪强来说他们也许憧憬着过去的黄金时代，而对于广大民众来说，他们的记忆中所留下的恐怕主要是憎恶，所以刘备和诸葛亮的“恢复汉室”的口号，对于中原人民并没有什么吸引力。
当然，诸葛亮不是袁绍，并不是旧的豪强世族的代表。但他和刘备从刘璋手中所接过的地盘，却是一个与中原地带完全不同的社会基础。表面看起来，这“天府之国，沃野千里”，战乱中，是一片相对稳定的绿洲，可这里豪强兼并，政治腐败，仍沿着汉末的道路下滑。刘备从刘璋的手中接管了益州后，并未清扫那里的地基。他的蜀汉政权，是以他的东州地主集团和原来的巴蜀地主集团联合统治为基础，土地难于重新分配，生产秩序无法重建，想“屯田”而无地可分。北方的社会是切除病灶后的肌体，而巴蜀用的是保守疗法，当然比起前者来要缺乏生机。
确实，就算是保守治疗，也有保守治疗的办法。春秋时期的管仲治理齐国，使用的就是保守疗法。他并没有摧毁齐国原有的社会基础，但是通过重新整合的方式，让整个社会朝着富国强兵的方向发展，在劳动力和兵源问题上牢牢抓住了关键，才让齐国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而战国时代，燕国的乐毅，靠着自己突出的军事才能，把燕国的军队治理得井井有条，并且靠着这支军队打败齐国，让燕国一度成为东方的强国。
回头看看诸葛亮，做了些什么？诸葛亮一边在忙于处理刘备生前留下的如何安置益州旧官僚的烂摊子，一边又在忙于抓蜀汉政权的干部队伍建设，就是没有进行人力资源整合。再看练兵方面，诸葛亮也没有使用什么高超的管理办法，只是从干部队伍入手，选任了一些循规蹈矩的军官来管理军队。这些人，适合做管理士兵生活的士官，但不适合做领兵打仗的军官。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正是此意。
诸葛亮在出山之前，曾经自比管仲、乐毅，可是当时的人们并不认同他自己的说法。从现实中的表现来看，诸葛亮也确实是无法和管仲、乐毅相比。
一方面没有先进的办法整合人力资源，另一方面在军事管理上毫无创意，诸葛亮对蜀汉政权的管理，只是抱残守缺拖得一天是一天的状态。可他又不甘心死守益州，总是频频北伐，可是，正是因为诸葛亮及其后任的连年征战，超过了国力负担，故到蜀亡之前，已经是“入其土，民有菜色”的地步。刘禅投降，向魏方呈献户籍薄，蜀汉全国“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令人难解：以94万的老百姓供养着14万的官吏和军队，平均不到7人即负担一个。这是一个多么可笑的数字，可惜诸葛亮没有注意，也许是不愿意注意。
有一句俗话，叫做“屋漏偏逢连夜雨，船到江心补洞迟”，诸葛亮的情况不也是如此吗？接手了一个问题多多的政权，但也只是支撑局面而没有发展，而之所以只是支撑而不作调整，又是因为他能力不足。诸葛亮的志大才疏，加上蜀汉政权的先天不足，真的是“长使英雄泪满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