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在雍正帝胤禛即位前，就是为他多年效力的“藩邸旧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胤禛晋封为雍亲王，并充任镶黄旗旗主。就在这时，年羹尧的妹妹被选为雍亲王的侧福晋，年家因此从下五旗之一的镶白旗，升入上三旗之一的镶黄旗。这样，胤禛与年羹尧既是郎舅，又有从属关系。胤禛在与诸皇子夺取帝位继承权的激烈争斗中，实力人物年羹尧的支持起了重要作用。
在雍正登上皇位的过程中，和他争夺最激烈的，就是和皇十四子之间的争斗。而在康熙即将去世之前，因为无人知道到底康熙是要确立谁做继承人，所以皇子之间都不敢轻举妄动，而康熙明显是对皇十四子十分看重。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皇四子（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身边最为重要的助手年羹尧主动请缨出任四川总督。表面上看来，年羹尧并非受命于雍亲王胤禛而出镇四川，但在时间上来看，年毛遂自荐是在康熙五十七年十月初一，这个时候正是皇位争夺最为激烈的时期，如果没有雍正的授意，年羹尧是绝对不会离开京城的。而紧接着，皇十四子允禵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是在十一天以后的十月十二日。皇四子胤禛自然很难提前刺探出康熙要任命允禵出征西宁的秘密，但他的舅舅隆科多却可以提前从内宫打听到这个消息，所以，年羹尧出镇四川，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康熙临死时，年羹尧所辖的川陕两省兵马，虽然看上去无法和大将军允禵相抗衡，但年羹尧对允禵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压力和一种战略上的牵制。如果没有年羹尧这颗棋子，那么允禵就可以随时调动手中的兵马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但是年羹尧镇守四川，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对允禵进行阻击，这就是为什么允禵没有在康熙驾崩、雍正继位之时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的关键原因。所以，在雍正登基之后，允禵接到胤禛的进京命令，很快就将大将军印信交给副将军平郡王纳尔素，自己老老实实地启程赴京了，而前来接任的，就是辅国公延信和年羹尧。从常理上来看，这一切发生得太过顺利，根本就不符合政治斗争的逻辑，究其原因，正是年羹尧这颗定时炸弹，阻挡了皇十四子允禵利用兵权争夺皇位的计划。
年羹尧这次下注，获利颇多，他成功地完成了雍正交给他的任务，又接管了允禵的兵权，一下子顺风顺水，平步青云。
只手遮天的浪子
雍正即位时，年羹尧为川陕总督。他在短短的一年之中，官衔累加为二等哈达哈哈番世职、太保、三等公世袭，授抚远大将军，进二等公，雍正二年三月进爵一等，又授精奇尼哈番令其子斌袭，十月又加一等阿恩哈尼哈番世职令其子富袭等。年羹尧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得到皇帝如此恩宠，自然是因为他在雍正继位过程中起到的特殊作用，而且这也和年羹尧本人的能力与雍正的治国政策密不可分。
清政府一贯重视与西北少数民族的关系，康熙时期尤其如此。自康熙二十一年平定三藩的战争结束后，国内较大规模的动乱多发生在西北边陲。有些动乱还直接影响到清王朝的安定与统一。为维护与巩固清政府的统治，康熙把加强同西北少数民族的联系视为基本国策。他使用剿抚两种策略，笼络与制服了西北蒙藏贵族。平时他任命才能卓著的大臣坐镇边疆，一旦发生边患，还要亲自率军出征。雍正即位后，完全继承了其父这一政策。他同样认为，边陲安定与否，直接影响整个国家的局势，因此十分重视封疆大臣的作用。在诸封疆大臣中，他最重总督。而与西陲边务联系最为密切的，就是川陕总督。在年羹尧出任川陕总督前，一直是陕甘总督兼辖四川。陕、甘、川三省，连接青海、西藏、新疆、内蒙等地，是蒙藏少数民族与清政府交往的必由之路。因此，年羹尧在雍正初年就受重视，在情理之中。
雍正即位后，皇权不稳，百废待举。他求贤若渴，急需一批能够为他“分猷佐治”的大臣。年羹尧正是他理想的人选：重要的职务、突出的才能、旧有的关系都集于一身。于是，在所有的封疆大臣中，年羹尧自然最早受到胤禛的倚重。胤禛在给年羹尧的朱批奏折中，曾多次表明要通过重用年羹尧，在朝臣中树立一个为己效忠的榜样。这也是年羹尧所以受宠的原因之一。
年羹尧受到胤禛的倚重，是从他接受允禵军权开始的。康熙死后第二天，胤禛在命允禵进京叩见梓宫的同时，下令川陕总督年羹尧，于西路军务粮饷及地方诸事，俱同延信管理。年羹尧到任不久，于雍正元年元月即奉命叩见梓宫。在京期间，胤禛更加肯定了年羹尧的才干和他对自己的忠诚。于是年羹尧平步青云，得到了异乎寻常的荣耀。二月，授年二等哈达哈哈番世职，同时加其父原任巡抚年遐龄尚书衔；三月，又为年羹尧加太保衔，并封为三等公；接着，以川陕总督统理陕西、甘肃、四川三省事务，控制番羌，又授他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一个远在边陲的封疆大臣，身兼五六种职衔，这在当时确实是少见的。
年羹尧受到进一步的信任与擢拔，是与他在青海战事中充分表现了他的忠心与才干联系在一起的。策妄阿拉布坦入侵青海的问题，本在康熙六十年时就已初步得到解决，青海恢复了安宁。但到了雍正元年，青海各部又闹起了矛盾。卫拉特部顾实汗的嫡孙罗卜藏丹津，纠合数部，侵扰青海郡王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奈等部，并下令各部落废除清政府加封的王、贝勒、贝子等封号，自称达赖混台吉，打算独占青海，自封为汗，脱离清政府的统辖。如何处理罗卜藏丹津的叛乱，这对刚刚即位的胤禛也是一个严重的考验。此时的动乱若真闹大，胤禛就有违背皇考遗愿之嫌，必然招致诸弟与宗室中敌对势力的攻击，削弱他那尚未巩固的皇权。况且，胤禛作为一个杰出的统治者，也决不允许在他统治下的大清帝国中，又出现一个脱离朝廷统辖的独立王国。因此，当事情发生后，他即下令年羹尧即往西宁办理军务，并将延信护理之抚远大将军印，从任所送至西宁，交与总督年羹尧。
在此期间，胤禛不断派人前往军中，送赏年羹尧各种赐品。从皇帝御用的四团龙貂皮褂、貂帽、蟒袍、东珠，到荷包、钟表、鼻烟壶、鹿尾、奶饼等宫中珍玩佳馔，应有尽有，十分丰富。最初年羹尧对自己得到的这种超乎寻常的赏赐，既受宠若惊，又有些惶恐不安。以后，随着年羹尧在西北战争中作用的逐渐突出及其官阶的累晋，他接受皇帝赏赐的态度，则由受之有愧变成伸手讨要了。由于年羹尧当时的作用，胤禛对他这种犯上的做法，不但不恼怒，还有求必应。正是这种张狂的个性，让年羹尧从雍正最忠诚也是最可靠的拥护者，变成了雍正身边最危险的人物。
登高跌重的野心家
年羹尧仗着自己和雍正的特殊关系，以及曾经立下的大功，恃宠生骄，并且渐渐暴露出夺权篡位的野心，这是雍正皇帝无法忍受的。每个专制的君主都不允许在自己的卧榻旁边还有别人安眠，所以，年羹尧的个性张狂和野心勃勃，最终把他自己送上了不归路。
年羹尧的失宠和继而被整肃是以雍正二年十月第二次被召进京为导火线的。在这次赴京途中，他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等跪道迎送。到京时，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在京期间，年羹尧“传达旨意，书写上谕”，俨然成为总理事务大臣。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根本不像一个臣子。结束召见回任后，年羹尧接到雍正带有威胁性质的批评朱谕，提醒他：“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
年羹尧失宠获罪的原因，大致有这样几点：
擅作威福。他位尊权重而不能自谨，过多地干预朝中政务，攘夺同僚权力，滥用朝廷名器。他对待内外官员狂傲无礼，给各省督抚发送咨文直呼其名，不仅蒙古王公，就是皇帝的女婿阿宝入见，也要行跪拜礼。他在与督抚、将军往来的咨文中，擅用令谕，语气模仿皇帝。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帝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还代雍正拟就序言，要雍正帝颁布天下，如此僭越无度，雍正帝怎么能不反感。在雍正心中，年羹尧已经成为第二个吴三桂。
结成朋党。他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基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
贪赃受贿。他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巨。客观地讲，由于雍正宠信过分，赞誉过高，征询过多，致使年羹尧权力膨胀。而年羹尧骄横傲慢，忘乎所以，不守臣节，则渐渐引起了雍正的警觉和不满，终于下决心惩治这个天下“第一负恩人”。
张廷玉曾经说过：“本来就是用年羹尧来攘外，外患既除，还不知收敛，死期不远。”本来，功高盖主之人是最应该懂得韬光养晦的，更应该懂得要及时抽身，但年羹尧天生的张狂却让他不知进退，想把十万大军培养成军阀势力，又插手地方政务，培植个人势力，并且已经开始准备利用自己在西部的军事、政治势力进行叛乱。
雍正对年羹尧的惩处是分步进行的。第一步是在雍正二年（1724年）十一月年羹尧晋见离京前后给他提醒，第二步是给有关官员打招呼，雍正或叫他们警惕、疏远和摆脱年羹尧，或叫他们揭发年羹尧的劣迹，为处罚年羹尧作准备。第三步将年羹尧调离西安老巢。雍正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革职，把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使其不能任意妄为。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雍正解除了年羹尧川陕总督职务，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最后一步是勒令年羹尧自裁。
年羹尧调职后，内外官员更加看清形势，纷纷揭发其罪状。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于当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雍正说，这92款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30多条，但念年羹尧青海战功，格外开恩，赐他狱中自裁。年羹尧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抄没入官。叱咤一世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
年羹尧是个不折不扣的政坛浪子，他倚仗自己的权力、地位、关系、功勋，目中无人，而且想要效仿雍正皇帝，靠个人的经营来谋求江山。可以说，他在辅佐雍正登上皇位的时候，个人的权力欲是他们之间合作的基础，而在雍正已经成为独一无二的至尊时，年羹尧的浪子心性就暴露出来，想要和雍正一分高下。他们两个的性格谁都没有变，但他们的地位和身份变了，所以，浪子终究只能是浪子，对年羹尧来说，他没有浪子回头，便只能死于非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