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史中，语言扮演着极为独特的角色。它不仅是人类知识传播的重要工具之一，也是文明积淀的重要链条；不仅是文明交往的外在形式，而且是思维方式的重要体现。上座部佛教对傣族语言的影响表现最为明显。保所明在《南传上座部佛教对西双版纳傣语的影响》[37]中，对这一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该文认为，在语音方面，西双版纳傣语受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增加了多音节词；二是复辅音。傣族群众就是通过这些宗教活动逐渐熟悉巴利语借词的，因此许多巴利语借词能够进入群众口语中，显示出很强的生命力。另外，在语言观念、文字创制方面上座部佛教都显示了它的影响。
4.上座部佛教伦理的研究
上座部佛教伦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资源，对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提高全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具有重要意义。赵玲在《我国南传上座部佛教伦理的作用与影响》[38]中，提及南传上座部佛教伦理思想集中体现在信徒们虔诚地“赕”及其一系列宗教活动中，而“赕”又是南传上座部佛教信徒们“毫洼”期间的核心内容。这与上座部佛教的戒律、仪轨、传播方式、思想都是一致的，并且对少民族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5.上座部佛教禅法的研究
上座部禅法是别与大乘佛教的一种佛教禅法体系，在整个上座部佛教的修道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近年来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林欣在《上座部佛教止观禅法》[39]一文中对此作了系统的梳理，把上座部佛教禅法划分为两种系统，即正念系统和止观系统，并对上座部禅法修行的基础、次第、境界等作了详细的介绍。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是对上座部佛教现行禅法的研究，至于上座部佛教禅法和原始佛教禅法的区别等更为深刻的历史与理论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6.上座部佛教与社会生活之关系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应用社会学和民族学的方法，如谭乐山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与傣族村社经济———对中国西南西双版纳的比较研究》[40]。针对上座部佛教巴利语文献研究滞后的问题，姚珏提出应用佛教语言学和田野调查进行研究，这是方法的创新。此外，上座部佛教的特点、建筑艺术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等问题，近年学术界也多有研究。严耀中先生的《戒律在云南佛教中的实施》[41]认为，戒律在云南佛教中已经超出宗教意义，而具有更多的政治色彩。此外，黄夏年先生的《鸡足山佛教与浙江佛教》[42]、《云南大姚妙峰山历史文化研讨会综述》[43]和《“中国宾川鸡足山佛教论坛”综述》[44]也是极为重要的成果。
总之，上座部佛教研究大大滞后于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研究，在上座部佛教的历史演变、佛教理论、与藏传佛教的关系等问题上，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三、居士佛教研究
佛教的信众基础主要由出家和在家两种人群构成。出家人住持寺庙，续佛慧命，是佛教的主体，从古到今始终在佛教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与此同时，居士群体以其人数众多、社会经验丰富、与大众联系紧密等多种因素而在佛教的传播与发展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佛教的信众类型来看，居士佛教与高僧佛教、民间佛教已构成了佛教学术的三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所谓居士佛教研究，就是以在家信徒的信仰、修行、学说、贡献等为研究对象的一种佛教学术研究，涉及居士佛教的组成、历史、特点及其在佛教中的地位、居士佛教与社会的关系、居士佛教在佛教中国化中的作用等问题。居士佛教研究对于从新的视角认识佛教中国化的形式和内容、中国佛教的特质、精英阶层的佛教信仰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居士佛教研究的代表作是2000年出版的潘桂明先生的《中国居士佛教史》[45]，这是关于居士佛教的第一部研究专著，代表了当前居士佛教研究的最高水平。正如任继愈先生所讲：“这部居士佛教史不同于一般居士佛教史的地方，就在于它结合广大群众、社会思潮的大背景来考察佛教。它的意义就在于在过去佛教史的基础上有更大的范围、更阔的视野。”[46]
除了《中国居士佛教史》，2000年以来还涌现出很多有关居士佛教研究的零星成果，分别在一些方面展开各有特色的探讨。总体上来看，2000—2006年，中国学术界的居士佛教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说明居士及居士佛教的含义
学术界对居士的界定基本达成共识，如潘桂明先生认为，从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教发展过程中，“居士”的内涵发生了某些变化。居士一开始与种姓联系在一起，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居士主要指既富有资产又信奉佛法的在家信众。由此，居士佛教也就相应指“居士的佛教信仰、佛教思想和各类修行、护法活动”。可见，明确“居士”的含义是界定居士佛教的关键。居士佛教的含义还涉及居士佛教的特征、地位、作用。潘桂明将其归纳为四个方面：经济上支持佛教；政治上护佑佛教；阐述教义；传播佛教。这主要是从居士佛教在佛教中的地位来讲的。此外，还有学者指出居士佛教的另外几个特点：人数众多，分布广泛；信仰虔诚；对佛教的影响和贡献很大；缺乏约束机制。有些学者认为居士佛教信仰净土宗居多；具有稳定性和创新性。
2.确定居士佛教的历史演进
根据不同的标准，居士佛教的历时性会有所不同。潘桂明先生根据居士佛教自身的发展状况，将其分为几个时期：中国居士佛教的发端（东汉三国时期）、滋长（两晋）、壮大（南北朝）、繁荣（隋唐五代）、全盛（两宋）、反省（明代）、维系（清代）、改革（近代）。这种从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对居士佛教的分类，是非常科学的。有些学者从居士佛教在佛教中的地位方面进行分类，认为中国居士佛教经历了发展（东汉到南北朝）、鼎盛（隋唐）、主导（宋元明清）、勃兴（近现代）几个阶段。谭伟的《中国居士佛教之历史与未来》[47]和《中国居士佛教略论》[48]对中国居士佛教之历史发展及特征、在佛教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中国佛教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作了论述。他认为，中国居士佛教在中国佛教史、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和巨大贡献。居士佛教将是中国佛教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3.理顺居士佛教的整体架构
首先，明确居士佛教的内涵、外延、表现、特征、研究现状、资料。其次，明确居士佛教在佛教的地位、作用。再次，梳理居士佛教的发展历程。最后，从横向探讨居士佛教的具体问题，如居士佛教在三教合一中的地位、作用；居士佛教对文化史的影响；居士佛教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相互关系；居士佛教与僧侣佛教、民间佛教的关系等。潘桂明先生的《中国居士佛教史》是这方面的典范。
4.断代的居士佛教研究
这种研究以《近现代居士佛学研究》[49]为代表。该书侧重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近现代的居士佛学，以杨文会、欧阳渐和吕澄为分析典型，并以此为基点探讨了居士佛学的困境、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居士与中国近代佛教复兴运动》[50]、王路平的《民国时期贵州居士佛教考述》[51]、《论晚明居士佛学的思想特质及其效应———兼论晚明“狂禅”现象》[52]、黄海涛的《试论明代地主阶级居士佛学兴盛的原因及其社会流派》[53]、《清代佛教的衰落与居士佛教的兴起》[54]、《居士们在想什么？──关于目前佛教信仰情况的调查分析》[55]等也属于断代居士佛教历史的研究。断代研究方面的重点还是近代的居士佛教。在近代居士佛教研究中，重点探讨杨文会、欧阳渐、吕澄等在佛教复兴中的作用，并给予高度的评价。近代的居士佛教的勃兴是否意味着中国传统佛教史的衰落，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就居士佛教自身的发展来看，这是一个勃兴时期。有学者指出，近代居士佛教和民间佛教的兴盛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佛教的衰落，只是中国佛教的发展走向有了变化。
5.从文学视角审视文人士大夫或其作品与佛教的关系
以东方乔的《居士佛教与居士词论略》[56]、李尚全的《晚清士大夫佛教述要》[57]等为代表，涉及的人物有谢灵运、白居易、柳宗元、李贽等。东方乔认为，以居士佛教为主体的大乘佛教对词学颇有影响，词人、词籍等多以居士命名，居士佛教的概念词汇被移植进入唐宋词的创作之中，扩充了词学的境界与容量。居士佛教中维摩诘信仰的流行影响到艳词的产生。居士佛教给词学注入忧患意识、苦空观念，促进逃禅遁空词的滋生与发展。李尚全认为，以龚自珍、谭嗣同和杨文会为代表的士大夫佛教是晚清三大社会思潮之一。龚自珍首先张扬晚清“批判佛教”理性，而谭嗣同则第一次试图调和儒、佛和西学，杨仁山开始把天台宗和净土宗思想糅合在一起，创办佛教文化教育事业，出版经书，培养佛教僧俗人才，成为“民国学术佛教之祖”。
6.地域性居士佛教研究
以何绵山的《试论台湾佛教居士团体的勃兴》[58]和华热·才华加的《藏传佛教中的居士群体及其文化特征》[59]等文章为代表。何绵山研究认为，台湾解严后佛教的兴盛与居士团体的勃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居士团体的勃兴表现在居士团体的兴起、居士弘法、居士护法、居士修法、居士志工等五个方面。台湾解严后居士团体勃兴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台湾解严前悠久的居士佛教传统的影响；第二，都市化的生活使居士便于集中；第三，社会现实使信仰佛教的人增多；第四，经济的高速发展为民众走进佛教奠定了基础；第五，周围环境的影响，因为随着佛教在台湾的迅猛发展，民众接触佛教变得极为容易。华热·才华加在他的文章中指出，无论从事相或理论上看，居士始终是佛教的基本力量。藏传佛教居士在护持佛法、财力供养、译介经典、修行著述、授徒讲学、建寺立宗等方面贡献巨大，又因为全民信教以及密宗无上思想等背景，藏传佛教居士有重视师承、重视密宗等特征。
总之，中国居士佛教内涵极为丰富，有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这有赖于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
四、民间佛教研究
民间佛教不同于精英佛教，甚至也不同于一般僧侣佛教和居士佛教，它是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反映了印度佛教中国化进程中最广大的群众基础，也体现了佛教文化多姿多彩的变异特性，因此，研究民间佛教对于更清晰地认识佛教中国化的形式和内容以及中国化佛教的特征与流传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中国古代的主流文化是“雅文化”，民间佛教并没有留下很多正统的记载，不过众多的历史典籍、方志、碑刻、笔记小说等为民间佛教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广阔的考察空间。在20世纪研究的基础上，2000—2006年汉语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又取得一定的进展。
早在20世纪上半叶，鲁迅、周作人、胡适、顾颉刚等知名学者，在五四运动弘扬平民文化的影响下，在文学等研究领域对民间佛教有所说明和论述。如鲁迅在《古小说钩沉》[60]中，对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作了补遗，这为研究魏晋南北朝的民间佛教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他的《中国小说史略》[61]则从小说史的角度，对东汉至清代流行于民间的小说的演变进行了大致归纳，从而为研究民间佛教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顾颉刚在《妙峰山的香会》[62]中，以社会调查为基本方法，结合历史史实，以妙峰山为研究对象，说明以妙峰山为代表的香会的历史演变和组织功能，这实际上是民间佛教的个案研究。这个阶段是大陆学术界民间佛教研究的萌芽时期，取得的成果非常有限，但其开创之功是不可忽视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陆学术界的民间佛教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民间佛教”作为概念被提出和应用，并相应出现了若干关于民间佛教的论文。学术界对民间佛教的含义、特征、表现、与其他宗教的关系等问题予以关注，并取得了一定成果。这时期对民间佛教研究基本上仍包含于文学、民间信仰等研究领域。
进入21世纪以来，大陆学术界关于民间佛教的研究以民俗学、社会学为基本研究方法，在民间佛教的含义、特征、表现、历史演变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确定民间佛教的内涵和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