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的行为特别是具有公益性质的行为，我们应多看结果，别去看它的动机；献血就是为社会做贡献，你管人家为什么献血（有人说明星献血是炒作、作秀），不要去讲人家的动机。
——顾骏（上海大学教授）
自有人类以来，道德就与人相伴。不管你是否认识它，爱它还是恨它，它总是出现在你的左右。时时处处约束、指导和困扰着你。
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中外的道德教育总是要人们相信，道德是专为改造人的本性，净化人的灵魂，克服人的私欲而被制定出来的；道德就是要人完全彻底地行善、利他、关心集体和热爱国家，而为个人、追求个人幸福是不道德的，是可耻的。
一、物质利益并不是道德的最终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经济关系上寻找道德的根源，得出了如下结论：道德是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道德根源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物质利益是道德的基础。应该肯定，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它否定了把道德归结为人的“内心活动”、“主观意志”或“善的理念”、“神的意志”的观点，也否定了道德来源于人的感情和理智的认识，这是道德学说的伟大进步。
但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道德的认识不应到此为止，在我看来，“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道德”的观点并没有最终解决道德的根源问题。研究人的问题不仅要着眼人的社会，而且要着眼于人的自然。我们永远不要把人的自然撇在一边，人不仅是社会的，而且首先是自然的。对人来说，社会并不是最基本的东西，它只是作为人类进行物质生产的组织形式或联系方式建立在人的自然之上的，自然才是人最基本的东西。
在一般的意义上，说物质利益是道德的基础是对的，但千万不能把物质利益看作是最基本的东西。人要物质利益干什么？是为了满足机体上的种种需要。人的机体上如果没有需要，就不会需要物质利益；没有物质利益，就不可能有社会；没有社会，也就不需要道德了。本质上，道德离不开人的机体需要。《你不可不知的人性》一书说：“过去人们都说欧洲人有礼貌、有教养，但是看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录片，当面包有限的时候，人们就不再排队，他们推、打、抢，好像野兽。”
为了弄清人的自身需要与道德的关系，我们必须从头谈起。
首先，应该弄清楚：道德是怎样产生的？人要道德干什么？
人在自然界中生活，自身机体的种种需要驱使人们必须进行物质生产，而进行物质生产就必然在生产中形成一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人与人在生存中的关系、劳动产品如何分配）。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种反作用是说，生产关系的好坏直接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建立之后，维护这种关系，就成了保证生产发展的决定性的事情，而一个社会的物质生产是否得到发展，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物质利益，从而最终影响每个个人的利益。所以维护一定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的大局，也是每个人的大局。
然而，维护生产关系并非易事，人面对着重重的困难：一方面，每个人都有强烈的满足自身需要的欲望，物质条件匮乏始终不能完全满足人的需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剥削、压迫和不平等，社会十分复杂。另一方面，人的认识能力有限，常常并不能认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认识不了社会这个大局。这样，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必然时常会发生种种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生产的发展。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然导致社会混乱、生产停滞、田园荒芜。最终，不仅他人无法生活，而且自己也无法生活。因此为了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维护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人们不得不制定并遵守种种约束人行为的规范，这样道德就应运而生了。
是的，人们制定道德的直接目的不是个人利益，而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为了社会整体的利益。这就是说，道德并不是直接建立在个人需要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们共同利益的基础上，道德就是要求人们服从大局，把社会利益放在第一位，关心他人、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无疑，这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我们应当清楚，人们制定道德的根本目的是为全社会每个个人的利益和幸福服务的。对于个人来说，只有社会稳定和发展才有个人的利益和幸福，这样，服从大局有利于小局，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有利于更多地获得个人的利益，而人们对于个人利益的追求根源于人的机体的需要。所以，道德最终归于个人的机体需要之上。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人们正是基于有利于个人利益才制定和遵守道德规范的。
二、道德与欲望关系的历史考察
历史上，除了封建社会，人们在道德上并不隐瞒个人的欲望和个人对幸福的追求。
奴隶社会时，人们在制定道德时，明确地把道德与个人利益联系在一起。反映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社会生活的赫西阿德史诗《田功农时》，把“劳动”作为美德。赫西阿德告诉人们，“神与人都厌恶一辈子懒洋洋的人”，你该留心把工作做好，“那么，麦子熟时，你的仓库就充满谷物，人只有劳动才能获得畜群，获得财富”。
古希腊雅典极盛时期，思想家伯利克里（约前495—前429）把为国家利益英勇作战作为雅典人的道德要求，又把这种道德要求直截了当地建立在对个人利益的关心之上。他强调国家是个人自由幸福的保证，国家的兴衰与个人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一次民众集会时，他说：“每一个人在整个国家顺利前进的时候所得到的利益，比个人利益得到满足而整个国家走下坡的时候所得到的利益要多些。一个人在私人生活中，无论怎样富裕，如果他的国家被破坏了的话，也一定会牵入普遍的毁灭中；但是只要国家本身安全的话，个人有更多的机会从私人的不幸中恢复过来。”
当时，希腊城邦国家有一种普遍流行的道德观：一旦城邦灭亡，个人不仅财产会丧失殆尽，而且会沦为奴隶。
在道德根源的认识上，古希腊许多思想家明确地揭示了道德与个人的欲望和幸福的关系。普罗塔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
他所说的“人”是指有感觉的人，他主张把个人的欲望和利益作为道德的根源。阿里斯提卜认为，幸福是人生的目的，德行不过是达到幸福的手段；德行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它给人以幸福，德行给人的快乐是无价值的。
封建社会时，统治者出于稳定社会的需要，把个人欲望与道德对立起来，诅咒人的欲望，推行禁欲主义道德观，反对人们追求现实的幸福。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孕育、发展和人的认识的提高，终于从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在西方掀起了反对禁欲主义的浪潮，建立了人道主义道德观。这种道德观公开宣称，道德根源于人的七情六欲，道德是为个人的利益和幸福服务的。文艺复兴时期，许多人认为，人的道德来源于人的感性欲望，即来源于人的自然属性；一切符合人的感官享乐的就是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
文艺复兴之后，英、法、德等国家的大批思想家高举人道主义大旗，对道德的根源、道德与人欲的关系，作出了更为深刻的论述。
17世纪荷兰的斯宾诺莎认为人的自我保存的自然本性是道德的根源。他说：“保存自我的努力是道性首先的唯一的基础。”
18世纪英国的大卫·休谟把人的利己心作为道德的根源；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拉美特里、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等都从人的自然的本性和人的利益引出道德，主张把人的自然欲望作为道德的本源。爱尔维修说：“痛苦和快乐就是道德世界底唯一动力，而自爱底感情乃是能够筑下一个有益的道德底之唯一的基础。”
19世纪德国的费尔巴哈坚持人本主义，把道德与人的自然欲望及物质利益联系起来，认为道德出自人的自爱自利的本性。他提出，人高于道德，人是道德的尺度。他宣告：“费尔巴哈并没有使道德性成为人的尺度，而是正好相反，使人成为道德的尺度：凡是与人相适合、相适应的东西，便是善的，凡是与他相矛盾的东西，便是恶的、劣的。”
费尔巴哈主张幸福即德行，道德中取消了幸福，也就实际上取消了道德的内容，“道德乃是福乐之条件、手段”。
20世纪非理性主义倾向是西方伦理学一个较普遍的特征，在当时许多派别中实用主义和自然主义等派别都把道德的根源归于人的本性。实用主义者用生物进化论解释人的行为和道德问题。认为人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归根到底源于人类为求得生存而在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人的本性”。实用主义代表人物杜威（1859—1952）说：“道德所坚持的目的，道德强加的规则，毕竟都是人本性的产物。”“道德原则要是以贬低人的本性来抬高自己，就是自杀。”
以上这些观点并不都是对的。正确的在于指出了道德与自身利益的关系，揭示了道德的最终根源，抓住了事情的本质。错误的在于不懂得道德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关系，不懂得具体的道德规范不是直接来自人的欲望和利益，而是来自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
长期以来，中国思想界肯定道德产生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但否定个人的自然欲望是道德的最终根源。这种观点基于两点：一是把“道德产生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观点作为终极真理；二是把个人的自然欲望和个人幸福作为低贱的东西。这样，个人的自然欲望与道德就成了水火不相容的冤家对头，不仅不能让个人欲望弄脏了纯洁高尚的道德，而且要用道德对个人欲望进行批判和改造。
几十年里，禁欲主义在中国兴风作浪，人性备受压抑和伤害。在思想上，个人欲望、个人利益、个人追求、个人价值、个人理想、个人发财、成名成家、个人自由、个人享受、个人幸福被蔑视、受批评，有时甚至被批判；所有那些属于个人私欲的东西统统被斥之为“资产阶级思想”，是低贱的，是“腐蚀剂”，是“修正主义的温床”、“复辟资本主义的土壤”，是万恶的根源。为自己、想个人就是不道德。所以，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与私有观念彻底决裂”。那么应该怎么办呢？一心为公，为他人，为集体，为国家，“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理论界多次进行这样的讨论：“人为什么活着”，“活着为了什么”，“为谁活着”。对此，谁如果说“为自己活着”、“活着就是自己最大的目的”，那一定要受到嘲笑和批评。活着为革命，“为他人生活得更美好”，为国家奉献一切，为共产主义献身，才是他们所要的答案。
他们也承认人要吃饭，但在他们那里，吃饭不是目的，吃饭是为了养好身体，身体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革命的本钱”，有了好身体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有时，他们不得不说人道主义，但要加上“革命“二字，称“革命的人道主义”。他们也讲利益和幸福，但总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利益、阶级利益和整体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利益。他们强调集体主义，而这里个人和个人利益是无足轻重的。“文革”期间，只讲集体，不讲个人，以至出现过演员上台演出不准报个人姓名的怪事。这就是“仿佛个人只是这架机器（集体）上的零部件，自身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意义”，“革命的禁欲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净化思想”成了伟大的道德原则。可见，中国在道德认识上存在着禁欲主义，存在着一系列的混乱和错误。
三、“潘晓讨论”的反叛及迷茫
[人性百题]
1980年全国开展的“潘晓讨论”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吗？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掀起了一场人生观大讨论（围绕潘晓“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观点讨论，也称“潘晓讨论”）。历时7个月收信6万件，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影响，称得上是新中国成立后思想道德领域里的一场“思想启蒙运动”。这场讨论的伟大在于，青年们开始觉醒，“左”的思想体系已被炸开，一些人大胆地提出了问题，似乎看到了什么，甚至发现了问题的本质。但是，由于青年们受“左”的思想影响太深，行为动因问题既涉及多种学科又是全世界的难题，所以一系列根本问题并没有在讨论中得到解决，人们仍处于怀疑、迷茫、矛盾之中。30多年过去了，今天是我们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的时候了。
首先，有必要弄清以下两个问题。
1.道德是管行为方式的，而不是管行为的根本目的的
[人性百题]
道德应该管的是行为的根本目的还是行为方式？
从道德起源上可以看出，社会之所以需要道德，不是用来去除人的私欲的，而是为了调整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避免矛盾和冲突、维护社会稳定的。我们知道，人的行为如果给社会带来危害，问题不是出在人的私欲上，而是出在行为方式上。人的私欲即人满足自身需要的欲望是自然界赋予的，是植根于人的机体的。对它只能满足或限制，不能去除。但由于人的私欲的强烈、社会的复杂和认识的困难，人在谋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行为，这才是道德要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