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乾坤
（一）
坦白地说，我并不怎么欣赏“地域文化”一词。这首先是因为天性害怕狭隘，更与一哄而起的锣鼓喧闹有关。多少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两湖作了一次历时近两个月的漫游。然而，对古老大地的亲近感和兴趣并没有减弱反而强化了我对锣鼓的反感。“让什么什么走向世界”当然是不错的，但我总感到本来很博大浩渺的时空反而被某种人云亦云、有口无心的声音弄小了。在一块有着鸿蒙旋律的土地上放起了留声机或者喇叭，一定有碍于对前者的聆听与感受。
不过，我也开始检讨自己，对“地域文化”的态度由此变得复杂起来。那段时间，我先后拜访了一些有成就的学者，也读了不少相关著作。
应该承认，楚湘是一片费解的土地。
有一位学者指出，“两千多年前，秦人率先征服了东西大陆外在的可见的世界，楚魂随后弥漫了中国人内在的不可见的宇宙。作为社会行动的秦人和作为历史梦游者的楚魂，从此成为中国心灵的二元象征”（谢选骏语）。也许没有人能否认这种象征的真实性。楚湘之地的出土文物不断地报道着这种梦游之魂，这个地方的现代故事仍然见证着这种梦游之魂。在世界文化的大视野下，批判性地解读这片土地，无论如何是一种极具学术价值的工作。
打那以后，我倒有点惭愧自己无能为力于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或者文艺创作。不然我也许会离“地域”更近一些的。比如说做田野考察。
可我现在只能在远离田野的课堂上，讲康德“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讲荷尔德林的“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讲凡·高的“农鞋”……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话题上总是舍此就彼、舍近就远，却是没有理由的。有一次，我对十多个听讲的研究生说：“咱们到学校后边的森林上课去吧。”他们居然一致赞成，跃跃欲试。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不过，与忙于跟世界“接轨”的学生以及更年轻的少年朋友一起，观照一下脚下的“大地”和身边的“农鞋”，则是我经常记起的。尽管我知道，无论“大地”、“农鞋”，还是“星空”、“道德律”，在原本的生命意义上，并无什么东西之分、古今之分。
受托编辑这个读本，与我的一厢情愿当然有不小的距离，但毕竟是某种补偿，所以我乐意为此。
（二）
楚，是一个有弹性的用语，细说起来有些复杂。两千多年前的楚人活动区，曾北达豫鲁之南，南经九嶷苍梧而至岭南，西与巴山云雨相会，东则鞭及长江三角洲。但是，如果按文化的相关相近性来画一个今人容易识读的地理圈，它主要指以洞庭湖为据命名的两兄弟：湖北与湖南。“两湖”作为固定词组即是一个印证。历史上，人们在称谓湖南时，常常楚、湘兼用，可见二者常常是交叉的。但是，湘毕竟有别于楚，而且在文化的演进中，它们同时存在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张力关系。为了体现这种分别，本书取名为《楚湘读本》。所以请读者倘遇到用语模糊时，不要过分拘泥于字眼。就像两兄弟的一些关系总有点界限不清，倘若不作学究式清理，不必过于认真。
按照丛书的体例，我应该在此对楚湘文化作一个概述。这当然是必要的，但用一篇短短的前言作一种周至的概述则是不可能的。这不仅超出了这一小小读本的负荷，而且因为已经有了很多成熟的研究，这里只是聊天式地略说一点体会。
什么是楚湘文化的特点呢？如果读者要求一言以蔽之，我宁可将其表述为一种“意象”。
这个意象不过是一个少年或者儿童、孩子。
少年并不一律，其中有娇儿宠儿，也有弃儿流浪儿；有规行矩步者，也有异想天开者；有早熟的乖孩子，也有少不更事的赤子或者混小子。楚湘少年属于后一种。
这个发现来自梁启超先生。我曾经很佩服他的眼光，可是后来觉得，这种发现其实不要什么特别的眼光。任何一个人，如果他稍微多一些地接触楚湘文献，都可能会有这种发现：
现成的文字就摆在那里，比如老子的“婴儿”说，李贽的“童心”说。
现成的人物也摆在那里，从古代放言无忌的屈原大夫，到近代任才使气的湖南少年。可以说，这本书涉及的人物，多具孩子气。
这是怎样一种孩子气呢？很多人注意到了楚湘人的蛮狂，那我们从这里说起。
蛮，在两湖是一个常用语。这个字直到现在也还是含有贬义。然而两湖人对这种蔑称并不介意。在楚湘之地，“蛮子”往往是对一个孩子的爱称。“蛮好”是一个褒义词，理解为一个主谓词组也行。其他地方的人很难想象楚湘的蛮，那就不妨看看《马桥词典》中的那位罗江“老倌子”。为了讨回三毛摆渡钱，他不觉得丢下河边一大群待渡的客人有什么不妥，他不算这个账，只知道认死理，坐我的船就得拿钱来，否则跟你没个完，追到天边也要追。湖南人把这种德行称为“霸蛮”。
老倌子的故事并不偶然。在楚湘，霸蛮德行其风也广，其史也久。即便在正史中，霸蛮的记载也不鲜见。比如两千多年前，就有这么一个可爱的楚国“大伯”，名叫鬻拳，主管城门开关。官不很大，却喜欢“瞎操心”，并且不知天高地厚，劝阻国君楚文王的一些行为，文王不听，竟兵刃相见。有一次，楚文王吃了败仗，他硬是坚户不开，拒之门外。
不妨从《国殇》想象一下楚人之蛮：
天时怼兮威灵怒，
严杀尽兮弃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
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
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
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
魂魄毅兮为鬼雄。
皇天不佑，神灵震怒，其奈我何？无非是死！你看那陈尸郊原的将士，虽身首异处，仍然无悔无怨。做人蛮，做鬼也蛮。这种霸蛮壮剧在两湖历史上一些著名的保卫战中一再重演，更为人们所熟知。
山野村夫和战场兵勇如此，“文人雅士”又如何呢？
《国殇》是楚国将士的蛮，也是作者屈原的蛮。宣扬屈原的忠是后人的夸大或者利用。一个忠顺的人不可能无所畏惧地终生与群臣对着干，不可能咬着自己的主见不放而开罪于寡头君王。《离骚》最后的“乱词”是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是诗化后的雅句，用俗语译出来不过就是说去你的吧！既然无人与我共图大业，那就不如拉倒了事！”
现代的闻一多够雅了吧，他的诗文很美，但并不温文尔雅，字里行间有一股楚人独有的蛮气。《最后一次讲演》就不说了，且看《死水》：“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这在性格上不过是屈原的现代版。闻一多与人类学家潘光旦是好朋友，据说有一次，他认真地对潘说：你研究的结果如果是中国人的人种不如别人，那我就用手枪打死你！
在人们的想象中，儒家，可是“一本正经”、“谦谦君子”。然而，著名的当代新儒家熊十力断不是这样的角色。他幼年时出言就十分了得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他将自己相齿于道学开山祖师周敦颐（濂溪）之后，狂傲地题字于庐山野岭数荆湖过客，濂溪而后我重来！”他与著名的文学家废名是湖北同乡，两人在学问上常有辩难。每有争执，常弄得面红脖子粗，有时甚而至于扭打，不欢而散。第二天见面，和好如初。另有一位湖南怪杰金岳霖，是中国现代最著名的逻辑学家，然而他的行为浪漫，性格乖张，并无“逻辑”可言，若顽童然。
本书有“我本楚狂人”一单元。其中的很多人既蛮且狂。其实文人的所谓狂，不过就是蛮的升华或精致化’其根由一脉相承，那便是童心。
弄清这一点很有必要。没有童心的蛮与狂是飞扬跋扈，是纯粹的野蛮和破坏，是恶意侵犯和歇斯底里。楚湘的蛮不属于此类，尤其是近代湖南人。比如黄兴以“无我”为座右铭，“性刚果，而对人媞顺如女子”；谭嗣同、陈天华们横刀向天、壮志蹈海，为的是换来同胞的梦醒；蔡锷拔剑南天，以数千兵勇与十万清兵相厮拼，不过是“为国民争人格”，一达目的，便功成身退。1959年，彭德怀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天捅了个大窟窿。一直到他死后，都有人在挖其“思想根子”。其实他的“思想根子”简单又简单，那就是看不得老百姓饿肚皮，因为他小时候饿怕了。
什么是童心？李贽说：“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的反面是“弯弯绕”，是“机心”。湖南人最鄙夷而不屑为的德行，莫过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