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此恶劣条件下挺熬过来的武汉人，有着其他地方人寻常没有的“大气”和“勇气”。你想想，武汉人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什么洋相都见过（包括在大街上睡觉），差一点就死了，还怕什么？当然连“丑”也不怕。因为他们赤膊短裤地睡在街上时，实在是只剩下最后一块遮羞布了，那么，又还有什么好遮掩的呢？所以，武汉人最坦诚、最直爽、最不矫情、最讨厌“鬼做”。“鬼做”这个词是十分有趣的。它表达的似乎是这样一种人生观：是“人”，就不必“做”，只有“鬼”才“做”。既然不必“做”，那就有什么说什么，想什么干什么，而不必顾忌别人怎么想、怎么看。因此，正如武汉人的“达观”不同于北京人，他们的“大气”也不同于北京人。如果说北京人的“大气”主要表现为“霸气”与“和气”，那么，武汉人的“大气”便主要表现为“勇气”与“火气”。北京人的“大气”中更多理性内容，武汉人的“大气”则更多情感色彩。所以他们能大喜大悲、大哭大笑，甚至大喊大叫（武汉人称之为“ang”）。这实在因于他们生存的大起大落，九死一生。
武汉的“历史气候”也不怎么样。
武汉之所以叫“镇”，就因为它地处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咽喉要道。由于这个原因，武汉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的阴云总是笼罩在武汉人的头顶上。所以武汉人“战备意识”特别强。他们好像总有一种好战心理，又同时有一种戒备心理。在与他人（尤其是生人和外地人）交往时，总是担心对方占了上风而自己吃了亏。公共汽车上磕磕绊绊，买东西出了点小问题，双方往往都立即会拉开架式，准备吵架，而且往往是理亏的一方以攻为守先发制人，摆出一副好斗姿势。结果呢？往往还是自己吃亏，或两败俱伤。不信你到公共汽车上去看，挤撞了别人或踩了别人的脚，武汉人很少有主动道歉的。不但不道歉，还要反过来攻击别人：“你么样不站好唦！”或：“怕挤就莫来搭公共汽车！”这种蛮不讲理的态度当然很难为对方所接受，而对方如果也是“九头鸟”，则一场好戏当然也就开锣。武汉街头上吵架的事特别多，商店里服务态度特别坏，原因大约就在这里。外地人视武汉人为“九头鸟”，认为他们“厉害”、“惹不起”，原因多半也就在这里。
上海人就不会这样。上海的公共汽车也挤。但上海人挤车靠“智”，占据有利地形，保持良好体势，则拥挤之中亦可得一方乐土，也不会发生“两伊战争”（盖“伊拉”与“伊拉”都能好自为之也）。武汉人挤车则靠“勇”，有力便是草头王，妇女和儿童的权益往往难受保障，而双边摩擦也就时有发生。细想起来，大概就因为上海主要是“市场”而武汉长期是“战场”。“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林彪的这句话，道出了“九头鸟”的“野性”与“蛮劲”。
敢斗者自然也敢哭。“老子死都不怕，还怕哭么！”前述武汉人爱看悲剧和爱听哭腔的“悲剧情结”，似乎在这里也能得到解释。
武汉的自然气候极差，历史气候不佳，文化气候却不坏。
这无疑得益于武汉的地理位置。它的北边，是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南边，是屡次成为革命策源地、如今又是经济活力最强的广州和珠江三角洲；东边，是标志着中国近代化历程的上海；西边，则有得天独厚、深藏不露的成都。东西南北的“城市季风”都会吹进武汉。哪怕只是吹过武汉，也“水过地皮湿”，多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更何况，武汉不但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家必经之水陆码头。各路货物固然要从这里出进，各种文化也会在这里驻足，从而使武汉人的文化性格变得复杂起来。
事实上，武汉人的文化性格中，确有周边四邻的影响。比方说，西边的巴人好斗，南边的湘人倔犟，武汉人就有点又冲又犟。所以，维新和革命的领导者虽然是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孙中山，首义第一枪却打响在武昌城。不过，武汉人虽然又好斗又倔犟，却不是“冲头”，不是“苕”，而且还很“贼”，林语堂谓之“信誓旦旦却又喜欢搞点阴谋诡计”。武汉人很会做生意，生意场上公认“九头鸟”不好对付，这似乎有点像广州人和上海人；而武汉人之会做官、会做学问，则接近于北京人。至于“白云黄鹤”的仙风道骨，又颇似“多出神仙”的四川人。
的确，武汉文化东西结合、南北杂糅的特征十分明显。即以饮食为例。武汉人嗜辣似川湘，嗜甜似江浙，清淡似闽粤，厚重似徽鲁，其代表作“豆皮”即有“包容”、“兼济”的文化特点。武汉人在体格、性格上也兼东西南北之长。他们比南方人高大，比北方人小巧，比成都人剽悍，比上海人朴直，比广东人会做官，比山东人会经商，比河北人会作文，比江浙人会打架。总之是能文能武，能官能商。
武汉三镇的城市格局，也是官商并存，文武兼备。
三镇中市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汉口，是长江流域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而且也和上海一样，曾经有过租界。它是我国中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接受外来文化的主要门户。作为一度独立的城市，它也是以上海为代表的一类新型城市中重要的一员，在中国城市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得风气之先。相对逊色的汉阳，则有着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汉阳造”，也曾名驰一时。至于“文昌武不昌”的武昌，历来就是湖北甚至中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湖广总督府曾设立于此，湖北省政府也至今设立于此。在武昌，还集中了众多的高等学府，无论数量还是水平都居于全国前列，而且名牌大学就有好几所。珞珈山上的武汉大学，是中国最早的几所国立大学之一，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其朴素学风，素为学术界所看重。其他几所理工科大学，在各自的领域内，也都卓有盛名。武汉的学术事业，尤其是人文学科，曾号称与北京、上海成“鼎足之势”。一个老资格的开放口岸，一个高水平的文化重镇，再加上一个前途无量的后起之秀，武汉三镇，难道不是一种最佳的城市组合？这样美妙的组合，国内又有几个？
更何况，武汉的“运气”也并不那么坏。内陆开埠、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国共合作、抗日救国、解放中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关键时刻，武汉都扮演过重要角色。建国后，它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改革开放时期，它又理所当然地成为内陆开放城市。此之谓“得天时”。地处国中，九省通衢，此之谓“得地利”。集三镇优势，合四海人文，此之谓“得人和”。天时地利人和尽占，武汉应该成为文化上的“集大成”者。
然而事实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正如武汉原本可以成为首都却终于没有当上一样，武汉的学术文化事业也未能领袖群伦。岂但未能领袖群伦，连十分出色也谈不上。它的学术研究成就一般，文艺创作也成绩平平。人们像朝圣一样涌进北京，像观风一样看着上海，对南京也另眼相看，却似乎不大把武汉放在眼里。武汉的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从来没有成为过全国的中心，甚至哪怕是“热点”。
武汉的学术文化事业只不过是武汉城市文化建设和城市人格塑造的一面镜子。它映照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武汉的城市文化和城市人格缺少自己的特色。北京有“京派文化”，上海有“海派文化”，南京、成都的文化特色也都十分明显，广州便更是特色鲜明，就连一些不怎么样的小城镇，不少也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请问武汉文化有什么特色呢？似乎谁也说不出。它“雅”不够，“俗”也不够，既不新潮，也不古朴，似乎什么味道都有一点，却又什么味道都没有。武汉人自嘲兼自慰的说法，叫“以无特色为特色”。然而如果表现不出特色来，岂非“不出色”？
事实上，武汉文化原本是应该“出色”而且也不难“出色”的。这个特色，就是前面说的“集大成”。这无疑需要大眼界、大气魄、大手笔，然而武汉人似乎胸襟不大，魄力不够，底气不足，手脚放不开。结果，东西南北的“城市季风”吹进武汉，只不过“吹皱一池春水”，却不能形成“扶摇羊角”，让武汉如鲲鹏般“直上九万里”。
最不喜欢“差火”的武汉人，在建设自己的城市文化和塑造自己的城市人格时，似乎恰恰“差”了一把“火”。
这是武汉文化之谜，也是武汉城市文化建设和城市人格塑造的难题。这个谜得靠武汉人自己去解。
这个难题也得靠武汉人自己去解决。
而且，一旦解决，武汉便会让北京、上海、广州都刮目相看。
选自《读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易中天，1947年生于湖南，现为厦门大学教授。著有《艺术人类学》、《闲话中国人》等。
注释
音gěn，“整”的方言，意为完全、完整。
长沙：城与名人
韩作荣
忧患与别离
长沙作为屈贾之乡，屈原、贾谊的“伤心”处，楚湘文化初始便带有一种悲壮、忧郁的色彩，也透露出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骨子里的参政意识和修身、格物、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和雄心。屈原的《离骚》，篇名就是“遭遇忧患”、“离别的忧愁”之意。这位楚王朝的远房宗室、左徒，自称为古帝颛顼的后代，以香草、美人、明玉为喻，将自己刻画成“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涉江》）的艺术形象。屈原是位政治诗人，其诗也是政论性极强的“政治抒情诗”。《九章·惜往日》中的“受命昭以昭时”，“明法度之嫌疑”，便是直写楚怀王让屈原制定“宪令”、修明法度、举贤任能的政治变革。
屈原，这个身上披着江离和白芷，把秋兰连接成串作为饰物的人；赞颂唐尧、虞舜、夏禹诸先贤，鄙视桀、纣恶行的人；痛斥党人、奸佞，绝不与之同流合污的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人；求绳墨与规矩之正道，宁死也不苟合求容的人；愤懑历兹，悲叹生不逢时，用柔软的蕙草揩抹眼泪，泪却滚滚而下沾湿了衣襟。
《离骚》的艺术成就，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浪漫主义的艺术形态，开创了楚辞，树起了诗歌新的里程碑，其“神高驰之邈邈”，于高空下望，仆从伤悲，马也裹足不前。然而，去不忍，归故国而无“美政”，他只好投水而死了。《离骚》阔大恢弘，波澜起伏，气象万千。可中外诗史中第一个自杀的诗人，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不忍”离去，却彻底离去了。
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诗人；政治家的愿望与诗人的理想合一，这是儒家人生哲学赋予中国诗人的一大特色。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政治家的身份与诗人的身份的奇妙结合，正是多数中国诗人的突出形象。诗成了发泄官场失意的工具，成为历史和政治活动失败的安慰”。“正变美刺、咏史述志、吊古怀旧、官场酬往、交游赠答”，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痛苦、悲哀、离乱成了诗人的养料。诗，常常成为灵魂的避难所，幻想治国、平天下的诗人从不拷问自身，照样活得潇洒风流。
可屈原自杀了，在一个“礼崩乐坏”、“争于气力”的血肉杀夺的时代，他向天发问，提出170多个“什么与为什么”，他的伟大，便是敢于问“天”，这是对一切道德-历史价值根据的质问。在儒学的一重世界里，天道即人道，天人合一，“天”不言，君王代天立言，实际上，屈原向“天”发问，已体现了他对信念的怀疑、绝望，对现实的绝望，对自身生命的绝望。在《悲回风》之中，这“临乎绝望”之音，“将沉渊之绝笔”，“心絓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整个信仰的生命被猛然抛入虚无的深渊，过去的信念和理想不再可信，而深渊的彼岸又是荒漠和虚无，诗人无路可走，不得不自杀。
屈原之后的贾谊，被贬后被称为贾长沙，亦是一位“政治家”。上《治安策》批评政治；写《过秦论》分析秦之成败得失；俟罪长沙，写《吊屈原赋》，以屈原的遭遇比况自己，抒发胸中愤懑。其著名的写猫头鹰的《鵩鸟赋》，在文学史上颇有价值，为骚体诗发展为汉赋的代表作，系“出风入雅大文章”，其中仍充满着对人生、社会的理想和哲思，自己怀才不遇的不平情绪和不妥协的精神。
《楚辞》中和政治关系不大的，为屈原整理、加工的民间创作《九歌》，这些祭祀鬼神用的乐歌，《湘君》、《湘夫人》，以深刻的关心和同情歌唱这一对湘水配偶神，彼此热烈相爱而终无缘会合，写得悲怨缠绵，如泣如诉，颇有艺术魅力；《少司命》职在掌管子嗣和儿童，这位一手仗剑，一手抱着幼儿的美丽女神，充满了人性和爱；《东君》为太阳神的乐歌，是对光明的憧憬；《山鬼》则又是一个善良美丽的女性形象，爱情的真挚热切、率直缠绵，读来清新而幽艳……
长沙人真正所谓看破红尘，执著于艺术者，要数唐代的和尚怀素。怀素为酒徒，常喝得酩酊大醉，放荡不羁，超逸脱俗，曾将用坏的笔集成一堆葬在山下，做成坟丘状，号称“笔冢”。寺院里种有万株芭蕉，和尚便在芭蕉叶上写字，称寺庙为“绿天”。洒酣兴起，常常提笔而出，无论墙壁、器具、衣物或别人穿在身上的衣衫，碰到什么，挥笔就写。“其草书潇洒超逸，并无狂怪习风，行笔从容不迫，有如庖丁解牛，平淡天真中枯润交错，似全无法度，却极具法度，挥洒从容，游刃有余，真个是人也逍遥，书也逍遥，其笔意只能领悟，却无法摹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