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日之间典型的缺乏战略互信的表现。如前所述，国际关系犹如人际关系，若有互信则一切坦然，若互信缺失则一切皆可激化。
问题是：中日在这一互信缺失的情况下，局势真的向着日益激化的方向发展，而且是向着军事激化的方向发展。
大概从2010年年尾开始，人们即从媒体上读到消息：日本自卫队不断进行“反夺岛”演习，有时甚至还和美军一起举行联合演习。这就让人觉得奇怪了：“反夺岛”演习针对的对象是什么？显然是“夺岛”行动。那么，到底是谁要“夺岛”？
如果你就这个问题去问日本军人，他们的回答一定是：日本“反夺岛”演习不针对任何国家。但明眼人都知道，这些演习的潜在对象只有一个国家，即中国。而实际情况是，自从日本的“购岛”风波之后，中国不断加强对钓鱼岛海域派遣公务船只，而且中国空军飞机也频频飞临钓鱼岛附近。
中国究竟有没有“夺岛”的军事计划？我没有问过中国军方。即便问了，也不会有明确答复。我们可以想象的标准答复是：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有权利维护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从2004年到2014年，历史仅仅走过了十个年头。但对中日关系而言，则似乎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标志就是，这两个东亚民族在21世纪的矛盾和冲突，几乎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蜕变。
下面的问题是：蜕变之后又是什么？
前驻华大使的艰难努力
2011年10月中旬的一个傍晚，东京。
夜幕开始降临，银座的车水马龙的热闹，掩不住这个城市渐渐逼近的凉意。然而，在一个日式餐厅里，却完全感受不到这一点。
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此刻就坐在我的对面，他是今晚的东道主。我们的话题是：正在日趋下降和激化的中日关系。
“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我们要做点事情。中日关系再这样发展下去不行了。”宫本雄二喝着日本清酒，开门见山。
在日本外交界，宫本雄二被称为“知华派”的重要人物。他早年毕业于京都大学，20世纪70年代加入日本外务省后，就一直从事对华外交工作，2007年到2010年担任日本驻华大使。
宫本雄二担任日本驻华大使的这四年，是中日关系一个极其重要的过渡期。在这之前，中日关系因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陷入低谷；在这之后，日本民主党上任后，尤其是鸠山由纪夫内阁下台后，中日关系又再陷低谷。从这个意义上说，宫本雄二担任驻华大使的这四年，中日关系相对比较稳定，其间经历了2006年10月安倍上任后的第一次访华，也经历了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两任相对比较温和的内阁。然而，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在这四年里却丝毫没有消除，具体来说就是历史问题、领土与资源争端，以及双方因国力逆转而产生的国家定位和民族心理调适。
说起来也许是巧合，但冥冥之中却似乎有些暗示的意义：宫本雄二担任驻华大使的2006—2010年的四年，是中国经济超越德国和日本的关键时期。如我在本章前面部分所述，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一不小心”超过了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又“一不小心”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如前所述，这两个“一不小心”，无论对世界还是中国自身的心理冲击都是巨大的。对世界来说，第一次如此真实而迫切地感受到中国的崛起；对中国而言，也是第一次如此真实而自豪地感受到自身崛起的力量和速度。
对中日关系而言，2006—2010年的这四年，虽然有福田康夫和鸠山由纪夫两任相对温和的内阁，但却是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的“窗口期”，也是双方国力逆转和民族心理逆转的前期“酝酿期”。
宫本雄二，适逢其时在这四年里担任日本驻华大使。同时，由于其“知华派”的底蕴和“媒体明星”的个人魅力，宫本雄二在华任职四年，成了为中国民众比较熟知的一位日本驻华大使。
不过，虽然是“媒体明星”，但身为日本驻华大使，宫本雄二在华期间还是相对比较谨慎，这从他2007年谢绝我的一次邀请可以看出。
2006年10月，安倍第一任期上任，首先选择出访的国家就是中国，不但改变小泉时代的对华战略，而且还提出“日中战略互惠关系”设想，由此使长达五年陷入低谷的中日关系刹那间柳暗花明。2007年1月，恰逢安倍首次访华百日，我脑中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组织一场中日大使的对话，由两位大使各自在北京和东京现场，对过去三个月的中日关系进展进行“诊断”。
当时的中国驻日大使，就是后来担任中国外长的王毅；而当时的日本驻华大使，就是宫本雄二。
节目组很快通过各种关系与两位大使取得了联系。王毅的回复来得很快，对我们节目组的设想表示高度赞赏，但认为现阶段时机和氛围尚不合适；宫本雄二稍微迟缓一些，但基本上也是同样看法。
现在回头看，在中日关系刚刚柳暗花明之际，就由两位现任大使展开电视对话，确实在外交上有些不合适，也有点强人所难。
“2007年的时候实在抱歉了，身份不便。但现在我退休了，身份自由了，我们可以一起多为中日关系做点工作。”2011年10月，在东京宴请我时，宫本雄二这样说。
其实，说退休，对宫本雄二来说并不确实。卸任驻华大使后，他成立了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组织，专门从事中日关系的咨询工作，忙得不亦乐乎。他早年动过大手术，在这么忙碌的情况下，居然依然精神矍铄。
“201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但双方民间情绪逆转。我们可以在日中两国分别物色3～5个极端反中和反日的人士，让他们坐在一起辩论、讨论，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借着酒精的力量，宫本雄二突发奇想。
“很有意思的想法，但在电视里播出，风险太大。”我虽然也喝了酒，但脑子还算清醒。
“你不要以为我是胡思乱想，这个念头我已存了好久了。表面上看，双方的极端人士，各自的反华和反日倾向很激烈，但只要坐下来讨论或吵架，吵着吵着就会发现，原来他们各自都很荒唐，而且双方荒唐的逻辑是一样的。”宫本雄二试图说服我。
我承认这是个大胆、有建设性的创意，但在现有的中日氛围和舆论环境下，这样做是不是还是有点风险，或适得其反？我仍有些顾虑。
但宫本雄二的这一想法却启发了我：中日之间虽然误解、误判重重，但其实很多误解是可以通过对话释然的；即便对话不能释然一切，但至少可以提供一个了解对方真实想法的机会。中日双方民间现阶段的困局是：一方面双方矛盾、摩擦加深，另一方面却又不愿意真正去了解对方的想法。
用最直白的话来说，双方民众彼此不喜欢对方，不是由于了解而不喜欢，而恰恰是由于不了解而不喜欢。
这其中，隐藏着中日关系未来的巨大危机！
敏感时刻：宫本雄二婉拒不出山
2011年10月在东京与我见面后，宫本雄二继续以退休的身份从事着中日民间交往工作。但这其间，他还曾差一点被野田再次任命为驻华大使。
事情是这样的：野田出任日本首相后，由于钓鱼岛“购岛”风波，中日关系急剧下降，双方从官方到民间的沟通极不畅通。时任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因反对“购岛”而被迫卸任，日本政府新任命的驻华大使，在上任前夕又忽然突发疾病去世。此时的日本对华外交沟通，可谓祸不单行，急需一位精通中国，同时又在中国享有声望的外交家出山。在这个艰难的时刻，野田想起了宫本雄二，希望宫本雄二能再次出山，担任驻华大使。
据坊间传闻，野田曾派人几次与宫本雄二接洽、沟通，但最后似乎被宫本婉拒了。2014年上半年我再次见到宫本时，当面向他求证此事。他开始含笑不语，后来经不住我的追问，笑着说：“是的，我婉拒了，理由是身体不好吧。”
宫本雄二讲中文，流畅且用词精准，唯独经常在句子后面加上一个“吧”，如上面的“理由是身体不好吧”。在我们中国人听来，这样的说法似乎有些奇怪，但仔细琢磨则似乎有不确定的意思，抑或还有些坚拒中婉转的意思。反正，日本人就是暧昧，就连中文到他们的口中，也一样可以变得有很多“模糊想象的空间”。
但宫本雄二婉拒野田邀请，不愿在“购岛”风波关键时刻出任驻华大使，是确凿无疑的事情了。
宫本雄二2011年建议我邀请中日双方的极端分子对话，我至今一直没有操作。从这个角度说，我自认为还是有政治敏感性，也对中国国情有一定把握。
不过，受他的启发，我却从2013年上半年开始，持续组织了一系列的中日对话节目。其间，中日关系又发生了许多变化，或者说是恶化。201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双方原本计划好好纪念，但最后因关系恶化而基本流产。2012年12月，安倍第二次上台，一改其第一任期的对华温和姿态，上台伊始就展示对华强硬。中日关系开始急转直下，安倍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也与其第一任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但在中日关系的这股急转直下的“逆流”中，我主持的两档节目《寰宇大战略》和《震海听风录》，却一直试图在“逆流”中构建一个对话的平台。我经常对中日双方的嘉宾，甚至是两国军方的嘉宾半开玩笑说：“即便最后真的难免一战，你们也先到我的演播室里来谈一谈，谈完再打。”
2013年2月，日本外务省时任中国课课长石川浩司，专程从东京飞抵香港，在我的节目里与中方嘉宾展开对话。
2013年4月，中国外交学院前院长吴建民，也专程从北京飞抵香港，准备在我的节目里与宫本雄二展开对话。鉴于吴建民的官方身份，他应我之邀到香港参加中日对话，还须获得中国国务委员的亲自批准。
但就在吴建民即将抵达香港之际，从宫本雄二那里却传来消息：宫本雄二突然腰部受伤，不能前来。
太巧了，真的吗？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
但一位熟悉宫本雄二的华人朋友告诉我，宫本确实受伤了，他正帮宫本找中医治疗。
但吴建民已经抵达香港，而且是经过中国国务委员的批准专程前来。无奈之下，正巧同期抵达香港的还有我的另一位日本嘉宾——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我就紧急安排由高原明生与吴建民展开了两场对话。
高原明生是迄今日本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吴建民对话高原明生的节目一连两集，颇为精彩。只不过，“中日大使对话”，这个我从2007年1月开始就一直希望做成的节目，最终还是没能做成。
或者说，由宫本雄二参加的“中日大使对话”，又往后拖延了一年，直到2014年3月底，才正式上演。
安倍身边：几派势力施加影响
这短短的一年里，世界又发生了许多变化。
这一年里，中日关系更为恶化。在钓鱼岛前沿，中日摩擦持续上升，两国军机频频测试对方底线；在中日民间，双方感情进一步恶化，各自对对方国家不抱好感的人数持续上升。
这一年里，客观地看，安倍的权力巩固了，“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颇有成效。因此，这一年里，中国民众大都提起安倍就咬牙切齿，但日本人提起安倍，却大都觉得他经济搞得不错，日本的人心凝聚了。至于日本右翼，则更是左右围着安倍，百般设法对他施加影响和压力。
这恰是问题所在。安倍是个令中国人感到谜一般的人物。凡是地球人都知道，他的外祖父岸信介、父亲安倍晋太郎都是日本政坛的保守人物，安倍晋三受其影响，骨子里思想保守甚至右倾。
但与此同时，人们又很难解释，2006年9月安倍接替小泉担任首相后，当很多人都认为他将比小泉更右倾时，他却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一改日本首相上任第一站出访美国的传统，于那年10月上旬首访中国，并提出“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设想，从此大幅改善了中日关系。2007年4月1日，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出访日本，并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当时的日本首相就是安倍晋三。
安倍晋三的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的对华态度，简直就是判若两人。
外界人士不了解的是，这一年里，作为日本“知华派”领军人物的宫本雄二，一方面婉拒野田邀其再次出任驻华大使，另一方面则也暗中对安倍晋三施加了不少影响。
这是2014年3月底，宫本雄二应我之邀，到深圳录制《寰宇大战略》时，亲自向我透露的。这一次，宫本雄二接受我的邀请，居然出奇地迅速。
他在给节目组的电邮中这样写道：“最近的中日关系已经完全不像样子了，完全不像两个大国之间应该有的样子。我们正派应该出来多说话。”
他这里说的“正派”，其实是“具有建设性思维的主流人士”的意思。
我物色的与宫本雄二对话的中国外交界人士，是中国前驻奥地利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前所长杨成绪。
杨成绪与我神交多年，是我很敬重的一位老大使。外界一般只知道他的上面两个身份，岂不知，他的另一个身份更有意思。1989年下半年，他被时任中国外长的钱其琛从驻奥地利大使的任上召回，直接任命为中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
1989年对中国而言，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份，也是中国外交经历重大考验的年份。1989—1993年，杨成绪作为时任外长钱其琛的高参，直接谋划并参与了中国外交对西方封锁的突围。这是一位中国外交在关键时刻的有功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