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几年前，由于传播思想、沟通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而遭到同胞的误解。其实，那是因为我们对世界有误解，并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希望世界来适应我们这个小圈子，而不是去融入世界。这源于我们的视野有限，也由于保守和不足，但却是我们在前进过程中需要不断修正和克服的。
我在国际场合为民族利益发声，对我而言完全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对我而言，为民族利益鞠躬尽瘁，也是一件值得的事情。为民族利益鞠躬尽瘁和帮助中华民族更好地走向世界，这两者对我而言，不是矛盾的，相反是浑然合一的整体。正如我在微博里所说：“在民族利益的重大关头，我永远只会站在我的祖国这一边，这是我内心的召唤和使命。但同时我希望，我的祖国也能以宽容的心情，拥抱世界，拥抱文明，走向昌盛，走向成熟。”
二、国际社会：中国为什么不受欢迎？
当大家都在关心我在国际场合为中国发声，并为之喝彩的时候，我看到的却是“香格里拉对话”现场这些年的风云变幻，以及这些风云变幻背后，中国与世界关系正在发生的微妙而极其深刻的变化。
八年间：中国巨变，世界隔阂
2007年，我与同事一起参加对“香格里拉对话”的报道和评论工作，当时我的身份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电视记者。在“香格里拉对话”现场，我没有认识几个人，好像也没有什么人认识我。
那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第一次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出席会议，在会场内外引起了一阵又一阵的轰动。须知，这是中国军方第一次正式派遣代表团，出席一个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会议，同时还准备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
那一次会议开始前的一两天里，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穿着中将军服，率领一批同样穿着各种将官和校官军服的中国军人，在香格里拉酒店的大堂里穿梭，引来了各国人士，尤其是媒体的热烈关注。人们关注：中国军队高级将领第一次出席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会议，将会发表些什么观点？中国军队是否将回应西方国家对中国军力发展、军费上升和军事透明度的种种关注？中国军队未来与全球和地区间的互动究竟将如何推进？在第一次派遣副总参谋长出席后，中国未来什么时候将正式派遣国防部长出席这一会议，以保持与世界各国军队同样的出席层次？
所有这些问题，都萦绕在各国人士，尤其是各国记者的脑海中。因此，身着中将军服的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及其随从的每一次公开和非公开的活动都成为各国媒体捕捉的对象。
那一年，是解放军第一次派遣如此高级的军官出席国际会议，因此开放中有谨慎，积极进取中又略显经验不足。
有一天下午，副总长及其随从路经大堂，发现并认出了我和我的同事，并与我们热情打招呼、合影留念。我们也顺势提出希望能与解放军高层在会后做一些互动，包括专访等。副总长握着我们的手，信心满满地说：“好，没问题，会议结束后把一切都告诉你们。”
但副总长一行人松开我们的手刚一离开，另一位身着少将军服的军人对我们说：“关于见新闻媒体的事，首长说了不算，还是要通过我这里，你们也不例外。”
……
世界与中国充满期待，而中国自身对世界则尚有拘谨。这就是2007年，仅仅距今不到八年时间。
但世界对中国的热情却依然不减。我在本书后面的章节里，将以比较大的篇幅介绍我与美军历任太平洋总司令的交往，其中最主要的就是2007年开始担任美军太平洋战区总司令的海军四星上将基廷。
从2007年开始，我的《震海听风录》节目组与基廷上将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建立了相当不错的工作关系。与基廷交往的细节，我在这里就不做赘述，大家可以翻阅本书后面的章节。其中的一些细节，若不是写作本书，我甚至都已经忘记了。但多年后再想起来，觉得那个时候，大家彼此之间还是有一些信任感。就像前面提到的台湾前“国防部”高官，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时代，也是在2009年之前的那段时间。
2009年：中国的转折点
2009年和2010年，世界和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回想起来，也许大家会觉得什么也没有发生呀，我们的日子就是这么一路过来的。但我要告诉你，就在你认为日子这么一路过来的时候，世界和中国都悄悄地发生了一些变化。
2008年9月，由美国两房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其时，中国刚刚办完一件“百年大事”——北京奥运会，也刚刚经历了一场令亿万国人陷入悲痛的汶川大地震。
大喜和大悲，都在这一年里发生，似乎注定要考验中国的定力。历史似乎与中国人开了一个大玩笑：百年大事办完了，迎来的却是一个更为动荡的环境。
在内政方面，2009—2010年之前，中国一路猛跑，跑到了北京奥运，完成民族“百年之梦”。但“百年之梦”完成之后，中国似乎没了方向，不知未来路在何方。而恰巧此时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和各国救市行动，也把中国卷入其中。
为了中国经济，也为了世界经济，2008年年底开始，中国陆续出台四万亿提振经济的措施。多年后反观这一切，所有人都知道，这四万亿“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但也留下了无穷无尽的后遗症。
表面上看，中国凭借其政府高度介入经济的体制，完成了经济危机的“华丽转身”。但岂不知，正是中国政府高度卷入经济的转型不彻底，使中国在“华丽转身”之后，也陷入了更大的潜在危机。而这一潜在危机的后遗症，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完全消除。
我经常与朋友们开玩笑说，凡是在2009年之前买了几套房子的人，现在基本上都可以高枕无忧了。中国房价的非理性迅速攀升，无疑是2009年以后的事情，而这一切与四万亿的提振措施，显然不无关系。
我也经常在各种场合发表下面的观点：2009之后，是中国民间情绪开始逆转的时候。所谓民间情绪，无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底层百姓的情绪，2009年后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形式得以凸显；二是财富和知识精英的情绪，2009年后大都以向外移民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两者背后的一个共同背景就是：2009年之后，由于国进民退和政府权力日益扩大，由于贫富差距的拉大和社会不公的加剧，无论是草根还是精英的失望情绪都在日益上升。
在与周边、与世界的关系方面，2009—2010年之前，世界对中国充满期待，也充满疑虑。充满期待，是因为那时中国崛起的势头已经很猛，世界开始受益；充满疑虑，则因为世界对于中国国力（包括军力）增长后的前景及背后意图依然不明。加上彼时台海上空依然乌云密布，世界相信中国军力增加乃台海战事需要，但也看出中国军力的发展早已超出台海战事的实际需求。因此，军事透明度、军费增长乃中国与世界交往的主要讨论焦点。
但2009—2010年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开始实施，引起中国极大的疑虑和警觉。美国人究竟想干什么？美国是否将在亚太地区开始搅局？地区局势是否将开始紧张？这是当时中国精英阶层几乎一致的疑问。
而邻近的东南亚国家的疑虑，几乎也与中国同时发生，只不过方向相反而已。东南亚国家的疑虑是：中国外交开始“咄咄逼人”，中国究竟想干什么？我们是否更多地需要来自美国的援助和支持？
不过平心而论，2009年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周边环境还是相对平静的：中美关系方面，奥巴马上台伊始以高走开局，出乎意料；中日关系方面，日本民主党鸠山由纪夫内阁上台，开创了中日关系迄今最好的一段时期；两岸关系方面，马英九上任后柳暗花明，大幅拓展。同时，2009年，中国和西方之间也没有发生如2008年那样的火炬传递和西藏风波那样的重大冲突。
2009年年尾，我应《参考消息》之邀，写了一篇年终专稿，标题就是《2009年：中国内外环境进入盘整期》。我在文章中认为，2009年中国度过了微妙但却具有长远而深刻意义的盘整期。之所以称之为盘整期，是因为与之前几年相比，这一年中国的内外环境相对较为平静和稳定，没有如北京奥运、汶川大地震和西藏“3·14事件”那样的大风大浪。中国在经济走出危机的同时，也安稳度过了60周年国庆及其他一系列重要而相对敏感的日子。
但我在文章中同时认为，2009年以后的两三年时间里，这一内外环境的盘整期将得以延续。唯其如此，一些不易为人们察觉的深层问题可能逐渐显现。
这些深层问题可能是什么？坦率地说，我当时看得也不是很清楚，但我从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预测了未来两三年中国的风险。
在外交部分，我在文章中写道：
过去一年在国际战略格局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这一年，随着中美在一系列国际经济和政治议题上的合作和依存关系的加强，国际社会对于中美分别为当今和未来世界两极的印象似正在不断清晰并强化，而这又不以中国领导人对G2概念保持清醒和警觉为转移。
我在文章中还写道：
中美两极过早成型给中国带来的战略压力是十分明显的。它不但会带来美国对中国过早的战略敌意，而且也会带来其他国家因此而产生的战略择边行动，同时容易过早给中国带来国际责任方面的不适当压力。这就需要从战略层面善用多极资源予以调整。这种善用资源，不是古代意义上的合纵连横，而是将之前“一超多强”中的各“强国”有机糅合到中国的国家和对美战略之中。
在亚太格局方面，我写道：
在亚太格局上，中美对抗似正通过中日和南海争端等一系列议题得以体现。如何准确和利用美国因素，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课题。
多年后回头看这篇文章，我必须承认，我2009年年尾时的感觉是对的。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几个月之后，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河内公开表示：“我们回来了！”希拉里的这一公开表示，后来被界定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调整的开始。无独有偶，从这之后，南海风云开始持续掀起，菲律宾、越南，黄岩岛、仁爱礁，一个接一个风波开始上演。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几个月之后，中国船长詹其雄在钓鱼岛海域被日本海警抓捕，并被按照日本国内法受到起诉。一个本来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事件，却被日本民主党政府上升到以国内法起诉的程度，此举立时使本来就已风雨飘摇的中日关系跌入低谷，并在中国民间掀起一个巨大的反弹声浪。
更值得注意的是，前文提到的“其他国家因此而产生的战略择边行动”，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迅速蔓延、发酵和演化。
这篇文章发表后六个月，亦即2010年6月，我第四次赴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这是我第二次作为正式代表参加这一会议，但与2009年时相比，2010年的氛围显然有所不同，甚至发生了质的变化。
那一年，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做首场主旨发言的，依然是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
由于头天晚上刚从华盛顿飞抵新加坡，60多岁的盖茨显然还未调整完时差，在主讲台上显得有点萎靡不振，而这一萎靡不振其实还有另一层原因。
2010年6月，美国尚未从经济危机中走出来，军费大幅缩减，也由此而影响到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军费投入。但其时，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已经制定完毕，即将开始实施，只是无奈囊中羞涩，无法施展宏图大计。
无奈之中，美国人想出了一个办法，要求其在亚太的盟友、朋友和伙伴，“分担责任，分摊费用”（share the responsibility，share the cost）。说实在的，这个“绝妙”的点子，也只有美国人才想得出来。
而盖茨此次来到“香格里拉对话”现场，这也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使命，而显然又是一个难以完成的苦差事。这也就难怪盖茨坐在“香格里拉对话”主讲台上，显得萎靡不振而又心事重重。
果然，盖茨主旨演讲刚一结束，提问环节开始，新加坡李光耀公共学院院长马凯硕就站起来提问了。
马凯硕在亚洲地区是个大名鼎鼎的名字。大多数中国人知道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的著作《亚洲人会思考吗？》。这位早年的印度移民，凭个人努力，最后当上了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卸任后担任新加坡李光耀公共学院院长。
马凯硕接过麦克风说道：“部长先生，面对我们中国的崛起，东南亚各国都很担心，也希望美国发挥更为重要和建设性的作用。而现在，你们却要削减军费，并削弱在亚太地区的存在。这让你们的朋友们，也就是东南亚国家情何以堪？”
主席台上的盖茨，这时有些尴尬，一时不知如何作答。台下的与会代表们都凝神屏气。
刹那间，会场里的空气似乎窒息。但在这近乎窒息的空气中，我似乎感受到有一股气流在穿越气场，而这股气流恰恰是以往的“香格里拉对话”所没有的。
多年之后回首可发现，这股气流就是我在2009年底的文章中所写的“其他国家因此而产生的战略择边行动”。这一“战略择边行动”，距离我的文章发表，仅仅过了不到六个月。
马凯硕的提问，也许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其背后的逻辑却是必然的，那就是：2009—2010年，既是中国内部发生微妙变化的两年，也是中国与世界和周边关系发生微妙变化的两年。
东南亚的坦率让人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