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庄子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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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子列子辞粟

——受宠不惊,淡泊清醒

“原文”

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客有言之于郑子阳者曰:“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为不好士乎?”郑子阳即令官遗之粟。子列子见使者,再拜而辞。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闻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乐,今有饥色。君过而遗先生食,先生不受,岂不命邪?”子列子笑谓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难而杀子阳。

——《庄子·杂篇·让王二十八》

“译文”

列子生活贫困,面容常有饥色。有人对郑国的上卿子阳说起这件事:“列御寇,是一位有道的人,居住在你治理的国家却是如此贫困,你恐怕不喜欢贤达的士人吧?”子阳立即派官吏送给列子米粟。列子见到派来的官吏,再三辞谢不接受子阳的赐予。官吏离去后,列子进到屋里,列子的妻子埋怨他并且拍着胸脯伤心地说:“我听说作为有道的人的妻子儿女,都能够享尽逸乐,可是如今我们却面有饥色。郑相子阳瞧得起先生方才会把食物赠送给先生,可是先生却拒不接受,这难道不是命里注定要忍饥挨饿吗!”列子笑着对他说:“郑相子阳并不是正真了解我。他这次因为别人的别人说我好话而派人赠与我米粟,以后就有可能因为别人说我的坏话而加罪于我。这就是我不愿接他赠与的原因。”后来,百姓果真发难而杀死了子阳。

列子也就是列御寇,郑国人,修道养德、隐居不仕,被人们尊称为“列子”。上面故事里的列子生活贫困、面有饥色,却拒绝了郑国的上卿子阳派人送来的钱物。面对老婆的质问,列子的回答显示了他的单薄和清醒:子阳并不是正真了解我。他这次因为别人的别人说我好话而派人赠与我米粟,以后就有可能因为别人说我的坏话而加罪于我。后来,这个子阳果然被起来反抗的百姓杀死了,如果列子当时接受了馈赠为其所用的话,肯定也会不免于祸。

这里的列子,是清醒地认识到了官场的险恶的。在《列御寇》的这篇中有个探龙得珠的故事,也是说了同样的道理:人有见宋王者,锡车十乘,以其十乘骄稚庄子。庄子曰:“河上有家贫恃纬萧而食者,其子没于渊,得千金之珠。其父谓其子曰:‘取石来锻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颔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骊龙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国之深,非直九重之渊也;宋王之猛,非直骊龙也;子能得车者,心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为 粉夫!”河上有家贫恃纬萧而食者,其子没于渊,得千金之珠。其父谓其子曰:‘取石来锻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颔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骊龙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国之深,非直九重之渊也;宋王之猛,非直骊龙也;子能得车者,心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为 粉夫!”也就是说,有个拜会过宋王的人,宋王赐给他车马十乘,依仗这些车马在庄子面前炫耀。庄子说:“河上有一个家庭贫穷靠编织苇席为生的人家,他的儿子潜入深渊,得到一枚价值千金的宝珠,父亲对儿子说:‘拿过石块来锤坏这颗宝珠!价值千金的宝珠,必定出自深深的潭底黑龙的下巴下面,你能轻易地获得这样的宝珠,一定是正赶上黑龙睡着了。倘若黑龙醒过来,你还想活着回来吗?’如今宋国的险恶,远不只是深深的潭底;而宋王的凶残,也远不只是黑龙那样。你能从宋王那里获得十乘车马,也一定是遇上宋王睡着了。倘若宋王一旦醒过来,你也就必将粉身碎骨了”。

列子和庄子都不愧是淡泊名利的智者,前者没有因为高官的馈赠就受宠若惊,出山相助,而是清醒地看到了对方并不是真的看到了他的价值,而只是听里别人的谈论而已;后者也没有羡慕别人的面见君王、赢的厚赏,而是清醒地看到了伴君如伴虎、老虎的屁股摸不得。

有这样一个禅宗小故事,道林禅师喜欢一个人住在树上,与鸟巢为邻,又被称作鸟巢禅师。有一次,白居易去拜访道林禅师,只见道林禅师在鹊巢边坐禅,他于是站在树下仰着头对道林禅师说:“你这样住在树上实在是太危险了,赶快下来吧!”禅师说:“我的处境一点都不危险,只要我小心,就一定不会掉下去的;相反,你的处境才是最危险的!即使你尽量避免,有的时候你却是避不过的,真正要小心的不是我,而是你自己。”白居易说:“我是当朝重要的官员,我的生活十分太平,没有什么危险。”道林禅师说:“薪火相交,难道还不够危险吗?官场如战场,众人从无一心,你来我往,危险就在眼前!”白居易听了禅师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又问道:“佛法是如何解释的呢?”禅师回答道:“不要做一件坏事,不要不做一件好事!”白居易听了感到很失望,他说:“我以为是什么高深的理论呢,这样的道理连3岁小孩儿也知道,何必说出来呢?这不是侮辱我吗?”禅师说:“3岁小孩儿都明白的道理,80岁老翁却不明白。世人皆为功名利禄,即使身处险境也执迷不悟。就连3岁小孩也明白的道理,又有几个人能真正地做到呢?如果每个人都只做好事而不做坏事,那么邪恶将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人间一定是快乐祥和的,难道还会像现在这样处处险境吗?”

白居易跟鸟巢禅师所说的“危险”显然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白居易说的是日常生活意义上的人的身体收到的实际危险,而鸟巢禅师所说的则是更为抽象也更深刻的官场之险。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对官场的险恶认识得最清醒,那就是功成身退、泛舟五湖的越国大夫范蠡。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成功之后,没有贪恋高官厚禄,而是立刻离开了越国。他从齐国写信给文种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大意是说:飞鸟射杀完了,好的弓箭就会被收起来。狡猾的兔子捕完了,猎狗就会被煮掉。越王为人阴险,工于心计。可以与他共患难却不能同享乐。你为什么还不快离开呢?

文种在收到信后便称病不上朝,但最终仍未逃脱赐死的命运。而范蠡却早早料到这一点,这主要是因为他对名利的淡泊和对官场的清醒认识。也许,只有做到宠辱不惊,才能悠然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方能怡然望天边云卷云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