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改革带来的观念冲突都已经波及到王安石家人时，文彦博觉得，世事可以有所为了。
富弼却消极避战。
因为他眼中的世事，依旧是不可为。
不是因为王安石，是因为神宗。
富弼认为，在两个人好得像一个人的情形之下，哪有什么世事可为呢？
富弼端起手中的茶壶告诉文彦博，壶中乾坤长，真正可为的只不过是这分寸之间。老夫我悉心研究数月，总算搞明白龙井和碧螺春的区别所在，想不想听一下我的愚见啊。
文彦博点头。
富弼道：龙井和碧螺春的区别就在于它们没有区别。都是绿茶，都产于南方，只不过一个叫龙井，一个叫碧螺春。
文彦博不解：那味道呢？总不成两个茶就一个味道吧？
可不两个茶就一个味道吗？富弼说得那叫一个无限沧桑：世人若是聪明的话是既喝龙井也喝碧螺春，龙井就是碧螺春，碧螺春就是龙井。它们都装在一个壶里。
富弼说到这儿，摇摇手中的茶壶，一双浑浊的老眼无力地看着文彦博。
文彦博更不解：都装在一个壶里那不串味吗？
不串味。只要分出上下来就不串味。
富弼打开茶壶盖，文彦博于是看到了里面的机关：这是一个子午茶壶，分上下两层，两种茶水沿着不同的管道流向壶嘴，一开则一闭，很是泾渭分明。
文彦博顿时明白富弼给他看这个茶壶的良苦用心。
不错，神宗和王安石表面上是君臣，却在一个茶壶里和谐共处，相安无事。
这是最要命的，因为——他们无懈可击。
韩琦却认为，世界上没有无懈可击的东西。
无懈可击是因为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
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击中要害。
这位在相州做节度使的前宰相虽然人不在京城，心却在京城。
心若在，梦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
从头再来的关键是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
这个合适的角度，韩琦以为，不在神宗和王安石之间，而在苏辙和王安石之间，苏辙供职于条例司，他要是起来内讧了，这改革还能再改下去吗？到时候，面对乱哄哄的局面，神宗和王安石之间还能在一个茶壶里和谐共处，相安无事吗？
所以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让苏辙起来内讧。
当然，按常理分析，苏辙的神经如果没有搭牢的话，是不会起来内讧的。可韩琦以为，苏辙的神经要搭牢还是有可能的。他把目光投向了苏东坡。
韩琦在写给文彦博的一封信中寄希望后者和苏东坡谈谈心，找机会策反苏辙。
韩琦在信中写道，这是翻盘的一条路径。理想路径。
文彦博豁然开朗。韩老果然是人老心不老，思路敏捷着呢。看来，世事到底可不可为，全看苏东坡能不能做通他弟弟的思想政治工作。
1069 年 7 月，王安石亮出了新法第一剑。
《均输法》。
开封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庞大、最繁华的都市，130 多万人的吃、穿、住、行哪一样也离不开物资供应。此前负责采购的发运司既不了解京师物资储备，也不了解京城所需，几十年如一日地搞计划采购，丰年不肯多收，歉年不肯少收，不知变通。搞得产区百姓丰年物价低贱，歉年屡遭强索盘剥。
而依据新法，中央政府采购遵循“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六路发运使必须依据东南六路的生产情况和中央政府的需求情况实行按需、论价、就近采购，由此原有供应商和利益链大受冲击，于是苏东坡决定上书。
思想超前的苏东坡没有做他弟弟的思想政治工作。
因为苏东坡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有人权的。
人权是什么？除了生存权外，还包括对世事的独立价值判断权。
毫无疑问，苏东坡承认弟弟苏辙也是有人权的。
另一个最要命的问题则在于——苏辙太年轻，还不到 30 岁。在苏东坡看来，一个人太年轻就容易固执己见，就比如苏辙现在的投身改革，那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
拉不回来那就不拉吧。苏东坡决定，以自己个人的名义上书神宗，来表达他对时局的深切焦虑。
苏东坡的上书没有走正常程序。他绕过中书省，直接在文德殿以弹劾的形式向王安石发难。苏东坡说，现在改革了，效果怎么样呢？实行了“均输法”，结果商业大受打击，国家财税都收不上来，富豪榜上的大佬都不敢从事经营，发运使司又广设属官，增加财政开支，实属得不偿失。
苏轼说得慷慨激昂，神宗和王安石却是不争论，对他的弹劾置若罔闻。
时事观察家文彦博却据此认为，这里面有戏。
因为苏东坡接下来安然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