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哲学，涉猎极其广博，从天道论至人性论，从历史哲学至经世哲学，从伦理学至性命学，从宇宙论至人文化成论。唐君毅曾指出：船山于中国之学术文化各方面，经史子集四部之典籍，皆有所论述；而尤邃力于六经之训释。在唐君毅看来，船山虽与顾、黄二人同向经世方面用心，而从思想史视角作一评价，唯船山当得起最具通识的哲学家。他曾在一部“不是为人写的，而是为己写的”书中深长感叹：“王船山大气磅礴，开六经生面。”唐君毅：《人生之体验》（导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第14页。船山开六经生面，于其自颜其堂之联语：“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中亦可见一斑。须知，能开六经生面，固有其对六经的详解授义；而于理论上亦当有不断的新的建构。故船山于四书作有读大全说，周易作有内传、外传、大象解，诗亦作有广传，尚书则作引义，春秋则有世论家说，左传有续博议，礼记则更为章句。晚年又作读通鉴论、宋论等著作。然而，船山“开六经生面”的建构毕竟承宋明儒而来，其直接源头为宋明儒。对此，唐君毅的评价始终如一地保持了儒学史的视角。他说：“宋代儒学初起，乃以经学开其先，……至明末王船山出，得承此宋初重春秋之传统，而重经史之学。宋明儒学始于重春秋，终于重春秋，实有一保存华夏文化之民族精神贯注其间；其学说理论的背后有一真实生命的要求。”唐君毅：《哲学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版，第552页。
就六经而言，唐君毅特别看重船山的《读四书大全说》一书，这当然与他在根本上极其重视儒家的心性之学有关。他说：“今观船山于读四书大全说等，言人之率性修道之功，亦未尝不本于此性之内原涵具善与道以立论”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7页。唐氏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既高度赞扬船山的“开六经生面”而不断“自出新义”；而同时更看重船山的学有所本，毕竟，内圣之学为立本之资。至言达用，则宗在经史——这就是唐先生揭示的船山精神。唐先生曾断言：船山之学，归在论史。这不仅可从船山的《尚书引义》，更可从其评价历史人物是非得失的大著《读通鉴论》、《宋论》等书中可见出这一旨归所在。然而船山哲学体系的建构，则是从《易经》入手的。从起点到终点，这之间的内在关联何在？此中我们还是要先看船山所得易理精神之所在，唐君毅于此反复强调的是：“船山之言之进于汉宋诸儒之言易者，则在其不以太极为至高之一理或元气，而以太极为阴阳之浑合，而主吾人方才所提及之乾坤并建义，以说理气之关系。其意是谓二气虽浑合为太极，然不可视此二气为一气之所分，或一理之所生。船山之旨，乃重在言乾坤阴阳之恒久不息的相对而相涵，以流行表现，即以说理之相继的表现流行于气之事，而缘是以畅发宇宙人生之日新而富有，以成一相续之历史之一面。故船山之学，归在论史。”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1页。进而言之，船山极富时代色彩的“事理观”，亦基于其历史观，唐君毅的这一看法，实质上已揭示出船山历史观中的“事理”内涵。唐氏由衷地推崇船山：“中国由明末至清之思想家，最能了解事理之所以为事理者，莫如王船山。依于上所谓事理之本性，凡论事理皆当分别论，又当论事之承续关系，事之顺逆成败之故。船山最能兼擅此三者，而又能本仁义礼智等性理，以义断史事之是非。……但船山此类之言，亦只是在从历史之观点或事之观点看理，而后能立。”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综括地说，唐君毅已然察识到船山最为著名的离器无道、离事无理之观念，唯从“事理”立场方有立论根据，唯落实于历史观，才是最终的理论旨归。这不能不说是唐氏深探船山学说的一种高论。
六经中的礼诗乐，船山多所涉猎，其礼诗乐论均与船山重气、重才情之论相关。唐君毅如此评价道：“曷言乎船山之重气而表现才情之诗乐，在文化中之地位确定也。盖诗之意义与韵律，与乐之节奏，固皆表现吾心之理。然徒有理在心而欲显之，不足以成诗而成乐。于此，须显理，兼达情方有诗乐。盖情原于心有所期，有所志而又与具象会。”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0页。而对于船山的礼论，唐君毅审之尢细。他说：“曷言乎一重气而船山哲学中礼之分量重也？上述之祭祀，亦在礼中。今当泛论礼，皆为人德行之表现于形色；则不重形色之气，礼之分量自不得而重。……威仪者，礼之昭也。其发见也，于五官四支，其握持也惟心，其相为用也，则色声味之品节也。……中庸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船山四书义训注曰：礼仪经礼，威仪曲礼。礼仪必见于威仪，威仪即礼仪也。”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8—420页。唐君毅的高超还在透见了船山言礼乐之极者，治之于视听之中，而得之于形声之外。声入心通，全气皆心，全气皆理，船山是真知诗、礼、乐相异而相通的大儒。
唐君毅更以其特有的学术敏感而洞察到船山“尚情才”之论的价值所在，他以为船山“尊生”而重情才，实由其重性之客观的表现于气之流行而来。重要的是，他仍从儒学的发展趋向而看重船山此论：“船山继尊理尊心而言尊生，更尊此理之表现于生命之气之情才。……此即必先有程朱陆王之尚德之教，树立于先，方宜有此船山之尚情才之论，继之于后。然尚德之教既立，则自亦当更言如何使此德有充量之表现，则亦不能不有此船山之尚情才之论。此中先后贤者所言之轻重之不同，正所以成其为一圣教之相继，以成此儒学之发展者也”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9页。尚德之教一立，要使此德有“充量”的表现，就不能不尚情才；故此尚情才之论正是圣教之相继而成就了儒学的整体性及其历史发展。在唐君毅看来，这也正是船山之尊生尊气与尊情才义的价值所在。
这里我们想强调的是，船山的六经之论，唐先生最为看重的是其“开六经生面”从而对儒学史发展特具近现代意义的新论。
唐君毅立于现代角度，发掘船山“日新富有”的现代人文理念，并以此而把握到船山精神涵润中国历史文化之全体。唐君毅于《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专辟二章以论述“王船山之人文化成论”，实则此论亦为唐氏船山论中最富特色的二章。此章开篇唐氏即点明：“船山之学，得力于引申横渠之思想，以论天人性命，而其归宗则在存中华民族之历史文化之统绪。”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0页。唐氏命名此章为“人文化成论”，其深意既在涵括船山所涉人文历史领域之广，更在其承上启下之“文化统绪”四字上。故唐氏于船山一生著作陈述罗列之后，深切感慨而言：“吾人但就其所著书之体类以观，即知其精神所涵润者，实在中国历史文化之全体。秦汉而还，朱子以外，更无第二人足以相拟。象山阳明良知之教，高明则高明矣。然徒以六经注我，而不知我注六经，终不能致广大。……唯复知我注六经，乃上有所承，下有所开，旁皇周浃于古人之言之教，守先以待后，精神斯充实而弥纶于文化之长流。此乃朱子船山精神之所以为大也。”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0—4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