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岩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与林则徐的名字紧紧连接在一起的。可以这样说，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时代先行者。林则徐之所以得处这一崇高位置，从根本上说，是时代造成的。当时的时代特征，是英国等西方国家不但已经进入资本主义阶段，而且已经处于自由竞争的加速发展期，占据着世界历史发展的制高点，有着最系统、最发达的全球知识。而古老的中国，则整体上处在个体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中。这种状况所造成的中西差异，是落后与先进、中世纪与近代两种社会形态的差异。这两种社会形态一旦发生碰撞，具有悠久文明史的中国必然会孕育出时代的代表人物，孕育出本民族的英雄。林则徐就充当了这样的历史角色。
林则徐所面对的时代任务，就是看清世界大势，搞清楚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而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认知。这一时代任务，历史地落在林则徐肩上。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林则徐给出完美的答案。后人所应着眼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林则徐比他的前人与同时代人，高明在何处；他的认识，是否达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最高水平。正如列宁所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众所周知，历史学家范文澜曾论定林则徐是“清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这一论断，既表明了林则徐在近代政治史上开创性的历史地位，也表明林则徐作为封建皇权政治格局中的大政治家，已经具有认识世界的思想自觉，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蕴含着领先时代的内涵和先进性。
随着社会的演进，人们对历史的认知会不断深化。对林则徐的认知，也是这样。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曾说，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第一位带头反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民族英雄，是言行一致的爱国者”，“林则徐领导的虎门销烟也揭开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序幕”，“他用心谋求兴国之道，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思想家，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先驱者”，“是……时代的先行者”。这段话大大深化了历史学家范文澜对林则徐的认知。它表明，林则徐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是出于爱国主义的立场，既与其反抗外来侵略的作为密不可分，也与其崇高的人格密切相关；既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先行者的地位，又在思想史上具有先驱地位；既是历史进步的推动者，又是思想遗产的创造者。
不仅如此，随着人们对全球毒品危害认识的加深，林则徐的禁烟义举，也成为世界禁毒史上的华丽篇章。林则徐无疑是世界禁毒运动的伟大先驱。诚如杨国祯教授所说，林则徐的禁烟言论，是“世界禁毒史证明了的至理名言”，“不仅中国需要林则徐，世界也需要林则徐”。
林则徐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
林则徐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集中反映在他组织搜集、翻译外国历史与现实资料的史实当中。经学者们不断的钩稽、研究，目前这方面的史实已经比较清晰。由于笔者无法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增添新的史实，所以这里不拟重复学者们已经发掘出的史实。笔者只想做一些解读、提升的工作，因为林则徐的平生作为，特别是禁烟前后的作为与言论，蕴含着他对当时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深入挖掘弘扬这些思想，无疑是有意义的。
从学术界目前的研究状况看，围绕林则徐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主题，已经发表一些颇有见地的成果。笔者对2010至2012年3年内的相关论文进行搜索，找到50多篇专业论文。这些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加详细地揭示了林则徐译书活动的史实，比较周密地考察了林则徐关于“夷情”的思想，揭示了林则徐的外贸思想、西学思想、国际法思想及其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系，等等。这类研究，可以说成绩不菲。
比如来新夏先生说：“林则徐以尊贵的‘钦差大臣’身份组织翻译西方书刊的活动，努力探求新知，甚至亲自接待‘夷人’，征询意见，这在自我闭塞的清朝中叶，确实是违反封建体制的勇敢行为。对当时内外形势的认识水平已远远超出了他的同时代的人物。这些不仅对当时制定对外国策略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近代思想界有启蒙作用，许多封建知识分子纷纷起来探求新知。”来新夏先生编著的《林则徐年谱长编》不但史料极其丰富，钩稽史实非常细腻周详，而且论断也非常精到，与杨国祯先生的《林则徐大传》异曲同工，堪称林则徐研究成果中的双子星座。
鸦片战争前，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总量非常庞大。但是，清王朝对外部世界却基本处于懵懂混沌的状态中。虽然从明朝开始，西学东渐即已在中华大地结出不少成果。但是，徐光启一系的知识系统在中国知识界从来不占主流。清朝康雍乾三朝从世界历史的整体走向看，只是“落日的辉煌”。到林则徐所生活的道光时期，整个王朝已经由僵化而开始走下坡路。而这一时期，以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蜡为代表的西方人，却对中国展开了极有成效的情报搜集工作。相对于中国，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说处在“知己知彼”的情形之中。而中国，可以说处于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情形中。所谓不知己，是说它除了盲目自大、自吹自擂，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已经大大落后；所谓不知彼，是说它根本就不晓得外部世界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对外部世界连起码的认知自觉都不具备。
林则徐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具备认知外部世界的强烈自觉。在1838年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他用了“诡谲万端之夷人”的措词，说明他已经认识到“夷人”是高智商人类，绝不可等闲视之。“夷人”之所以高智商，既以“船坚炮利”为基础，又以其为表现。这也就是林则徐已经明确具有而为魏源所概括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来源。
“制夷”的前提是“知夷”，所以，在“沿海文武员弁不谙夷情”的大氛围中，搜集夷人情报，成为林则徐高度重视的一项大事情。在这方面，林则徐的思想与做法已经相当开放。他敢于采用懂夷语的人才，敢于亲自接见外国人，敢于从外国人那里购买武器，敢于使用西法练兵，从历史、地理、经贸、制造、鸦片生产情况等各个方面，全面了解外国的情况，而且将其汇辑在一起，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外国资料，为魏源编纂《海国图志》打下了坚实基础。尤其令今人钦佩的是，他特别留意依法办事。不但在处理鸦片事务上以大清的法律为依据，而且注意到外国的法律，在1839年组织翻译了瑞士法学家滑达尔（Vattel，Emericide）的《各国律例》。虽然林则徐这样做的直接目的，是为查禁鸦片与现实国防需要服务，实用性的特点非常突出，他还没有条件、也不可能对西方的文化背景、人文源流作深入了解，但他显然已经感觉到，与“夷人”打交道将是一件长期的事情，只有打好情报基础，才能知己知彼，以立于不败。这样看来，近代化的观点，在他的思想中已经有所孕育。这是在他天朝上国思想整体包裹下的新的思想要素。
尽管现有史料不是那么直接，但笔者相信，“夷人”的先进性，一定给了林则徐相当的震撼，不然的话，就很难解释他为什么花费那样多的精力和心思去搜集和钻研外国资料。从他留下的奏折等资料看，唯我独尊的“天朝大国”之态依然非常突出。而且，对英军的战斗力，他也曾经严重低估。所以，在中国与西方关系的核心议题上，林则徐的真实思想状态到底是什么，确实还需要更仔细地甄别。但是，笔者宁愿相信，林则徐上呈的折片，很可能并没有充分显露他对西方的真实认知。除了他自身的历史局限外，封闭保守的政治现实不能不是他需要考量的现实要素。因此，考察他具体做了什么，远比他具体说了什么更重要。
关于林则徐通过翻译《澳门新闻纸》来掌握夷情动态的情况，陈胜粦教授的研究非常细腻。他的总观点是，这样的信息、情报翻译，“为林则徐打开一个看世界的窗口，使他了解英国朝野对鸦片贸易的态度、英国政府发动侵华战争的情况及西方几个国家关系的一些情况，学到了一些有关世界地理及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知识。这对林则徐坚持禁烟抗英斗争，进一步倡导开眼看世界以及迈出开展近代外交与建设近代国防的步伐，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另据学者萧致治研究，林则徐精心编辑而成的《四洲志》，“基本上包罗了地球上绝大多数国家，它使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使中国人了解了许多闻所未闻的外部世界知识，不失为中国认识世界的一块里程碑。”林则徐不仅学过一些英语，而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了介绍。
林则徐还赞扬过西医，说：“夷人之医术所以胜于内地者，其人病死，则斫其尸而观其脏腑，以察其所以不治之故。”这是对解剖术的肯定，应该说是相当“骇俗”的言论。
虎门销烟时，林则徐接见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向他表示“想得到地图、地理书和其他外文书籍，特别是想得到一套马礼逊所编的字典（即英华字典）”。此外，林则徐还曾经用英文发布告示。
在严禁鸦片的过程中，林则徐也触及并萌生了一些对外贸易的思想。虽然他还没有达到主动出击、与西方展开积极贸易的思想程度，还具有中国什么都不缺、搞贸易就是对外国进行施舍的思想，但他显然没有把国门彻底关上的想法，而是主张允许外国人进行正当合法的贸易，允许外国人有丰厚的利润。在这一过程中，他又留意到了国际“商战”的现象，并注意到外国商船已经采用商业保险的经营模式。是封建体制，扼杀了他的思想进一步升华。
同样在这一过程中，他产生了建立先进海军、经略海洋的思想。关于他这方面的思想，杨国桢先生已经作了很好的揭示。至于林则徐的国际法思想，相关研究成果尤多，这里就不复述了。
1839年虎门销烟后，林则徐曾草拟一份给英国国王的照会。这份照会后人似乎并不太愿意提起，因为它看上去还是具有天国居高临下、训斥番邦的味道。其实，从实质上看，这可以看作是中国最早的政治外交活动，里面的基本内容也都是大实话，没有什么不妥。比如里面说：“以中国之利利外夷，是夷人所获之厚利，皆从华民分去，岂有反以毒物害华民之理。即夷人未必有心为害，而贪利之极不顾害人，试问天良安在？闻该国禁食鸦片甚严，是固明知鸦片之为害也。既不使为害于该国，则他国尚不可移害，况中国乎！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利于食，利于用，并利于转卖，皆利也。中国曾有一物为害外国否？”“向闻贵国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于人，并闻来粤之船，皆经颁给条约，有不许携带禁物之语，是贵国王之政令本属严明。只因商船众多，前此或未加察。今行文照会，明知天朝禁令之严，定必使之不敢再犯。……贵国王诚能于此等处拔尽根株，尽锄其地，改种五谷。有敢再图种造鸦片者，重治其罪，此真兴利除害之大仁政，天所佑而神所福，延年寿、长子孙必在此举矣！”诸如此类的话语，可谓义正词严，从今日看，也没有什么不合乎外交礼仪之处。因此，说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外交的第一人，并不为过。
总之，林则徐作为近代史上首位先行者，可以说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民族，也无愧于世界。正因如此，当时及后世的外国人也给予了高度评价。1868年，志刚出使英国，参观英国蜡像馆，发现里面竟有一尊林则徐像。今天，我们既应该从民族的立场出发弘扬林则徐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有必要从国际视野出发，揭示林则徐的世界意义与当代价值。
〔作者简介〕李红岩，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