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业与利权
近代以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的经济主权不断丧失，特别是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他们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疯狂地向中国输出资本，掠夺中国的矿权、路权。时人对中国的状况评论道：“海禁既开，白人竟拓商场于东方大陆。懋迁之所及，即成为势力范围。不费一兵，不遗一镞，即能吸我膏血，握我利权。”
在台湾被日本占据、福建被日划为势力范围后，日本帝国主义的触角全面伸向福建经济的各个角落，其中日本对福建的路矿权更是垂涎。在矿务方面，1900年1月，台湾总督命技师斋藤精一“从事福建省各地的矿物调查”，1903年8月，日本驻华公使日内田康哉向清政府提交照会，称：“照得兹有本国人拟在福建省龙岩州一带地方，与中国人合伙开矿，不日转派人员来京，禀明一切。”日本对福建矿产的觊觎，激起了福建人民的反抗，福建有识之士也纷纷要求筹资办矿。林炳章在担任省财政厅长时，矿务归财政厅管辖，他鼓励国人办理矿务。同时，还特别注重对矿务人才的培养，他直接从财政厅拨付办校经费且自己兼任所长，积极筹备福建矿业传习所。矿业传习所的设立，在当时是一所比较特殊的学校。因为当时不但本省没有矿业学校，且国内大学和工业专门学校设有采矿冶金科的也寥寥无几。该校于1918年1月开始招生，招收中学毕业生入学，并正式开学。矿业讲习所开办两期，毕业后有70多人。毕业的专业矿业人才大都介绍至全国各矿厂，如叶祖同、王崇肥、徐式庄、林秉正4人由所介绍前往汉阳铁厂、开滦煤矿及大冶铁矿实习。虽然矿业学校从开办到取消仅4年半时间（1918年1月到1922年9月），但它培养一大批专业的矿业人才，对福建本地的矿业乃至全国其他地方的矿业的发展都产生一定影响。
此外，林炳章意识到：“今日列国挟商战之术……此固由外交内政节节失利策有以致之，”因此，为了挽回利权，中国必须大力创办企业与之竞争，政府要设立相应的机构扶植企业的发展以抵制洋货。在日本考察游历期间考察了日本的劝工场，他发现“此场于工商两益且便行旅利小民，为抵制外货之良法，中国极宜仿行。”五四运动时，福州抵制日货浪潮风起云涌，林炳章看时机甚好，便与巨商罗、张、黄、曾、刘等共集资40万元，在夏道开办实业公司，以其在日本学过化工的弟弟林恩溥为董事，生产酒类、皮革等。同时他还特别注意防范外国势力对企业的渗透。他在创办福州电灯厂时，为筹集资金，公开招股，拟定集股10万，为购置电机及装配电灯之用。股票分成四份，“官二成，商二成，铜元局机匠二成，民间二成”但却不收外国资本，“股票自开办之日起，週年付息八厘，不收洋股，以免利源外溢”。
三、实业与教育
实业教育主要是指近代以来为培养农、工、商等各种新式人才的一种专门教育形式，主要内容是创办实业学堂，在普通学堂里开设实业课程、开办专业培训、开展宣讲、演说及出版、发放图书等与传播实业知识有关的各种活动，是教育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实业教育最先出现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开展时期所办的一些新式学堂。当时洋务派为“求强”、“求富”开办一系列新式的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在创办工业活动当中逐步认识到外语和专门技术的重要性，因而要开办一些新式学堂来培养这方面的人才。甲午战争的惨败更是让中国的士子们认识到要“兴西学”、“启民智”的重要性，从而引发“学战”思潮。中国要富强，必先发展工商业，要发展工商业，必须有人才，要有人才，必须靠教育。实业教育便是在当时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创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成为当时时代的强音。严复在《论实业教育》中谈到“夫吾国实业之闭塞，论其大归，不过二病而已。不知机器之用，与不明物理与化学也。是故实业之教育，必以之数者为要素，且其为教，宜力为其普通。”可见，当时兴办实业教育已成为迫切之举。
作为致力于“实业救国”的有识之士，林炳章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实业与教育密切相关，实业与教育是救亡图存的两条重要途径。“中国今日强必自教育始，富必自实业始”林炳章也不断与当时的进步人士探讨中国实业与教育的发展。如在游历日本期间，与中国大实业家张謇相遇，两人在相互交流中，肯定了教育对实业的促进作用，而且要积极推进实业教育的发展。他对张謇的“父教育母实业”思想表示认同，他说道：“欲寓教育于实业中而以实力推行者，宗旨之精有非游谈者所能梦见也。”
他在日本的游历考察就注意到日本开设实业教育学校，对其工业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日本于工业极注意，年来商务进步是其效果，闻其附设织工徒弟及实业补习诸学校……吾国亟宜效仿也。”设立实业补习学校有助于工商业人才的培养，得多数实业家与多数有常识之国民，便会促进工业的发展，从日本的发展情况来看，这一点是确实无疑的。反观中国国内的工业制品，林炳章深觉中国的大多是出自于熟练工人之手或者是学徒之手，样式古板，没有新意，应该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来改进本国的工艺。在旅日期间，林炳章考察了日本东京美术学校时，认识到工艺美术教育对实业发展的重要性“观东京美术学校……不知日本全国器具其制造虽出工业而模型多出是校学生……中国器用窳败，品式樸拙，若能救以美术，当可改良。”要改善中国国内产品，使其与外国工业制品相抗衡，必须要设立专门学校，培养专门人才，并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加以运用及改造。1907年林炳章禀请奏准在福州水部门旧机器厂废址改设为福建省工艺传习所，设漆器、竹器、木雕、编织等科，林炳章任所长。工艺传习所内课程设置及教学形式极力效仿日本美术学校。作为“榕城三绝”之一的软木画便是由工艺传习所陈春润、吴启棋、郑立溪等人苦心钻研创制的，经手工精雕细镂而成，以构图优美、素雅大方闻名。由此可见福建工艺传习所为福建工艺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此外，林炳章还关心农业人才的培养。1908年5月，林炳章在工艺传习所内附设农事试验场，延聘教员，订立课目，招取学生一班60名，入场讲习。林炳章意先创办一个农事试验场，以观其效果，然若成功便以此为基础和范本，扩充农事试验场，传播经验，于福建省内普及，促进农业发展。这可谓是开风气之先。
综上述，林炳章是清末众多投身实业的开明人士之一，他的实业思想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希望通过自身的实践以带动更多的人投身到实业中，他还寄希望于通过办实业以抵制列强对中国利权的攫取，与此同时，他也深刻地认识到实业与教育之间的作用，他寓实业于教育，积极参与到实业人才的培养。林炳章对其实业思想的践行，以及他努力培养出的一批实业人才，对福州乃至福建近代经济的发展都是一大贡献。
〔作者简介〕吴海慧，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