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密斯接下来看到的一个景致，更具象征意义。他沿着商街走到市中心街口，看到了一个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见过的景象：“有个庞大的公共大楼建在路上，上面还高高地悬挂着一只欧洲的大时钟。”他看到的这个庞大的公共建筑是钟鼓楼，这是每座省城不可缺少的规制建筑，但上面高高悬挂的“欧洲大时钟”，却是这里独有的风景。钟鼓楼是官府设置通报时辰以管理协调市民生活的设施，上面设置的计时工具是滴漏、时辰牌及供击打的钟鼓等器具，官府派专人职守，每日以晨钟暮鼓报时。而这里的“欧洲大时钟”则显然与传统器具大异其趣，突显外洋色彩。这个“欧洲大时钟”虽然是商街“钟表店”的延续，但设置在钟鼓楼上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钟鼓楼作为依国家规制而设置的官方设施，是官府进行城市管理的象征，上面设置的计时报时器具，也有一定的“礼器”意味。因为时宪历法、天文时制，向来是皇朝承天授时、主宰天下的象征，而擅自用西洋大时钟取代传统礼器，这种显然违背规制的事情在内地城市是不可想象的，如胆敢为之，必定会遭到官员士绅的汹湧反对。但在这里这个“欧洲大时钟”居然堂而皇之、安安稳稳地高高悬挂在钟鼓楼上，标志着此地官员接纳西洋器物的开放与勇气。同时，钟鼓楼作为市民的公共设施，“欧洲大时钟”这个外来器物取代传统滴漏钟鼓伴随人们的日常生活，居民对此也能安之若素，也表明这里的居民对外来先进的技艺与器物是乐于接纳的。这些都表明福州这个封闭的城市，仍然有着一定的开放性。
史密斯虽然在福州生活中看到了这些西洋元素，但他也了解到，福州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贸易情况并不乐观。他记述道：“福州几乎不存在外国贸易，只有一个欧洲商人住在这里。迄今为止，只有七艘外国船只进港，其中三艘是美国人的。也没有迹象显示外国贸易在近期内会有增加。”他了解到其中一个原因是这里缺乏可供出口到欧洲的商品，只有茶叶是唯一可对外贸易的重要物品，如武夷山红茶。虽然运到福州只需三天，但由于这里没有正常的贸易渠道，茶商还是沿着传统路线运往广州作转口贸易，尽管路程需要好几个星期。
史密斯还了解到，影响中西贸易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已经延续多年的鸦片走私。他记道：“根据一些当地最有信誉的商人的陈述，福州国内贸易日益缩小，其主要原因是中国每年支付沿海鸦片走私，导致银元大量流失，限制了正常贸易和当地工业的发展。据说，每年有价值200万大洋的鸦片进口到福州。……目前，相当大量的鸦片从福州流往内地各处。”日益严重的鸦片走私不仅导致银元外流，福州其他的贸易日益缩小，而且使越来越多的人染上鸦片烟瘾，造成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了解到：“福州城内每日零售的鸦片也有4至8箱。城里一半人口染上鸦片瘾，甚至贫穷的苦力和乞丐都宁愿节衣缩食，享受这一昂贵的奢侈品。城里各处开设鸦片馆，有上百家之多，外屋为私人住宅，内屋则为吸鸦片者提供各种便利和用具。”
他注意到，官方对这种鸦片走私及其祸害并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控制与遏止，而是听之任之、任其泛滥。他记道：“这些鸦片馆常常坐落在政府官员的住宅附近，警察和军人也常常前去光顾，使人毫不怀疑，地方政府官员对它们的存在一定了如指掌。”据他了解，“致使地方官员不对它们采取措施，根据律法严厉惩处，以至强行禁止这种非法走私活动，原因种种。一是害怕与外国人冲突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后果，二是疑惑鸦片走私与英国政府之间有着什么联系，三是觉得无法采取武力对付停泊在走私仓库附近的武装齐备的外国船只，四是他们保持沉默可以得到丰厚的贿赂和私下孝敬。这些因素合在一起，维持并促进了这一罪恶事业，使得当地贸易普遍萧条。”他承认鸦片走私的行为是违背正义的“罪恶”，并对这一罪恶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害也相当明了：“大量银元源源不断流出国外，很快就会造成经济危机，使类似的沿海城市商业崩溃，使中华帝国财政枯竭。”正由于此，他对此前引发中英战争的导火索——中国官方严禁鸦片走私的举措抱有一定的理解与同情，他说：“这也许就是那些实权在握之人最有力的论据，为什么要抑制这一罪恶，关闭西方制造业最重要的一个销售点，以免造成全面衰败。”虽然这里隐含着对西方鸦片走私罪恶的批评，但他并没有对英国政府由此而发动侵华战争，迫使中国开口通商的行为进行谴责，而且他就是凭借着这种战胜的征服者的强权而进入中国，并以强权姿态冲破中国人“排外”的屏障而进入中国社会。从这一意义上而言，他恰是借助鸦片走私打开的通道而进入中国，并雄心勃勃地要展开他为处于黑暗中的中国人民带来“福音”的传教事业。但他走笔至此，不知对于这种鸦片走私的“罪恶”与他“正义”的传教事业有什么关联是否有所思考？在他的记述中并没有这样的文字。
三、宗教界和官员对西方宗教及文化的态度
史密斯奉派来华考察的任务，就是评估在这些新开口岸传教的可行性及可能遇到的障碍。他自然知道，基督教作为一种新的精神信仰，要进入这一块新领地，最直接遇到的屏障，就是这里原有的精神信仰结构及权威势力。他知道，在中国传教活动是否能够展开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两种势力：一是本土宗教势力，因为外来宗教的进入毕竟是直接与他们争夺民众宗教信仰的地盘；二是地方官员，因为涉及他们的统治权威，对民众的控制及地方安定。虽然他在此前走过地方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但他也知道中国各地情况并不一样，何况还会有权势人物个体之间的差异。因此，在福州，他也特别留意对当地民众普遍信仰的佛教与道教徒及地方官员对西方宗教与文化的态度进行考察，以此评估将来在这里开展传教活动的空间和限度。
（一）本土宗教徒对西方宗教的宽容态度
史密斯作为一个来开拓新土的传教士，肩负着到这里传教的使命。他随身携带着中文基督教宣传书籍，沿途随地散发，试图通过这种宣传方式扩大基督教的影响。他在福州也是如此，给他见到的各类人等散发宣传书册，如他在中国别处所见的一样，人们很乐于接受。如他在硬闯满营时，就沿途对一些守卫和军官发送传教宣传册子，这些人都当作馈赠品而愉快或礼貌地接受了。他记道，在满营门口见到守卫大门的卫兵，“我向守卫分发了一些宣传手册，他们笑着接受了，逐渐松开了紧皱的眉头。”到了另一个大门口，见到在那里的军官，“我向那里的负责军官赠送了一些宣传手册，他颇有礼貌地鞠了几个躬，谦恭地接受了。”这些军官兵士对史密斯免费发放的书册表现得乐于接受，他显然对此很高兴。但也许他并不完全了解，人们接受这些书册，大概只是视同于一般寺庙僧人散发的经文善书，或是出于对书籍文字的尊敬而形成的“敬惜字纸”的风俗习惯，其实并非对基督教感兴趣。如果史密斯了解这些，他也许会有所失落。
由于传教直接涉及宗教信仰，基督教作为外来宗教进入中国原有宗教信仰空间，必然会对信仰资源有所分享与占有，因而史密斯起初担心这会引起本土宗教人员的抵制，会给他们的传教活动造成阻碍。所以他特别留意当地佛教、道教信仰状况，以及这些宗教人员对他带来的外来宗教的态度。
由英国领事通过官方施压而强行租占了福州城内著名的大寺庙积翠寺房舍，以及一个领事馆官员租占了一个道观的房舍，史密斯看到无论是信仰佛教的和尚，还是信仰道教的道士，似乎对他们的宗教信仰都不大执着，他们可以接受租金而出让他们作为敬奉佛道神灵的寺庙和道观。他在福州有十几天时间，就住在积翠寺前院改建的英国领事及其夫人的住所里。他记述道：“在这片风景如画的林间幽静之处，最大的寺庙正在装修成英国式的住宅。领事与夫人已经住入其中的一个部分。”本来中国官员最早提出在郊区江边拨出一块地方建造英国领事馆，但英国领事认为这个地点离城内太远，而选定了这个城内乌石山上风景优美又幽静的古老寺庙，并以强硬态度迫使中国官员屈服，他记道：“中国当局曾对住寺僧众施加压力，使他们同意接受一年几百块大洋的租金，放弃对大殿的所有权。僧众对自己的宗教本来就不十分执着，这在中国到处都一样，因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封地被改变成外国人的住宅，而没有感到丝毫的惋惜。”不仅如此，寺庙的方丈还亲自监督修缮，并且不顾佛教的杀生禁戒，为这些外国人提供鸡鸭等食物。史密斯在寺庙或街市中常遇见和尚，向他们发放基督教书籍，他们也很乐于接受，他记述道：“有些和尚也跟着我，索取书籍，得到后总是百般感谢。”这里佛教僧徒对他友善接纳的态度与他之前在佛教圣地浙江普陀山等地遇到的僧众的态度基本一样，这使他大为放心。
不仅佛教僧侣如此，道教的道士也同样。他记道：领事馆“附近一座道观的道长也不拘小节，收了一小笔钱，就让一位领事馆的官员住进道观”。为了切实地了解道教徒对西教的态度，他专门去访问乌石山东侧一座道观。75岁的老道长与众道士接待了他，他记道：“他和其他道士都表现得十分友好，彬彬有礼。有个道士后来与我独处。他阅读了一会儿一本基督教的书，然后不拘泥于教条地评论道，世上所有的宗教，其原理相同。此言显示出，他对一切事物持本能的怀疑态度，或是认为此类主题无关紧要。”显然他对道士们与佛教僧人同样对自己的宗教并不“执着”，而对其他宗教包括外来宗教采取包容态度感到欣慰。
史密斯由这些对佛道宗教人员的观察，得出结论道：“每日所见所闻证实，无论佛教还是道教，他们对各自的宗教都漠不关心，对这些出版物中所传播的基督教有可能减少他们自己的宗教对人们的影响，竟然没有丝毫警觉。”虽然这在他作为一个排他性信仰“唯一真神”的基督教徒而言，对于这种对自己的宗教漠不关心、不执着、不虔诚的态度不免心存鄙视，但这又使他心中窃喜，看到了这些都有利于展开传教活动。他满有信心地确信，外国传教士来这里租房子居住“不会有任何麻烦”，“可以轻易地使僧人让他住在城里的某个寺庙。”本土宗教徒的这种宽容态度使史密斯信心大增，不禁对将来要在这里展开传教事业充满憧憬，他从领事馆所在的乌石山上俯瞰山下的福州城，看着这个城市一片“繁忙景象”，以及“周边乡间的勃勃生机”，不禁发出感叹：“在我脚下躺着人口众多的福州城，芸芸众生，吃苦耐劳。”“脑海中不无痛苦地想到，在中华帝国一个大省的省会，在闽浙总督府的所在地，那里有50多万苍生，或为偶像崇拜所迷惑，或被无神论引入歧途，竟然没有一个从新教教会国度来的传教劳工，竟然没有人做出过努力，向他们传达《福音》无可估量的祝福。站在此处，我不无欣慰地想到，即使中国也是基督用生命换来的土地中的一部分，中国的异教大众从今以后也将变成上帝王国的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