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睡眠的时间古人的认识比较笼统,即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内经》讲的较为具体,即春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夏季“夜卧早起,无厌于日”;秋季“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冬季“早卧晚起,必待日光”。其后明代胡文焕在其《类修要诀·养生要诀》中更进一步阐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春夏宜早起,秋冬任晏眠,晏忌日出后,早忌鸡鸣前。”
毛泽东调节睡眠还有一个准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按月亮的规律办事”。这,是毛泽东睡眠习惯的第三大准则。
夜间办公,是他战争年代留下的习惯。1948 年九月会议后,为了研究布置指挥三大战役,党中央的五位书记每天都集体办公,而且总是从晚上8点左右开始。大家在毛泽东的办公室里开会办公,几乎每次都是一个通宵。
这种按月亮的规律行事的作息时间,首先把朱德总司令的生活规律打乱了。朱德有早睡早起的习惯,严格遵守一定的作息时间,一般晚上10点左右睡觉。在五大书记中,数朱德的年龄最大。连续通宵地开会办公,对朱德来说,实在是太疲劳了。有时,开会的过程中,他就打盹了。其他人也都不叫他,让他休息一会儿。等到要决定重大问题的时候,他也就醒了。
朱德醒后,总是抱歉地说:“哎呀,我睡着了。”
周恩来总是最理解人。他对朱德说:“没关系,你休息一会儿,就能坚持到底了。”
“咱们这一段会议多,总司令在开会时稍微休息一会儿,精力更充沛,是一件好事嘛。”毛泽东的辩证法更是用到家了。
在那段集体通宵办公的时间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身体都很好。周恩来尤其出色,他那时兼军委总参谋长,夜里不睡觉,白天还得开会布置工作,工作相当紧张,精力却非常充沛。但是,他却比不上惯于夜里办公的毛泽东。
1950 年,周世钊了解到毛泽东有夜间工作的习惯,就写信劝毛泽东把这个习惯改正过来。毛泽东在12月29日复周世钊的信中说:
晚睡的毛病正在改,实行了半个月,按照太阳办事,不按月亮办事了。但近日又翻过来。新年后当再改正。多休息和注意吃东西,也正在做。总之如你所说,将这看作大事,不看作小事,就有希望改正了。
看来,毛泽东是知道熬夜的危害的。
然而,繁忙的工作使得他始终未能真正改掉“按月亮的规律办事”的作息习惯。
1957年5月6日,毛泽东给前来访问的伏罗希洛夫送行。毛泽东关切地问伏罗希洛夫:“20天来你累了吧?活动可能紧了一些,你是不是没有休息好?”
伏罗希洛夫说:“我最亲爱的朋友,毛泽东同志,我一点也没累,一切都好极了。偶尔由于太阳晒得有些头昏,在广州吃了点蛇肉,也许肚子里展开了龙虎斗,刚回北京稍稍感到不舒适,很快就过去了……”
接着,伏罗希洛夫说:“我听说你每天熬夜,我真心痛啊!你无论如何也别熬夜了。过去我也曾通宵地工作,结果身体受了不少损失。希望你这样做:太阳一出来你就向它问好,太阳一落你就向它告别,去休息。”
毛泽东笑着说:“好,要按太阳的规律办事。不要紧,我已经习惯了夜里工作……”
伏罗希洛夫对毛泽东说:“我亲爱的毛泽东同志,你如果想休息,随时都可以到我们那儿去,你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如像南俄的索奇和黑海岸上的克里米亚等地……”
毛泽东说:“我深深感谢你,你这是很好的意思……”
尽管毛泽东回答伏罗希洛夫时说过要按太阳的规律办事,但是,直到晚年患重病不能工作为止,他仍然是按月亮的规律办事,而不是按太阳的规律办事。他的这一做法尽管有违传统的健康之道,但是养成习惯之后,毛泽东也并没有什么不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