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译”
孔子说：“传述而不创作，相信并喜好古代文化，我把自己比作老彭。”
“析”
在孔子看来，尧舜、周文王周武王时期，是社会发展的美好时期，理想时期。这一时期，文明礼仪昌盛，民众亲睦，秩序井然，世道太平，绝少纷争和征战杀戮。但是，三代以下，纷争渐起，征伐不断，社会动荡不宁。睹今忆昔，对照鲜明，而未来又茫茫，这不由让孔子把目光拉回至三代，尊古成为他的首选和唯一的选择。并且，由于孔子被后人尊为圣人，他尊古的做法为后世所继承和沿袭，并造成了古代中国人保守安分、厚古薄今、以传统为尚的社会心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创新精神。
7.2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译”
孔子说：“默默地记住所学的知识，努力学习而不厌弃，教导别人而不知疲倦，这些事情我做到了哪些呢？”
“析”
这是孔子的自谦自警之辞。事实上，孔子都做到了。他对文明礼仪制度都记诵在心，是个博学的人；一生不断学习，不断精进，达于圣人之境地；对人总是循循善诱，谆谆教诲，以求人们懂得修身之重要，明白自己的学说。孔子的这种自谦自警给弟子以榜样，能促使他们不满足已有的成就，不断向前进。可惜后学者无法做到像孔子一样自谦自警，固步自封、夜郎自大者比比皆是。
7.3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译”
孔子说：“品德不培养，学问不讲习，听到义却不能去做，有了过错却不能改正，这是我担忧的。”
“析”
一个人不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见了正义的东西不去做，有了恶也不改，这样的人是一个堕落的人，缺少正气的人。如果这个社会的民众皆是如此，那么，这个社会就缺少正气和光明，它必是一个黑暗、邪恶、冷漠的社会，一个非人的社会，一个令人恐怖的社会，也即道德性社会解体了，不存在了。这的确令人担忧。
7.4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译”
孔子在家闲居时，衣冠整洁，仪态温和舒畅。
“析”
孔子深知周礼，在外必注意穿戴，在家里时也很注意外表衣着，大概还不忘周礼吧！人前人后一个样，夫子对自己要求不减，不似后人人前一个样，人后一个样。不过，在家则不如在外严肃，而是很舒畅悠闲，亦可见孔子还是对生活和工作有所区别，不像假道学令人生厌。总之，本章展示了一个真实的孔子，要是后人皆如此，想必社会也是生机盎然。
7.5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译”
孔子说：“我衰老得多么厉害啊！我很久没梦见周公了！”
“析”
由于德治和礼制不契合乱世的需要，四处推行而碰壁，孔子深感恢复礼治社会的艰难，不由地发出了自己已老的感叹。这与廉颇不服老相对照，不难看出孔子有些绝望的心情。不过，孔子是个坚忍不拔的人，我想他在感叹，在回顾的同时，一定会鼓励自己不要气馁，要振作精神，迎难而上。这就是伟人与常人的不同之处。
7.6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译”
孔子说：“以道为志向，根据在德，依靠于仁，游于六艺中。”
“析”
在孔子看来，君子应该立志向道，为人处世应依据德的标准和仁的精神，还要掌握六种基本的技艺性活动。因为君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安邦治国如只限于基本的六艺，满足于技艺性的活动，就无法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和任务。因此，只有高标准地要求他们，即要树立远大志向，提高德行修养，掌握日常技艺，他们才能担负起治理天下的重任。这在今天也如此，在国外亦如此。
7.7
子曰：“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译”
孔子说：“只要自愿拿着十条干肉为礼来见我的人，我从没有不给他教诲的。”
“析”
孔子兴办的是私学，没有官学那样的财力、场所，因而，他需要对入学的人数有限制，规定入学要送一定的礼。否则，人人皆可来，人满为患，估计孔子教不过来，也没那么大场地，并且能不能保证教育质量是个大问题。而能束来的大概是中等以上的人家，人数就比较少了，这样也能保证教育质量了，可以做到当面教诲，而且有足够的时间对所有学生诲人不倦。
7.8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译”
孔子说：“教导学生，不到他想求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说而说不出来的时候，不去启发他。教给他一个方面的东西，他不能推知其他三个方面的东西，就不再教他。”
“析”
孔子培养的是精英，是未来治理国家的栋梁之才，孔子鄙视传声筒，他希望他们能独立思考，有所得。为培养这种能力，他反对填鸭式、满堂灌的做法，主张启发式教学。也就是说，只有经过他的弟子真正思考而不能得的时候，他才去点播、指导他们，同时，引导他们举一反三。通过这样的培养，估计他的弟子都很出众，治理政事就不在话下了。
7.9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7.10
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译”
孔子在有丧事的人旁边吃饭，不曾吃饱过。
孔子在这一天为吊丧哭过，就不再唱歌。
“析”
孔子很讲究仁心的培养，不仅在大是大非面前是这样，而且在生活细节上亦如此。本章就是从细节上讲了孔子如何为仁的。一是在有丧事的人旁边吃饭，不愿求饱；另一是吊丧哭过，就不再娱乐。由此可见，孔子对自己要求之严，时时处处注意仁心的培养，体现了他真心向仁、为仁，而不似假道学，说一套做一套。
7.11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译”
孔子对颜渊说：“用我，我就去干；不用，我就隐藏起来，只有我和你才能做到这样吧！”子路说：“您如果统帅三军，将与谁共事呢？”孔子说：“赤手空拳和老虎搏斗，徒步涉水过河，死了都不后悔的人，我是不会和他共事的。同我共事的人，一定是面临任务谨慎恐惧，善于谋划而能干成事情的人。”
“析”
在科技和生产力落后的古代社会，专制王权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几乎是唯一的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但是，专制王权统治随着君主意志和性情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并且，由于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极易坠入暴政的境地。这使得知识分子人生价值的实现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变数，始终在进与退之间徘徊。这造成了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也是古代社会徘徊不前的原因之一。可见，专制王权在发挥人的创造精神以及人尽其才方面存在着先天缺陷。
此外，本章讲了和孔子共事之人的标准。在孔子看来，“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即有勇无谋、只知蛮干的人，不是他想要的共事之人。因为这种人不仅不能成事，反而会坏事。他想要的共事之人应该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所谓临事而惧，就是思想上高度重视这件事，把它放在心上，而不是随随便便，不拿事情当回事。所谓好谋而成，就是要积极谋划，尽可能把能够想到的方案都摆到桌面上，然后认真比较，选出最优、最有可能成功的方案去做，这样，事情十之八九会成功。孔子的这一标准不仅在古代，即便在现代也是可取的。
7.12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译”
孔子说：“财富如果可以求得的话，就是给人执鞭的活我也愿意去做。如果求不到，我还是做我喜欢做的事。”
“析”
面对发财的机会和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二者选其一时，孔子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由此可知，孔子并不排斥去追求财富，去发财，相反，他还鼓励去发财。孔子思想开放可见一斑。可惜的是，当时科技和生产力低下，私营商贸部门少，不然，孔子在培养人做官、求贵时，说不定还开设ＭＢＡ，培养人求富呢！
7.13
子之所慎：齐、战、疾。
“译”
孔子所谨慎对待的是：斋戒、战争和疾病。
“析”
古人在祭祀前，必先斋戒，以示恭敬。因而，本章实则说孔子对祭祀（即鬼神）、战争和疾病这三件事谨慎对待之。因为这三件事事关国家之存亡、民众之生死，作为仁者岂能不慎呢？试想战争和疾病一爆发，白骨千里相望，岂是仁者所期望？古代民众普遍信鬼神，相信得罪鬼神会遭厄运，故而，都很敬鬼神。为保佑生灵，仁者能不慎重地对待祭祀吗？
7.14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译”
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有很长时间尝不出肉味，说：“想不到音乐的快乐能达到这样的地步。”
“析”
前面孔子认为《韶》乐尽善尽美，本章孔子亲耳听到《韶》乐后，三月不知肉味。这一方面说明孔子音乐鉴赏能力很强，另一方面，说明《韶》乐很完美，很有内涵，能陶冶情性，净化心灵，以至孔子三月忘却了肉味。孔子正是亲身体验到了乐教的力量，所以极力推崇以音乐教化人。
7.15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译”
冉有说：“老师会帮助卫国的国君吗？”子贡说：“好吧，我去问问他。”进到孔子的屋里，问：“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孔子说：“古代的贤人。”他又问：“他们有怨悔吗？”孔子说：“他们追求仁德，得到了仁德，有什么怨悔呢？”子贡出来后说：“老师不会帮助卫君。”
“析”
在孔子看来，伯夷、叔齐是贤人、仁者。对于仁者来说，他所追求的是一生都能做到仁，不违仁，即便是高官厚禄也不能阻止他对仁的追求。如果为了外界的诱惑而放弃对仁的追求，如果他因追求仁而后悔一些仁外之物的放弃，那他就不是真心追求仁，而可能以仁为桥梁获取仁以外的东西，他也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仁者。可见，在孔子的心中，仁是纯粹的，不沾染物质性的东西。
7.16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译”
孔子说：“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当枕头，快乐就在其中。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对我来说就像天上的浮云。”
“析”
孔子从不讳言富贵，有发财机会他会去抓住，他培养弟子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官位。不过，并不是任何富与贵孔子都会获取，只有那些合乎义的富与贵孔子才会努力去获取，不符合义的富与贵孔子是不去争取的。孔子的这种以义来匡正获取富与贵的做法，能较大程度防止人们为富与贵铤而走险，违法乱纪，从而避免对社会秩序造成冲击，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同时，以义来匡正获取富与贵的做法，有助于增强社会公平感，维护社会安定，不似以不义手段而至暴富对民众心理产生冲击，破坏道德性社会的基础——道德。
7.17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译”
孔子说：“再给我数年时间，五十岁学好《易经》，就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
“析”
《易经》是本“卜筮”之书，涉及宇宙、人生、命运，讲述事物的转化、发展。既然《易经》是这样一本书，那么，在五十岁——一个懂得顺应天命的岁数——学习，自然再合适不过，此时更能理解其中的内容，从而把它拿来作人生的指导，避免犯大的过失。可见，孔子对什么岁数学什么还是比较有讲究的，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7.18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译”
孔子有时讲雅言，读《诗》、念《书》、赞礼时，用的都是雅言。
“析”
雅言相当于后来的官话、普通话吧。孔子平时不用雅言，只是在朗诵重要的典籍《诗》、《书》，以及典礼宣唱仪节时，用雅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表达自己肃敬之情，同时，契合当时场景的需要，以期收到应有的效果。由此可见，孔子很注重在不同场合运用不同的语言。
7.19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译”
叶公向子路问孔子是怎么样的人，子路没回答。孔子对子路说：“你为什么不这样说，他这个人，用起功来便忘记吃饭，快乐得忘记了忧愁，不知道自己快老了，如此而已。”
“析”
孔子说他是一个“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之人，说白了，就是一个勤奋、乐观之人。孔子一生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和他的勤奋是密不可分的。因而，孔子说自己勤奋并不为过。在这乱世中，在理想无法实现、自己四处碰壁之时，他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从不消沉，并从德行修养、学习和育人中品味快乐，可谓是苦中作乐的典型。孔子的这种品格和精神深刻影响了儒学的品格，也影响了后来者。
7.20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译”
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有知识的人，而是喜好古代文化，勤奋敏捷地去求得知识的人。”
“析”
在孔子看来，三代以上，文明礼仪昌盛，注重教化，社会太平，堪称是理想世道。故而，孔子推崇上古文明，习惯于往后看。这不仅是孔子，大概此时全世界的智者都是如此吧。孔子往后看的做法为后来者所效仿。这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也惯于尊古。在科技和生产力低下的社会，这种尊古有助保持社会的稳定，不会因为急剧的变革而导致社会四分五裂。此外，我们还看到了孔子的谦逊，他认为自己不是一个生而知之的人。孔子不仅提倡人要谦逊，而且，自己也认真去做了，并做到了。谦逊大概是古代社会的特质，也是它所需要的。因为，古时利少而纷争则皆亡，利少而谦让则共存，故而，提倡谦逊。
7.21
子不语怪、力、乱、神。
“译”
孔子不谈论怪异、暴力、叛乱和鬼神。
“析”
古代中国以农业为主，农业生产要求务实，久而久之，整个社会形成了务实的氛围。孔子身在其中，自不例外。他对怪异、鬼神之事敬而远之，即排斥虚妄，拒绝空想，更多地关注现世社会生活，注重实际效用。这种务实的精神创造了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但它扼杀了好奇心，导致忽视、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不利于科技的发展。同时，因为和平和发展是治世的常态，暴力和叛乱不是社会的常态，因而，孔子大力提倡仁德、礼治，主张和为贵，尽量避谈暴力和叛乱，更不会鼓吹暴力和叛乱了。
7.22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译”
孔子说：“三个人一起同行，其中一定有人可以做我的老师。我选取他的优点而学习，看到他的缺点而改正自己。”
“析”
本章与４。１７“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相通。在孔子看来，与人相处时，要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并加以学习，以此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学识水平；还要看到别人的缺点，当然，这不是为了指责、挖苦别人，而是以他的缺点为镜子，反照自己有无犯相同的错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总之，与人相处时，要善于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学识水平。事实上，孔子的这种与人相处的做法本身就是仁德思想的体现。
7.23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译”
孔子说：“上天给了我这种品德，桓 能把我怎么样？”
“析”
孔子认为天赋仁德于他，必有所用，上天没让他去死，他是不会死的，桓魋凡夫俗子奈何不了他。这种上天庇佑自己和自己肩负使命的思想不仅孔子有，大概每个杰出人物都有。这些杰出人物往往得不到同时代人们的理解，显得很孤独。有了天命的支持，能给这些孤独者以勇气和信心，激励孤独者勇敢往前行。
7.24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译”
孔子说：“你们这些学生以为我有什么隐瞒吗？我对你们没有隐瞒的。我没有什么事没告诉你们，这就是我孔丘的为人。”
“析”
所谓君子坦荡荡，即他的一切都是光明磊落的，都可以放在阳光下让众人看。他不搞阴谋诡计，也不想用见不得人的手段获取富与贵、名与利。因而，他对人都可以开诚布公，不会隐瞒什么，也没必要隐瞒什么。可以说，他是阳光的，透明的。如果有隐瞒，那也不是出于私心，恐怕也是为了国家社稷。而且，为了这种隐瞒，他会忍辱负重，以至让别人误会他。孔子就是这样一个人，或着说，这就是孔子的为人。
7.25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译”
孔子用四种内容教育学生：文献、行为、忠诚和信实。
“析”
孔子培养的是精英，因而，他的教育是全方位的。首先，他不偏废知与行的教育，既有文献知识与礼仪制度方面的教育，又重视社会实践活动。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使人均衡发展，成为合格的治国人才。其次，他高度重视德行修养，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培养忠信的品德。如果一个人失去这些最基本的品德，迷失了道德方向，那么，即使有再大的才干，也不可能造福民众和社会，反而可能为祸社会。
7.26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译”
孔子说：“圣人，我是看不到了，能看到君子就可以了。”孔子说：“善人，我是看不到了，能看见有一定操守的人就可以了。没有却装作有，空虚却装作充实，穷困却装作豪华，这样的人很难保持一定的操守。”
“析”
在权力—道德型社会，权力始终处于强势地位，道德基本处于被动的地位。当统治权力处于大调整时期，争权夺利就成为社会的主旋律，道德就靠边站，社会的道德水平就会下降。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权力大调整期，故而，孔子感叹：此时很难发现有什么圣人、君子，甚至连有恒者也难见。同时，孔子对此也深以为忧。因为在权力—道德型社会，道德的存在是必须的。没有道德的存在，没有道德的权力，当政者的统治就不会长久，社会也会很快崩溃。
7.27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译”
孔子钓鱼，但不用绳网捕鱼；孔子射鸟，但不射巢中歇宿的鸟。
“析”
在科技和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绳网的技术并不好，箭射鸟也较费力，即使用它们捕猎，也不会有多大的收获。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孔子仍不主张纲钓射宿，表达了节制欲望、仁及禽兽的思想。而反观当代社会，发达的科技使捕猎能力大增，为满足人类的欲望，大肆、无节制地捕猎动物，以致动物濒临绝种，真是触目惊心。由此可见，我们需回到古代，汲取孔子仁的思想。
7.28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译”
孔子说：“大概有一种人，自己不懂却凭空在那里造作，我没有这种毛病。多听，选择其中好的加以接受；多看，然后记在心里。这就是知的次序。”
“析”
在古代社会，信息传播手段少而简单，人们只能通过直接的看和听获取信息。通过多听多看，增广见识，吸取借鉴别人的经验，从而造出民众和社会需要的东西。而凭空造作，往往既不顾实际，也不吸取借鉴别人的经验，造出来的东西也往往脱离实际，不适用。这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也为注重实际效用的中国人所鄙弃。本章我们看到孔子就反对凭空造作，赞成多听多看，并把它视为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
7.29
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译”
互乡这个地方的人很难打交道，这个地方的一个童子得到了孔子的接见，他的弟子感到困惑。孔子说：“我赞成他的进步，不赞成他的退步，何必做得太过分呢？人家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以求进步，就应该赞成他现在的进步，不要死抓住过去不放。”
“析”
孔子注重往前看，他看别人此时的进步，肯定别人此时的成绩，原谅别人彼时犯的错误，不赞成死抓住过去不放。因为，孔子主张和为贵，如果死抓住过往不放，在一个道德性社会就只能挑起矛盾，制造纷争，破坏封闭性社会的和睦，不利于封闭性社会的稳定。而西方社会注重往后看，一定要把往事理得一清二楚，有怨抱怨，有仇报仇，在纷争中求得和谐。这与中国以和为贵，抛弃纷争有很大不同。
7.30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译”
孔子说：“仁离我们很远吗？我想要它，它就会来的。”
“析”
前文孔子的一些言说，让人觉得仁好像有些高高在上，很难达到。那是真的很难达到吗？孔子不以为然。他认为，只要立志为仁，不懈努力，就能达到仁的境地，成为一个仁者。我想圣人孔子的这番话有助于解除民众为仁的无能感，必能鼓励民众普遍去践行仁，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围。如果社会真能达到这种程度，那也可告慰孔子的一番苦心了。
7.31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译”
陈司败问：“鲁昭公懂礼吗？”孔子说：“懂礼。”孔子出来后，陈司败向巫马期作了个揖，走近他说：“我听说君子无所偏袒，难道君子也偏袒人吗？鲁君从吴国娶了个夫人，是同姓，却称她为‘吴孟子’。鲁君若是懂得礼，谁还不懂礼呢？”巫马期把这些话告诉了孔子。孔子说：“我真幸运，如果有过错，人家一定会知道。”
“析”
“君子不党”与２。１４章“君子周而不比”相类似。所谓君子周而不比，即君子以道义团结人，以自身的德行凝聚人心，不似小人为了暂时的利益而勾结在一起。因此，如果有人败坏自身的德行，破坏了社会的道义，他不会视而不见，加以偏袒。他会坚持道义处置这些破坏者，而不是为了暂时的利益，偏袒他们，迁就他们。因为他知道只要开这样一个口子，以后这样的事就层出不穷，那么，道义也就荡然不存了，剩下的唯有私利。如果有这样的社会，那么，这是怎么样一个社会？
7.32
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译”
孔子和别人一起唱歌，如果别人唱得好，一定请他再唱一遍，然后跟着一起唱和。
“析”
《论语》多次提到音乐，可见孔子对音乐的重视。这与后世儒学弃乐形成鲜明的对比。孔子重视音乐的原因，前多述之。这里再强调下，一方面音乐能陶冶情性，另一方面大概孔子把人看作有情性的人，而不是后世儒学倡导的无人欲的人，故而，孔子很注重乐教。
7.33
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译”
孔子说：“书本上的学问，大概我和别人差不多。至于做一个身体力行的君子，我还没有做到。”
“析”
在孔子看来，君子不是一个只停留于纸面的人——嘴上一套又一套，而到了实践，却是眼高手低。特别是德行修养，不是看看书就会在身上自动生成的，而是需要身体力行，需要时时处处对自身道德加以培养，才能具备君子的品格。如果这样去做了，道德性社会的基础就稳固了。
7.34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译”
孔子说：“如果说到圣与仁，那我怎么敢当！不过，努力而不厌烦，教诲人而不厌倦，这样说应该不错的。”公西华说：“这正是我们学生学不到的。”
“析”
对古代中国人来说，圣与仁是最高的道德境界，成仁成圣是每个人的梦想。但是，成仁成圣是不容易的，就连孔子也自认还未达到圣与仁，还只是做到了“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达于仁圣必经的修为。需要说的是，在权力—道德型社会，最高道德境界的存在是必然的，它可以鼓舞人们奋发精进，也对权力拥有者进行约束。当然，权力拥有者也可借助权力获取道德美名，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7.35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
“译”
孔子病重，子路请求祈祷。孔子说：“有这回事吗？”子路回答说：“有的。《诔》文上说：‘为你向天地神灵祈祷。’”孔子说：“我早就祈祷过了。”
“析”
虽然孔子教诸弟子要对鬼神敬而远之，但在孔子病重，久治不愈时，他的弟子子路还是顾不上他的教诲了，要向鬼神祈求福佑，保佑他早日康复。不过，孔子还是依旧敬鬼神而远之，婉言谢绝了子路向神灵祈祷的请求。这一方面可见孔子师徒情深，另一方面更看到孔子坚守自己说过的话，即便生死前面也不动摇，真不愧是圣人。
7.36
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
“译”
孔子说：“奢侈的人不谦逊，节俭的人固执。与其不谦逊，宁可固执。”
“析”
骄奢淫逸一词指出了奢侈、骄傲、纵欲放荡是联系在一起。有了奢侈，就会出现骄傲和放荡的情况，也即奢侈会败坏人的道德品质。这是其一。更为主要的是，奢侈的人恃财凌人，极易破坏礼的规定，挑战固有的尊卑等级关系，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从而导致刚性社会秩序的解体。而节俭一则可以养德，二则节俭只是限于自己，不会对社会秩序构成任何的威胁。这是针对科技和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而言的。
7.37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译”
孔子说：“君子心胸宽广，小人经常忧愁。”
“析”
君子以天下为己任，追求的是道义，而不是私利。因而，他心胸宽广，行事光明正大，他的一切都是光明磊落的，都可以放在阳光下让众人看。他不搞阴谋诡计，也不想用见不得人的手段获取富与贵、名与利。他为了天下大局可以容忍别人，容纳各种事件，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而不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小人则相反。他为了一己私利，利用一切手段打压、排挤和自己争利之人，时刻提防他人危害自己（有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别人无意陷害他，而他看来是有意整他）。因而，他整天为私利而苦恼。
7.38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译”
孔子温和而又严厉，威严而不凶猛，庄重而安详。
“析”
孔子主张中庸，并把它视为至德。他不仅这样说了，而且也这样做了，譬如他的为人。他温和，但不是无原则、一味地温和，也有严厉的地方；他很威严，很有威仪，不猥琐，也不凶恶残酷；既庄重，不轻浮，又很安详，亲切。由此可见，孔子不愧是个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