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译”
孔子说：“冉雍这个人，可以让他去做官。”
“析”
在孔子看来，做官是有标准的，只有达到了一定的标准才能做官。这就是所谓的“学而优则仕”。如果达不到一定的标准，估计孔子是不会让他去做官的。因为，虽说在权力—道德型社会，做官是人生的终极价值所在，圣人孔子办私学也是为了培养人做官，但孔门之人不是官迷心窍，不认为官就是一切。而且，孔子认为为官是一种责任。
6.2
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译”
仲弓问子桑伯子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可以，他简要。”仲弓说：“为人严肃认真，办事简要，这样来治理百姓，不是可以吗？为人随便，办事简要，这不是太简单了吗？”孔子说：“冉雍，你的话很对。”
“析”
当政者办事固然要简要，果断利落，但是，简要不仅仅是形式简单，程序手续少。试想如果处理事务，仅仅满足于形式的简单，并不把事情的由来始末搞清楚，不关心民众的疾苦，就轻易地做出裁决，那么，这样的简要就等同于轻率和随便，如此裁决不就等同于没裁决吗？甚至有可能草菅人命。唯有抱着严肃认真的态度，以人为本，深入了解事情的缘由，并加以认真思考，才能抓住本质的东西，方能化繁为简。这种情况下的简要才是真正的简要，值得肯定。
6.3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译”
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学生谁是最好学的？”孔子回答说：“有一个叫颜回的学生很好学，他不拿别人出气，也不重犯同样的错误。但不幸短命死了。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也没听到过有好学的人了。”
“析”
在孔子看来，颜回是他最好学的学生。由于颜回在道德修养的不断精进，他的道德修养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不会迁怒于人，不会犯同样的错误。这可以说是一个道德君子的楷模了，也是最为接近孔子理想中的君子形象，让孔子看到了他的德治王化成为现实的希望。但是，颜回不幸早死了，给孔子沉重的打击，使他很伤心，以至感叹世间再无颜回这样的人了。
6.4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济富。”
“译”
子华出使齐国，冉有为他的母亲请求小米。孔子说：“给他六斗四升。”冉有请求再加点。孔子说：“再给他十六升。”冉有却给了他八十斛。孔子说：“子华到齐国去，坐着肥马驾的车子，穿着又轻又暖的皮衣。我听说过，君子周济急需救济的人，而不是去周济富裕的人。”
“析”
在一个以仁德为本的社会，对待穷人不能弃而不顾，因为如果弃他们——自己的同类——于不顾，那么，这样的社会就不是文明社会，而是一个禽兽社会无异的社会。而且，救济穷人以及急需救济的人，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这是一个理性的当政者都看得到的。至于富人本身养活自己都绰绰有余，根本无需去周济他们。如果富人还要“救济”，那么，这个社会的不公平感会蔓延的。对于富人，应该提倡的是让他们担起责任、义务。
6.5
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译”
原思给孔子家当总管，给他小米九百斗，他推辞不接受。孔子说：“不要推辞！有多的，给你的乡亲吧！”
“析”
在孔子看来，一个仁德社会不仅要教化民众安贫乐道，而且，也要在他们生活艰难时给予必要的周济。试想如果民众连生存都成问题，还一味地让他们安贫乐道，这不是等于变相地谋杀他们吗？可见，孔子在强调道德教化的同时，也非常重视物质因素，希望社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周济穷困者。
6.6
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译”
孔子谈到仲弓，说：“耕牛的牛犊长着红色的毛和整齐的犄角，虽然不想用它做祭品，但是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
“析”
孔子以牛为喻，喻指要任人唯贤，不要只看出身。我们知道，在权力—道德型社会，权力的获得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世袭，另一种是通过选拔。在古代西方和印度，比较强调血缘世袭，而在古代中国，比较注重唯贤是举。这是古代中国与其他文明之间比较明显的差异，也是导致她取得当时举世瞩目成绩的原因之一。而古代中国注重唯贤是举与古代中国有识之士，特别是孔子等人，早早强调任人唯贤的思想密不可分。
6.7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译”
孔子说：“颜回呀，他的心可以长久不离开仁德，其他的弟子只能短时间内做到仁。”
“析”
这里孔子高度评价了颜回，认为颜回把仁贯穿于他的学习和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都不做违背仁的事，而别的弟子只能短时间内做到仁。也就是说，在孔子众多的弟子中只有颜回一人真正做到了仁。由此可见，真正做到仁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们知道，孔子一方面说孝悌即仁，众人皆能做到仁，但同时，又在一些场合表达了仁不易做到的意思。为什么孔子会自相矛盾呢？这是因为说众人皆能做到，以利于仁的推广；说不易做到，是担心轻易达到，会看低仁，反而不利于仁的推广。无论是易还是不易，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仁的推广。
6.8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译”
季康子问孔子：“仲由这人，可以让他治理政事吗？”孔子说：“仲由做事果断，让他治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又问：“端木赐可以让他治理政事吗？”孔子说：“端木赐通达事理，让他治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又问：“冉求可以让他治理政事吗？”孔子说：“冉求多才多艺，让他治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
“析”
季康子向孔子询问他的几个弟子能否担任起治理政事的重任，孔子回答说他们的才干足以能治理好政事。可见，在春秋时期统治者任用官吏已经不局限于血缘世袭，开始举任贤能了。这在古代世界是相当超前的。同时，也说明孔子的教育比较成功，连统治者都来他这里招揽人才了。
6.9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译”
季氏让闵子骞去做费地的长官。闵子骞说：“请你好好地为我推辞掉！如果再来找我，我一定逃到汶水边上去了。”
“析”
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设计存在巨大的缺陷，它以维护和巩固君主的利益为根本，很少考虑甚至根本不考虑臣民的利益，臣民的生死荣辱完全系于君主一人手上。臣民首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自保以及处理与君主的关系，而不是如何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或者，可以这么说，中国过分强调做人，以至于把做事摆在次要的地位，甚至于只要会做人，会不会做事无所谓。为求自保，有佯狂的，有装傻的，有自残的，有逃至深山老林的，不一而足。这里闵子骞就以逃跑的策略来躲避当政的恶人。这不能不说是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一大悲哀，也是古代中国后来落后的一大原因。
6.10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译”
伯牛病了，孔子去探问他，从窗外握着他的手，说：“难得活了，这是命呀！这样的人竟会得这样的病啊！这样的人竟会得这样的病啊！”
“析”
有德者早夭，一个颜回，一个伯牛。对此，孔子很是痛惜伤心。但是，孔子并未把矛头直指上苍，指责老天对有德者不公，而让无德者长命，而是心情很沉重地说了一句：这是命。命是什么？命是人无力抗拒、也无法预测的偶然性，即使尽人事也无法改变。孔子把不幸的事归结为命，这种不过激的态度，深刻影响了后人，使得国人很少有过火行为，有利于社会的稳固。
6.11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译”
孔子说：“真有贤德啊，颜回！一竹筐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小巷，别人都受不了那穷苦的忧愁，颜回却不改变他的快乐。真有贤德啊，颜回！”
“析”
本章可以和４。９结合起来理解。一个真正追求道的人，一个真正想在德行上有所建树的人，是不会热衷于物质方面的享受的，也不会介意自己的生活条件有多么简陋。相反，他会为了自己的追求而抛弃物质的享受。颜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孔子高度评价了他。他也让孔子看到了社会不缺少追求道的人和愿在德行方面不断精进的人，也使他对推行自己的学说充满了信心。
6.12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
“译”
冉求说：“不是我不喜欢你的学说，而是我力量不够。”孔子说：“力量不够，走到半路才会停住。你现在是画定界限不想前进。”
“析”
本章可以和４。６结合起来理解。在４。６，孔子认为行仁没有力不足的，人人都有行仁的力量。作为孔子的弟子，更应勉力去践行仁，做践行仁的榜样。如果弟子都不去践行仁，那么，如何向民众推行它呢？基于此，孔子对冉求以力不足为托词拒绝践行仁提出了批评，希望他改弦易张，努力去践行仁。
6.13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译”
孔子对子夏说：“你要做君子式的儒者，不要做小人式的儒者。”
“析”
对人进行区分是孔子实用人学的主要表现之一。这里孔子对儒者作了区分：一为君子儒，一为小人儒。君子儒就是德行修养好、懂得礼法进退的人，小人儒就是德行修养差、不懂礼仪的人。孔子希望他的弟子成为君子儒，成为遵守现行社会秩序的人，而不是小人儒，成为败坏现行社会秩序的人。
6.14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译”
子游做了武城的长官。孔子说：“你在那儿得到人才了吗？”子游说：“有一个叫澹台灭明的人，走路从不抄小路，不是公事，从不到我的屋里来。”
“析”
在中国，像澹台灭明把公事、私事分得很清的人很少，更多的人很少去区分公事和私事，反而以公权办私事，将私事求助于公权解决。这种公私不分主要表现为：有的是搞不清楚（这种人应该很少），有的觉得没必要搞得那么清楚（怕水至清则无鱼），有的是有意模糊之（可以顺便经常揩油，何乐不为）。为什么公私不分？最大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中国社会权力的影响力太强，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人们都希望分公权一杯羹。这是权力—道德型社会的一大弊病。
6.15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译”
孔子说：“孟之反不夸耀自己。败退时，他殿后掩护全军；将进城门时，鞭打自己的马说：‘不是我敢于殿后，而是我的马跑得不快。’”
“析”
在齐鲁之战中，孟之反在最后掩护败退的鲁军，却不夸耀自己的功劳，得到了孔子的高度评价。在孔子看来，谦逊是人的美德之一，在科技和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它有助于形成良好人际关系，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不至于四分五裂。试想一下，古代社会如果处于一种争名争利的紧张状态，那么，这个社会的生存就会成为一个问题。但是，一味地谦逊也使强者、能者不能出头，社会缺乏一种向上的力量，失去了进步的动力。
6.16
子曰：“不有祝 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译”
孔子说：“假使没有祝 的口才却有宋朝的美貌，在今天的社会上恐难避免灾祸。”
“析”
这里的口才大概说的是拍马屁之类的口才吧。一个社会如果需要的是拍马屁、美貌等外在的东西，而对内在的德行却忽视了，那么，这样的社会太不正常了，虽然它也许会存于一时，但终究不会长久存在下去的。否则，人活于这样的社会有什么意义呢？
6.17
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译”
孔子说：“谁能走出屋外不从房门经过？为什么没有人从这条路走呢？”
“析”
这条通往屋外的路喻指孔子所提倡的德治和礼制。孔子认为德治和礼制是治理国家最好的良策，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最佳方法。但是，彼时之世为乱世，统治者忙于武力征伐，根本不会选用承平之时的治世策略。对此，孔子很是郁闷，也很无奈。
6.18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译”
孔子说：“朴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文采和朴实，配合得当，这才是个君子。”
“析”
在孔子看来，君子不仅实诚，而且讲究礼仪，也即君子既要融入礼仪社会，又要保持内心的诚实。如果不讲究礼仪，那么，就会流于粗鲁野蛮。这是与文明礼仪社会的要求相背，是倒退。但是，一味地追求外在的礼仪，做些形式化的礼仪举止，讲些华丽的言语，则有可能丧失内心的质朴，显得很虚浮。这也是孔子所摒弃的。可见，君子需要在质朴和礼仪之间达到平衡，从而引领社会健康地发展。而这种均衡合乎孔子的中庸思想。
6.19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译”
孔子说：“一个人能生存是因为正直，不正直的人能生存，那是侥幸免于祸害。”
“析”
在一个道德性社会，正直的人生存是很简单的，因为人人都讲正气，而虚伪奸诈的人则很艰难，因为他与社会大环境背道而驰。所以，孔子说，人应当正直，不要成为虚伪、奸诈的人。可惜，道德性社会并不是仅有道德规范人的行为，还有权力干预人的生活，它不免会扭曲人的心智，破坏社会良好的风气。
6.20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译”
孔子说：“懂得它的人不如爱好它的人，爱好它的人不如以它为乐的人。”
“析”
在孔子看来，为学求道有三个境界，即“知之”、“好之”和“乐之”。“知之”就是知道、了解，是种冷冰冰的客观理性表现，是最低境界。“好之”不仅仅是了解、知道，而且还有喜欢，融进了个人的主观情感。“乐之”是以体悟而乐，以有所得而乐，为学求道者已把它作为自己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最高境界。
6.21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译”
孔子说：“中等水平以上的人，可以给他讲授高深的学问；中等以下的人，不可以给他讲高深的学问。”
“析”
本章讲了孔子的一种教育方法。孔子认为，人的才智有三六九等，有聪明的，有愚笨的，不能一以视之。因而，在教育实践中，要对不同才智的人进行准确的区分，对他们进行差别教育，才能确保他们成为社会需要的各类人才。由此可见，孔子不愧是个伟大的教育家。
6.22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译”
樊迟问怎么样才是智。孔子说：“尽力做对民众适宜合理的事情，尊敬鬼神并远离它们，就可以说是智了。”樊迟问怎么样才是仁。孔子说：“仁德的人对于难做的事，做在人先；有收获的结果，他得在人后。这可以说是仁了。”
“析”
本章可结合５。１８一起阅读。孔子不追求纯粹的、与上帝关联的智慧和仁德，他主张智慧和仁德应贯穿于实际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解决的过程中，或者说，通过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来表现智慧和仁德。在他看来，智就是尽力为民众办实事，对那些虚无缥缈的鬼神心存敬畏就可以了，不必对它们花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以神为本，而不是尽力为民办事，就是不智了。仁也是一样。仁要在现实人生中去践行，就是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6.23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译”
孔子说：“聪明的人喜欢水，仁德的人喜欢山；聪明的人活动，仁德的人安静；聪明的人快乐，仁德的人长寿。”
“析”
孔子的人学是实用性人学，他辨识各种各样的人，并对他们进行分类归纳，分出不同类型的人，以便统治者选拔人才以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等等。如君子和小人，中人以上和中人以下，等等。这里孔子对智者和仁者进行了细分。智者灵动如水，能不断为新问题给出新的答案和智慧，因能不断解决各种问题而快乐，因明了人生的意义而快乐。仁者是不变的，固守仁德自始至终，如山一样安稳长久，这种不变使得他的内心平和宁静，不为外界所干扰，因恒而久长。
6.24
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译”
孔子说：“齐国一变化，便达到鲁国的样子；鲁国一变化，就达到先王之道。”
“析”
孔子的心情是复杂的，虽然他并不一味地反对变革，但是，他认识到周礼对规范社会的重要作用以及文明对人的教化作用，使他很难割弃对周礼的爱，很难接受废弃文质彬彬的礼仪制度。他梦想齐鲁能加以变革，向王道靠拢。不过，当时各国都注重硬实力，忙于武力征伐，他这种礼治思想一时难以成为现实。
6.25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译”
孔子说：“觚不像个觚，这是觚吗？这是觚吗？”
“析”
在春秋变革时期，社会上一切都变得名不符实，上下尊卑秩序也很混乱。这就是孔子所谓的“觚不觚”。这在主张回归周礼的孔子看来，是无法忍受的。但是，在权力—道德型社会，每次统治权力的巨大变革，无不伴随混乱。这是很正常的。随着统治权力更迭完毕，上下尊卑秩序又得以重建。社会又开始新一轮的循环更替。
6.26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译”
宰我问道：“有仁德的人，如果告诉他‘井里掉下一位仁者’，他会不会跟着下去呢？”孔子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君子可以到井边去救，却不可以陷入井中；可以被欺骗，却不可能被愚弄。”
“析”
愚弄仁者是卑劣可耻的，是应当禁绝的。如果仁者都成为愚弄的对象，都可以愚弄，那么，就必然影响民众为仁的意愿，就会使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陷入混乱之中。而一个价值观错乱的国家要想保持稳定并得以发展，是很困难的。故而，孔子第一反应就是说不要愚弄仁者。并且，他认为仁者也许可以被骗一时，却不可能一世被愚弄。愚弄仁者之人最终只会遭到仁者和民众的唾弃，难容于道德性社会。
6.27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译”
孔子说：“君子广泛地学习文献，又以礼来约束自己，也就不会离经叛道了。”
“析”
在孔子看来，如果君子不学习，就会对礼仪制度一无所知，言谈举止亦会很粗野。虽很质朴，终究不是文明教化之人。而且，不学习，也无法了解社会历史和自然万物，处于无知愚昧之中。这大概与孔子心中的君子有很大的差距。同时，智识要服从于礼，受礼的约束，不能脱离礼的指导。否则，智识有了，礼法没了。这也是孔子所不能接受的。
6.28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译”
孔子去见南子，子路不高兴。孔子发誓说：“如果我做了错事，让老天厌弃我吧！让老天厌弃我吧！”
“析”
南子据说是个淫乱、不道德的人，为当时的人们所唾弃。孔子也说了，仁者能恶人。那么，为什么身为仁者的孔子不避见南子，反而去拜见她呢？可能的原因是，孔子不是那种人云亦云的人，他想亲自去了解一下南子究竟是否真如外界所说的那样。总之，孔子是去了，一定程度上让人看到他的独行的一面。不过，他也发誓表态自己身正不会去做令人不齿之事。由上可知，在一个道德规范性社会，不道德之人会遭到民众的唾弃，即使如圣人孔子去见不道德之人，也深感压力之重。
6.29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译”
孔子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该是最高的了吧！民众已经很久没有这种道德了。”
“析”
中庸，就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就做人而言，中庸表现为不要过激，不走极端，不要锋芒毕露。试想一个社会，人人都采取过激、极端行为，就会争斗不休，国无宁日，这样的社会存在有什么意义？我们习惯于斗争学说，而忽略了老祖宗几千年前的箴言了，令人扼腕啊！好在现在我们提倡和谐，拨乱反正了。锋芒毕露没有什么不好，它展示了一个人的能力、个性，应当鼓励。不过，在一个注重人与人关系的社会，由于制度缺陷，这种锋芒毕露必招致嫉恨，招致失败。因而，孔子说做人要中庸。就做事而言，要善于执两用中、折中调和，调和矛盾，不必要把是非曲直搞得一清二楚，不要激化矛盾。这种调和矛盾的方式能起到稳定乡村封闭世界，稳定帝国的统治。故而，孔子云中庸为至德。
6.30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译”
子贡说：“假如有一个人，他能广泛地给民众好处，又能周济大众，怎么样？可以说是有仁德了吗？”孔子说：“哪里仅是有仁德啊？一定是圣人了。尧舜都难以做到。所谓仁德，就是想自己站得住，也要帮助别人站得住；自己想事事行得通，也要帮助别人事事行得通。凡事能就近以自己作比，推己及人，可以说是实行仁的方法。”“析”
什么是仁？仁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说仁并不仅仅是一个人自身的事，更要体现在帮助他人共同进步上。只有让大家整体向前进，这种仁才是真正的仁。而这种仁更进一步，即帮助他人的范围更广些，面向国之民众时，那么，这种仁就达于圣的境地了。换句话说，圣人的仁不同于他人，就在于他能广泛地给民众好处，帮助他们。总之，要想成仁成圣，不能光靠个人修养，更要去助人，为社会作贡献。成仁成圣也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多的是为了他人，为了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