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译”
子路问如何治理政事。孔子说：“自己给民众带头，使民众勤劳。”子路请求多讲一点。孔子说：“不要懈怠。”
“析”
在权力—道德型社会，治理政事要以身作则，为民众做表率，民众才会信服你，才会真正跟随你，拥护你，自身的统治地位才会坚如磐石。反之，不能以德服人，而以权势压人，民众也许一时畏惧于权势，敢怒不敢言，但这已经开始把民众驱赶到自身的对立面去了，势必影响自己的统治基础。
13.2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译”
仲弓做了季氏的总管，问怎么治理政事。孔子说：“给下属做出榜样，不计较小过错，选拔贤才。”仲弓说：“怎样知道贤才并把他选拔出来呢？”孔子说：“选拔你所知道的，你不知道的，别人难道还会埋没他吗？”
“析”
当政者要给下属做出榜样，积极引导下属向善，使他们远离恶，保持整个统治团队的道德力、号召力；要宽以待人，对非原则的小错误不予计较，因为人不是机器，难免要犯错误（当然，原则性的错误还是要追究的，乃至清除出队伍。此外，有一种人大错误没有，小错误不断，也要加以教育，甚至清除出队伍。），保持整个统治团队一定的宽容性和弹性；要选用贤才，确保统治团队有一定的流动性，使统治团队有生命力和进取心。
13.3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译”
子路对孔子说：“卫君等您去治理政事，您打算从哪里先做起？”孔子说：“首先必须正名分。”子路说：“是这样的吗？您真是迂腐啊！这有什么可纠正的？”孔子说：“仲由，你太粗野了！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总是采取保留的态度。名分不正，说话就不顺；说话不顺，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制度就运转不起来；礼乐制度运转不起来，刑罚的执行就不恰当，刑罚的执行不恰当，民众就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君子一定要定下一个名分，必须说得明白，说出来一定行得通。君子对自己的措辞说话，没有一点马虎的地方才行。”
“析”
古代中国很重视“名”，有“正名”、“师出有名”之说。所谓的“名”是指名分、道理。古人并不把治国或打仗看做技术上或技巧上的事，而是认为要按照一定的道理或者说理念来进行。那种主张治国或打仗是纯技巧的事是很低层次的，而且，这种认识也不会把国治理好，也不会把仗打得很理想，甚至会导致失败。古人的这种认识虽历经千年，仍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而且，西方人对此表示高度赞同。君不见美国人一打仗，就拉联合国这面所谓道义的大旗。
13.4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译”
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樊迟又请教如何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退了出去。孔子说：“樊迟真是小人！在上位者讲求礼制，民众就没有不尊敬的；在上位者讲求义，民众就没有不服从的；在上位者讲求信实，民众就没有不讲真话的。要是做到这样，四面八方的民众就背负小孩来投奔你，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
“析”
君子或者说在上位者应当胸怀天下国事，考虑如何把国家政事治理好，而不是一心想着如何种好一亩三分地，去从事具体的劳作。如果君子或在上位者不去关心家国大事，而只想着如何种好地等琐碎的小事，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统治者，而是正如孔子所说他只是一个小人，因为小人只关心与自己衣食有关的事，其他的事不会去关心。而且，君子或在上位者把国治理好了，自有民众会投奔你，会为你效力，不必自己亲劳农作，也能富足。
13.5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译”
孔子说：“熟读《诗经》三百篇，让他处理政事，却办不了；让他出使外国，不能独立对答交涉。读得再多，有什么用呢？”
“析”
在孔子看来，做官不仅要学习诗、书、礼、乐、射、御等各方面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把学到的知识用于实际政务的处理。因为，光有书面的知识，不能学以致用，就不能治理好国家。可见，孔子非常重视应用和操作能力。因为孔子不希望他培养的弟子是不能处理政务之人，否则，那是他教育的失败，也是他的耻辱。这大概是他不能忍受的。
13.6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
13.13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译”
孔子说：“自身正了，即使不发布命令，民众也会去做；自身不正，即使发布了命令，民众也不会听从。”
孔子说：“如果端正了自己，治理国政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端正自己，又怎么能端正别人呢？”
“析”
在德治社会，当政者自身的道德素质对国家能否得到治理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当政者自身端正，一身正气，民众就会效仿他，整个社会就会有一股正气，邪气就无法生存。当政者自身不端正，一身邪气，整个社会就会乌烟瘴气，正气得不到张扬了，国家衰败也快。这不仅在德治社会是如此，在现今的法治社会也很注重个人的道德品质。
13.7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译”
孔子说：“鲁国和卫国的政事，就像兄弟一般没多大差别。”
“析”
其时大概不仅仅是鲁国和卫国的政事相差不大，就是其他诸侯国也相差不大。它们都处于分封制向大一统集权制的过渡时期，都是权力来支配社会的一切。只不过，是一种方式取代了另一种方式，就像如今金钱支配型社会一样，表现形式都大同小异。
13.8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译”
孔子谈到卫国的公子荆时说：“他善于居家过日子。刚有一点，就说：‘差不多够了。’稍微多一点，就说：‘差不多完备了。’更多一点，就说：‘差不多完美了。’”
“析”
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对物质享受的态度应该是这样的，即一个人面对物质享受应该是比较淡泊的，应该是知足的，而不是贪求无止境。只有不迷失在物质享受的丛林中，才能做一个有德行的人，否则，一味追求物欲，就会败坏德行。因而，孔子对公子荆的淡泊很赞赏。
13.9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译”
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人口真多呀！”冉有说：“人口已经够多了，还要再做什么呢？”孔子说：“使民众富起来。”冉有说：“富了以后，还要做些什么？”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化。”
“析”
在孔子看来，一个国家首先要解决民众的衣食住行。如果民众贫困得连饭都吃不饱，每天为吃饭而疲于奔命，那么，民众就容易铤而走险，走向犯罪的深渊，更不必说教化了。不过，国家的职责不能仅限于解决衣食住行，更要去教化民众。如果民众只懂得吃饭睡觉，那是动物，不是人。孔子的礼治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不去教化，何谈懂礼仪的人，也就没有礼治社会了。因而，他高度重视对民众的教化。
13.10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译”
孔子说：“如果有人用我治理国家，一年就可以搞得差不多，三年就会很有成绩。”
“析”
大概是周游列国而不用，而自己年岁又增加，想此生再不行动，就无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了。因而，孔子非常心急，顾不上自己所倡导的谦逊礼让，径直站出来说自己很有才干，当政者用我吧。我在想，如果当时真有人用孔子，不知道孔子会治理得怎么样，是否能言行一致呢？
13.11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译”
孔子说：“‘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就可以消除残暴，免除杀戮。’这话说得真对呀！”
“析”
在达到消除残暴、免除杀戮之前，善人治理国家还需要不需要杀戮？我想，应该还是需要的。善人一方面教化民众向善，另一方面，以杀戮和重刑来处理敢于屡次违背仁义道德的人，使民众被刑罚所震慑，不敢越雷池一步，从而只走善之道。这在当今西方社会也如此，以罚重金乃至使其破产来制止任何坑人行为，古今一理。
13.12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译”
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也一定要三十年才能使人有仁心。”
“析”
善人为邦百年，王者理政一世，才可以“胜残去杀”，使天下归仁。可见，要使天下达于仁是很艰辛的事，需要付出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办到的。不难看出，孔子对仁政的实现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并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13.14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译”
冉有从办公的地方回来。孔子说：“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呀？”冉有回答道：“有政事。”孔子说：“那只是事务罢了。如果有政事，虽然国君不用我了，我也会知道的。”
“析”
本章是孔子正名的具体表现。孔子对政和事作了严格的区分。所谓政是朝臣在朝堂上商议的国家事务，事是指大夫和家臣讨论的家庭事务。由于季氏专权，他把国家事务拿去与家臣讨论，而冉有也就政事不分了。孔子对此做了纠正，从一个侧面批评了不合礼制的做法，维护了礼制的尊严。
13.15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译”
鲁定公问：“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道：“说话不可以像这样简单而机械。人们说：‘做国君难，做臣子也不易。’如果君主知道做君主的难处，这不近乎于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吗？”鲁定公又问：“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衰亡，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道：“说话不可以像这样简单而机械。人们说：‘我做君主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快乐，只是我无论说什么都没有人违抗我。’如果说的对而没有人违抗，不也好吗？如果说的不对而没有人违抗，那不就近乎一句话可以使国家衰亡吗？”
“析”
古代社会是人治社会，其盛衰常常系于最高统治者一人身上。虽然像古代中国通过荐举和科举的方式来选拔、任用贤能，但是，最高统治者却是世袭的，不是选拔的。而且，在古代的人们看来，君主及其子孙的权力是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上天所赐予的，对他无法进行约束。因而，就形成了君主一人治国的局面，而最高统治者的素质也就往往决定了国家的兴衰。
13.16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着来。”
“译”
叶公问如何治理国政。孔子说：“使近处的人高兴，远处的人归附。”
“析”
孔子讲了一个评判善政和恶政的标准。善政能使自己统治下的民众愉悦，没归附的民众想着来投奔你。而恶政则是使自己统治下的民众感到处于水深火热中，他们厌恶这个统治者，并时刻想着弃这个统治者而去。这种对善政的评判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统治者形成压力。
13.17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译”
子夏做了莒父地方的官长，问如何治理政事。孔子说：“不要求快，不要贪求小利。求快反而达不到目的，贪求小利就做不成大事。”
“析”
治理国政时，不要一味地追求速度快，追求个人的政绩，否则，就会忽视为政的根本目的，从而达不到原来要达到的目的；要着眼于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不要贪图眼前一时的小利益，因为这会扭曲那些国家的根本利益，甚至使它们受到损害。
13.18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译”
叶公告诉孔子说：“我的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告发了父亲。”孔子说：“我家乡正直的人和你说的正直人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
“析”
在孔子看来，父亲不为儿子隐瞒过错，儿子不为父亲隐瞒过错，就是不慈不孝。不慈不孝就会造成以下犯上，就会造成纷争，就会破坏亲人间的和睦。家庭作为社会的组成单元，如果不稳不和，就会影响一国的稳定。因此，父亲或儿子有过错，不要去公开，要加以隐瞒。
13.19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译”
樊迟问怎样才是仁。孔子说：“平常在家规矩，处理事务严肃认真，待人忠心诚意。即使到了边远蛮荒之地，也不可背弃。”
“析”
我们知道，孔子的人学是实用人学，其中一个主要内容是对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如何提高道德修养，特别是如何做到仁，给予具体的指导。本章樊迟再次问仁，孔子从对己、对人以及对事三个方面给出了具体的回答，即闲居在家要保持庄重谨慎，不要因无人干些苟且之事；对待他人和朋友要忠心、诚实，不要背信弃义；处理事务要严肃认真，不要马虎了事，甚至草菅人命。
13.20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13.28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兄弟怡怡。”
“译”
子贡问道：“怎样才可以叫做士？”孔子说：“对自己的行为保持羞耻之心，出使国外能完成君主交付的使命，可以叫做士。”子贡说：“请问次一等的。”孔子说：“宗族的人称赞他孝顺，乡里人称赞他尊敬年长者。”子贡说：“请问再次一等的。”孔子说：“说话一定信实，做事一定坚决果断。这是识墨浅狭的小人。但也可以说是次一等的士。”子贡说：“现在的执政者怎么样？”孔子说：“唉！这些器量狭小的人，算得上什么？”
子路问道：“怎样才可以称之为士？”孔子说：“互相督促勉励，和睦相处，就可以算士了。朋友之间互相督促勉励，兄弟之间和睦相处。”
“析”
春秋变革时期，思想文化不再为朝廷和贵族所垄断，普通人也可以习得文化知识，于是，产生了大量士人。这些士人素质不一，鱼龙混杂。那么，什么样的士才是真正的士？在孔子看来，有知耻之心，注重修身，又能投身仕途，辅弼君主，为国尽忠，立事功的士，才是真正的士，即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人方是国家需要的士，真正的士。被一方人称为有德行的士，算是次一等的。被一些人或者说朋友认为说到做到的士也勉强算得上士。
13.21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译”
孔子说：“如果不能与言行合乎中庸之道的人交往，那一定要和激进的人和狷介的人交往。激进的人积极进取，狷介的人洁身自好，不肯做坏事。”
“析”
在孔子看来，狂者和狷者虽不如中行那样是至德，但他们各有各的长处。狂者积极进取，狷者洁身自好，不做坏事。与他们交往，可以从他们身上吸取到他们各自的长处，加以综合、平衡，从而达致中庸。
13.22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译”
孔子说：“南方人有句话说：‘人如果没有恒心，就不能当巫医。’这句话说得真好啊！”《易经·爻辞》说：“人不能长久保持自己的德行，免不了要遭受耻辱。”孔子说：“这句话是说，没有恒心的人不用去占卜了。”
“析”
修德需要恒心。没有恒心，就不能修得良好的德行。有了良好的德行，获得了大家的赞许，更要把它保持下去，而不是走下坡路，失去良好的德行。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原先的赞许就会变成鄙夷，自己也声望扫地，很难在社会上立足。
13.23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译”
孔子说：“君子和谐而不同一，小人同一而不和谐。”
“析”
君子的和谐统一是以道义为基础，它不要求盲从附和，丧失其尊严和独立性，相反，在坚持道义的前提下，允许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尊重彼此的尊严，以此构成一个和谐有序的整体。而小人则是以利益结合在一起，为了利益就苟合盲从，完全丧失自己尊严的一致性。这种结合是暂时性的，不和谐的，一旦利益消失就土崩瓦解。
13.24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译”
子贡问道：“地方上的人都喜欢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不行。”子贡又问：“地方上的人都厌恶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行。不如地方上的好人都喜欢他，坏人都厌恶他。”
“析”
本章孔子又讲了一个辨识人的方法和标准。在孔子看来，世人不是清一色的，有好坏之分。因而，判断一个人是善还是恶，不能只看众人的好恶，而要先分清楚说好恶之人属于哪一类人。只有把说好恶之人区分清楚，才能比较准确地判断一个人的善恶。
13.25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译”
孔子说：“为君子办事很容易，但很难取得他的欢喜：不用正当的方式去讨他喜欢，他不会喜欢的；等到他使用人时，总是量才而用人。为小人办事很难，但取得他的欢喜很容易：不用正当的方式去讨他喜欢，也会得到他的喜欢；等到他使用人的时候，却是求全责备。
“析”
君子考虑的是道义能否实现，而不是自己的私欲是否得到了满足。因而，和他说道义的事他会很高兴，而对纯粹的阿谀奉承他是不喜欢的。而且，为了道义之事，他不会根据一己喜好任用人，而是根据各人的实际才能来使用他们。这样，就可以亲贤人，远小人了。而小人恰恰相反，他关心的是他的私欲能否得到满足，只要能满足他的私欲，即使是阿谀奉承，他都会很高兴，对于曲意奉承的人，自然加以重用。这样，小人毕至，贤人远走。
13.26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译”
孔子说：“君子安详舒泰而不傲慢，小人傲慢而不安详舒泰。“
“析”
君子有德行，为人谦逊，胸怀天下民众，不怀私欲，故而，君子看上去安详舒泰，没有一丝一毫的傲慢之情。而小人修养不够，稍有得志，便傲慢凌人，并且，时刻想着自己的私利，生怕受到一点点的损失，私利受到损失时，就怨言满腹，因而，总让人觉得他不泰然。
13.27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译”
孔子说：“刚强、果敢、朴实、寡言，接近于仁了。”
“析”
在孔子看来，仁者绝不仅仅是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更不是懦弱的代名词。事实上，仁者刚强、果敢，也即敢作敢为，充满阳刚之气，富有行动力，在关键时刻或危难时刻总能看见他的身影。
13.29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13.30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译”
孔子说：“善人教导民众七年，也就可以让他们打仗去了。”
孔子说：“不对民众进行作战训练，这就叫抛弃他们。”“析”
在孔子看来，不仅要教育民众为仁，而且，还要教练民众作战。教育民众为仁，是为了在承平时期保持国家的稳定和谐；教练民众作战，则是为了在有战事时民众可以保家卫国。否则，只知道为仁，不知道作战，徒被不仁之国欺侮；而只知道作战，不知仁的民众就成了杀人机器。当然，我们应当看到，在教育民众为仁和教练民众作战之间是不均衡的，也即孔子以教育民众为仁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