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译”
颜渊问怎么样才是仁。孔子说：“克制自己的欲望，使言行符合礼就是仁。一旦这样做到了，天下人就都会称许你是仁人。践行仁德，全靠自己，难道还依靠别人吗？”颜渊说：“请问具体的做法。”孔子说：“不符合礼不去看，不符合礼不去听，不符合礼不去说，不符合礼不去做。”颜渊说：“我虽然愚笨，但一定按照这些话去做。”
“析”
在权力—道德型社会，权力固然可以引导人们践行仁德，不过，践行仁德，关键在于自己。如果自己不诚心向仁，而是由别人“逼迫”自己向仁，那么，这种仁德是不会长久的，而且，为了满足别人的需要，就难免投机、造假，做个假仁假义者。只有自己真心向仁，就会自觉自愿地克制自己的欲望，才不会在无人时放纵自己的欲望，才会时时刻刻遵守礼制，不去做违背礼制的事，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仁者。如果每个人都这么真心向仁，这么主动向仁，社会就会很完美和谐。只不过，这里有个小小的问题，为什么非礼勿听呢？难道就让非礼的话流布社会，扰乱民心，扰乱社会秩序吗？为什么不去辩驳，以此维护礼制的尊严呢？
12.2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译”
仲弓问怎么样才是仁。孔子说：“出门工作好像去接待贵宾，治理民众好像承担重大的祭祀。自己不想要的，就不要强加于别人。在朝廷做官时不让人怨恨，在封地也没有人怨恨自己。”仲弓说：“我虽然愚笨，但一定按照这些话去做。”
“析”
仁就是对上对下都要严肃认真，平等对待他人。对上严肃，才不会招致权势的侮辱，才能在权势面前保持尊严；对下严肃认真，就不会去戏弄民众，才能在民众面前保持自己的威望；平等对待他人，就是不依靠权势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使别人在你面前有尊严。如果做到了这些，那么，就不会在朝堂上和封地内招致别人的怨恨，就会博得大家的一致好评。这样的人不就是一个仁者吗？不过，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凭借权势以及金钱、名望去干预他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不会去平等待人，为人保住尊严。而且，孔子所说的无怨，往往使人陷于好好先生的境地，不分原则地去满足他人的要求，结果破坏社会应有的规范和原则，使社会陷入不是混乱的混乱。
12.3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译”
司马牛问怎么样才是仁。孔子说：“仁德的人，说话缓慢迟钝。”司马牛说：“说话缓慢就是仁吗？”孔子说：“做起来很难，说起来怎能不缓慢呢？”
“析”
一个人经常大言不惭，想当然地认为世上之事易于做到，结果往往是说话不算数，说了又做不到，久而久之，就会被人蔑视。这样一个得不到别人尊重的人是称不上仁者的。仁者清醒地认识到凡事做起来并不如说的那么简单，因此，他不会随意夸海口，大包大揽，总是说话谨慎，说话算话，说到做到。这是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对别人的尊重。
12.4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译”
司马牛问怎么样才是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愁，不恐惧。”司马牛说：“不忧愁，不恐惧，就是君子了吗？”孔子说：“问心无愧，那还有什么忧愁和恐惧呢？”
“析”
君子的忧愁和畏惧不同于小人，小人只知道阴谋诡计，只知道个人私利，他时刻提防他人危害自己，担忧自己的私利受损，害怕自己的官位不保。而君子以天下为己任，追求的是道义，而不是私利。他不会为私利而苦恼，也不会忧惧乌纱不保，只要对得起良心和天下百姓，其他的他都不会去考虑。
12.5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译”
司马牛忧愁地说：“别人都有兄弟，只有我没有。”子夏说：“我听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对待所做的事情严肃认真，不出差错，对待别人恭敬而又合乎礼制，那么天下人就都是自己的兄弟。君子何愁没有兄弟呢？”
“析”
孔子学说的一大特色是强调孝悌，并把孝悌提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即认为它是仁的根本。在这种注重血缘亲情学说的教导下，司马牛对自己没有兄弟感到很难过。不过，子夏告诉他只要认真待事，敬重他人，言行又合乎礼制，天下人皆是自己的兄弟，也即兄弟可以是有血缘关系的，也可以超越血缘关系。正如孔子认为可以任人唯贤，但也并不反对任用自己的亲人一样。由此可见，孔子学说并不只唯血缘关系。
12.6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
“译”
子张问怎么样才是明智。孔子说：“点滴而来、日积月累的谗言和如切肤之痛般的诽谤，都行不通，可以说是明智。点滴而来、日积月累的谗言和如切肤之痛般的诽谤，都行不通，可以说是有远见。”
“析”
在一个以人与人关系为主的社会中，统治者如何判别谗言和诽谤，如何做到明智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辨明这些不实之言，才能还人以清白，还事实以真相，确保仁人忠良不被冤枉，奸佞之徒不脱惩罚，社会始终保持向善之势。但是，事实上，明智者不多，谗言和诽谤总能获得成功，因而，杀仁人与忠良者多矣。
12.7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译”
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民众信任。”子贡说：“如果不得已去掉一项，那么在三项中先去掉哪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不得已去掉一项，那么在这两项中先去掉哪项呢？”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如果没有民众的信任，国家就不存在了。”
“析”
孔子一直以来提倡仁德，反对武力，但是他在回答子贡如何治理国家时，也主张重视武备。可见，孔子也不是一味地提倡仁德，反对武力，而是主张在仁德与武备之间保持均衡。这也算体现了他的中庸思想。
孔子认为治理国家需要粮食、军备和民众的信任，这三者中又以民众的信任最为重要的。试想一下，统治者有充足的粮食和军备，但是，民众对统治者不信任，不愿意为他卖命，那么，有这些粮食和军备有什么用呢？可见，孔子对民众的力量还是看得很清楚的，也是告诫统治者不要只盯着粮食和军备等物质性的东西，要高度重视民众的力量，或者说人的力量。
12.8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译”
棘子成说：“君子只要质朴就行了，要那些礼仪文采做什么？”子贡说：“真遗憾，你这样说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质朴就像文采，文采就像质朴，都是同样重要的。去掉毛的虎豹皮就如去掉毛的犬羊皮。”
“析”
君子不仅要注重德行，培养自己的内在修养，而且，还要重视外在的礼仪文采。因为礼仪文采是君子的外在标定，是和民众的外在区别，是尊卑等级的象征。如果没有礼仪文采，君子就如民众一样，那么，民众就不能很好地识别君子，尊敬君子，乃至于破坏等级秩序。从中可见，礼仪文采在标定君子、维护等级秩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12.9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译”
鲁哀公问有若：“年成不好，国家用度困难，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彻’的税法，只抽十分之一的田税呢？”鲁哀公说：“现在抽十分之二，我还不够，怎么可能实行‘彻’的税法呢？”有若回答说：“如果百姓的用度够，您怎么会不够呢？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您怎么又会够呢？”
“析”
维持统治需要财政收入。根据仁的思想，儒家认为统治者要关心、维护民众的利益，不要对他们涸泽而渔，焚林而猎。否则，统治者富也富在一时，不能长久。因为，对民众征敛过甚，就会使民众破产。虽然统治者一时收获挺大，但民众都破产了，税赋就没了来源，最终自己还是不能富足，除非侵略别国进行掠夺。可见，儒家对民众的利益还是比较关心的。
12.10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祗以异。’”
“译”
子张问怎样才能提高道德修养，辨别是非迷惑。孔子说：“以忠信为主，行为合乎义，这可以提高道德修养。喜爱他，望他一直活下去，厌恶他，就盼他早点死，既要他活，又要他死，这就是迷惑了。‘即使不是嫌贫爱富，也是喜新厌旧。’”
“析”
在孔子看来，崇德与辨惑是相关的。只有崇德，才能辨别是非，去除迷惑。而德不崇，则会产生迷惑。譬如对待一个人，有德者就会与他讲忠信，以义来规范相互之间的交往，这样，双方就会相敬如宾，终生不离不弃。而一个道德修养欠缺的人在交往中就始终无法依忠信和仁义来处理彼此的关系，而完全以自己的一己喜好来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结果一会儿爱之欲其生，一会儿恶之欲其死，表现得不理性，十分极端。
12.11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译”
齐景公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回答说：“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齐景公说：“说得好啊！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即使有粮食，我能吃得上吗？”
“析”
在孔子看来，礼治社会是最佳的社会。礼治社会是规范性社会，它规定了各个阶级、不同阶层人们的职责，使他们固守自己的本分，不超越规范的限定。礼治社会又是等级社会，它确立了尊卑上下等级关系，卑下者一般不允许进入尊上的行列，须尊重尊上者，不得犯上作乱。如有冒犯，就会受到严惩。礼治社会有其历史必然性。在科技和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它确保了社会的平稳。但是，礼治社会是一种刚性的框架，限制了人的自由，不利于社会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它还是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12.12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
“译”
孔子说：“根据一方言辞就断案的人，大概只有仲由吧。”子路从不拖延诺言。
“析”
古代社会是人治社会，它主要依据贤人的智慧做决定，当机立断，省却做决定的时间和不必要的麻烦。子路片言折狱就是最好的说明。如果在法治社会，这是不可想象的。
12.13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译”
孔子说：“审理诉讼案件，我和别人一样。一定要使诉讼不发生。”
“析”
在科技和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人们之间的利益分化还不明显，利益结构还很简单，并且，人们世代聚居在一处，道德规范比法律更易使有着血缘关系的人们和谐稳定相处。因为频繁诉诸法律反而增加村居人们的冷漠、敌对和仇视，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事实上，科技和生产力的不发达，导致交通和通讯不便利，因而，人们从农村远赴县城诉诸法律来解决争端，耗时费力，而且雇人打官司，还要耗费他们微薄的钱财。并且人们基本上是文盲，对法律条文并不了解，也不想努力去了解。这自然使得孔子乃至统治者主张以道德规范民众的行为，而非通过法律的手段。而即使有了诉讼，也要确保下次不再发生诉讼，也即不要再诉诸法律。
12.14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译”
子张问如何治理政事。孔子说：“在位不倦怠，执行政令要忠心。”
“析”
权利—道德型社会是人治社会，统治者自身德行修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事治理的好坏，决定了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因而，孔子很强调官员的道德修养，劝告在位者处理政事要勤奋而不倦怠，执行政令要忠心，不要打折扣，不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12.15
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析”
本章重出，与６。２７同。
12.16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译”
孔子说：“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不促成别人的坏事。小人和这相反。”
“析”
君子会在学问道德以及为人处世上给予他人指导和帮助，这种帮助在很大程度上是无私的，其目的纯粹是为了他人学问道德的进步和事业获得成功，从而推进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对于不道德、违背仁义的事，君子不仅不加以帮助，反而要加以劝止。而小人不管他人的所作所为是否违背了仁义道德，只要能谋取到一己私利，就会利用他，教唆他，为他出谋划策，以至于无所不为。
12.17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译”
季康子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回答说：“政就是端正的意思。您带头端正，谁敢不端正呢？”
“析”
对统治者或者当政者来说，正人先正己，己不正安求人正呢？如果己不正，而要求他人端正，则必用权力强为之。这一方面会使人伪装端正，另一方面，人们也对统治者不服，乃至唾弃统治者，势必影响统治。而如果统治者自身端正，臣民自然也诚心向善，这样，社会就会形成良好的风气，不正之风将不行，国家也自然安宁和谐。
12.18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译”
季康子苦于盗贼太多，问孔子怎么办。孔子回答说：“如果你不贪求财货，即使奖励偷窃，也不会有人干。”
“析”
本章可以和１２。９、１２。１７结合起来阅读。在孔子看来，统治者端正自己，不贪求财物，不对民众征敛过甚，那么，就不会民不聊生，民众也就不会铤而走险去做盗贼。也就是说，民众变得怎么样是和统治者密切相关的，民众去做盗贼不能苛责民众，不能单纯地从民众身上找原因，更应该从统治者自身找原因。总之，在权力—道德型社会，民众是被动的力量，统治者是主动的力量。
12.19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译”
季康子问孔子如何治理政事，说：“如果杀掉坏人，亲近好人，怎么样？”孔子回答说：“您治理政事，为什么要用杀戮的手段呢？您想做好人，民众就会跟着行善。君子的道德像风，小人的道德像草，风吹草倒。”
“析”
在孔子看来，杀戮有违仁德，这不应是统治者用来治理国家的手段。更何况，如果统治者德行卓著，施行仁政，民众就跟着向善，那何来坏人，何来盗贼？既然没有坏人和盗贼，也就谈不上杀戮了。总之，在权力—道德型社会，杀戮不是治国的最佳手段，至多治标不治本，甚至连治标都不一定。最佳的手段是统治者要施行仁政，教化民众。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治本的目的，才能长治久安。
12.20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译”
子张问：“士怎么样做才可以叫做显达？”孔子说：“你所说的显达是什么意思？”子张回答说：“在朝廷里必定有名望，在封地里也必定有名望。”孔子说：“这是名气，不是显达。所谓显达就是正直而讲道义，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语，观察别人的表情，经常想着如何退让。这样的人，在朝廷上必定显达，在封地里也必定显达。好名的人，表面上爱好仁德，实际行为却违背仁德，自己还以仁人自居而不怀疑。这样的人，在朝廷上一定会骗取名望，在封地里也必定会骗取名望。”
“析”
在孔子看来，注重闻的人，也即好名之人，他不是诚心追求仁德，也不在意自己的仁德达到了什么程度，仁德对他而言只是刻意骗取名望的手段，他自始至终考虑的只是他的一己私利。而达人则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培植做人的根本——仁德，谦逊待人，关心他人，从不考虑个人的得失。这样的人必得到他人的敬重，就必然显达于邦国。这种名望的获得是水到渠成的，不是刻意追求的。
12.21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译”
樊迟跟随孔子在舞雩台上闲逛，说：“请问怎样提高道德修养，去除邪念，辨清迷惑呢？”孔子说：“问得好！先努力而后收获，不就是提高道德修养了吗？改正自己的错误，不攻击别人的过错，不就去除邪念了吗？一时气愤就忘了自己，乃至忘了自己的亲人，不就是迷惑吗？”
“析”
孔子的人学是实用人学，它根据具体的情境给予人们关于为人处事方面的具体指导。１２。１０和本章都提到了崇德和辨惑，不过，孔子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本章孔子认为提高道德修养的途径就是要先付出再收获。想在道德修养方面不劳而获，结果会一无所获。因为像仁德和圣贤一样的品德不是凭空就能掉下来，需要一个人艰苦地付出，不断地付出，才能在道德修养上有所进步，不断进步。所谓迷惑也只是道德修养不够，让一时冲动战胜了中庸平和，失去了理智，从而陷入于己不利的境地。修慝就是要诚心向善，真心向仁，而不是只为了博取名声。只有这样，才会不掩饰自己的过错，不一味地指责别人的过失。
12.22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译”
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樊迟又问什么是智。孔子说：“了解人。”樊迟不明白。孔子说：“提拔正直的人，把他放在邪恶的人之上，能使邪恶的人正直。”樊迟退了出来，见到子夏说：“刚才我去见老师，问他什么是智，他说‘提拔正直的人，把他放在邪恶的人之上，能使邪恶的人正直’，这是什么意思？”子夏说：“这话内容多么丰富啊！舜拥有天下，在众人中挑选，选拔了皋陶，不仁的人就被疏远了。汤有了天下，在众人中挑选，选拔了伊尹，不仁的人就被疏远了。”
“析”
在一个以人与人关系为主的社会，无论是对统治者还是士人而言，最大的智慧便是了解人，其他的智慧都是次要的。只有了解人，识别人，才不会把邪恶之人当做正直的人，正直之人就能始终占据权势之位，就能引导社会风气、主导社会风向，使人们相亲相爱，整个社会保持向善之势。而如果不能很好地了解人，识别人，就会把邪恶之人当做正直的人，从而使得人们不会以仁待人，而是以奸诈相欺。如果社会陷入这样的境地，那么，这个以人与人关系为主的社会就会分崩离析。因为良好的道德关系是这种社会生存的主要条件。所以，孔子强调要爱人和知人。
12.23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
“译”
子贡问交友之道。孔子说：“忠心地劝告他，好好引导他，如果不听也就罢了，不要自取其辱。”
“析”
在古代社会，君臣、父子关系是一种不平等关系，君与父在上，臣与子在下。这种不平等的关系造成了单向度的义务，即臣忠君，子孝父。而朋友关系则与之不同，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不存在必然的应尽的义务。因此，对待朋友的错误，应最大限度地加以劝导，并把他引向正路。如果朋友能听从，自然再好不过。朋友不能听从，只要自己尽力了，就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他了。否则，好事变成坏事，反而弄僵了彼此之间的关系，甚至反目为仇。当然，这只限于一般性的错误，如果涉及人生或事业关键性抉择时，是否也这般理性呢？
12.24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译”
曾子说：“君子以文章学问来聚会朋友，用朋友来帮助自己培养仁德。”
“析”
君子以文章学问作为结交朋友的手段，结交朋友的目的是为了提高道德修养。这种交往会比较长久，能使双方共同进步。小人则以私利为结交朋友的手段，其目的也是为了获得利益。这种交往会比较短暂，利益有冲突，就彼此视为陌路。而且，双方考虑的只是利益，根本不关心道德修养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