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后事，是中国传统中一个极重要的文化内容。从至尊的皇帝到至贱的百姓，对自己的后事都是极不肯马虎的。皇帝刚登基，就把造寝陵提到议事日程；乡下人刚成亲，就把做棺材列入财政计划。
我在促使我最终走上文坛的小说《小镇上的将军》中，曾描写过一次极古旧的轰轰烈烈的葬礼。然而这葬礼之于小说的意义，与其说属于民俗学、社会学的领域，不若说属于政治学的范畴。
在我现在所居住的郊区地方，常有这一类极郑重其事的、大张旗鼓的葬礼进行。给我的感觉，是葬礼的隆重程度恰恰同死者的价值成反比。
近代伟人中，恩格斯是我最崇敬的一位。除了因为他种种的伟大，还因为他对生命价值的透彻信念。在他看来，地球的毁灭是一件值得全人类庆祝的事。而他离世时只是极少的几位友人，摇着一只小舢板，将他置放于大海的怀抱。他的生命却并没有因此湮没，而是给予了人类生活以海洋一样广大的影响。同样的，给我的感觉，这样的平易，同他人格的崇高也恰成反比。
近闻某地一位名人故世，其后事弄出了许多风波：地方官员限于死者应享受待遇的规格，不允许将更高一级的官员吊唁的花圈放上灵堂。另一些持不同看法的人又极力争取让死者歆享更高规格的哀荣，生前友好们又殚精竭虑在死者的悼词中加上了“著名的”、“杰出贡献”等等一类颂词。总之是大家都很投入，都很“原则”，只是不知道，九泉之下的死者是否也会跟着亦喜亦怒、亦哀亦乐。令我这样的旁观者深为感慨。
当然了，后事是办给活人看的。由讲究后事反映出来的对死者生前有意义作为的尊崇，对社会风俗也不失为一种教化。但我以为，真正的尊重莫如表现在死者的生前。常见到许多灵前带重孝者，其实正是令死者绝望的忤逆之徒。也还有许多在大事铺张的丧葬仪式中驾鹤西去的死者，生前却是令人切齿或令人不齿的东西。
总之，后事办得如何到底说不出有什么了不得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我比较欣赏的还是佛禅的态度：叶落归根，来去无口，无生无灭，无去无来。还有个古人叫庄子的，老婆死了，他鼓盆而歌。自己要死了，安排后事时让弟子不必埋他，并且夸张地说：天地为棺椁，日月为双璧，星辰为珠玑，万物做殉葬，“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
真是大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