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边走边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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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幸福的指数

在一个经济相对滞后的老区城市里,长期以来,我过着一种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早起早睡,做饭,爬格子,周而复始,此外没有更多的生活内容。即便大年初一,主动给一些朋友问候之后也就关闭了电话。这种几近于幽闭的苦行僧的“惬意”其实不足为外人道。好心者在背后的议论中不免为我叹息,以为我失了常,病疴其深。

这样的一种生存方式,基于对一种生活信条的选择,那就是:简单生活。

所以喜欢简单,是因为我以为简单可以平息一切无谓的喧嚣,从而保持尽可能真实的自我。简单生活所追求的目标是:多一份舒畅,少一份焦虑;多一份真实,少一份虚假;多一份快乐,少一份忧愁。否则,为了获取某种公认优越的生活,去疲于奔命,去装扮作态,去强颜欢笑,去献媚取宠,去忍辱负重,听任自己的内心伤痕累累,杂草丛生,不值!美国作家梭罗说:所谓舒适的生活不仅不是必不可少的,反而是人类进步的障碍。这话自然有些极端。事实是,我们所需越少,得到的自由就越多。简单生活使生活的物质性更接近生命的本质,让我们认清生活中哪些是必需的,哪些是无谓的。人们对幸福给出过无数定义,我的定义是:幸福的指数取决于一个人自主空间的大小。

日前看到报上关于九五老人季羡林“辞去”“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的报道,很是敬仰。因其请辞的理由就是“还我自由自在身”。所谓“贪夫殉财兮,烈士殉名,夸者死权兮,众庶凭生”(贾谊《鹏鸟赋》),古来“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之类的民间教诲也比比皆是,不知苦了累了多少人。像季老这样的明白人还真是不多:权、钱、名,有时候其实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啊。

在文坛呆得久了,常看到有的同行劳神费力地请领导和权威题词、作序或至少写封短简在报上登出来;为一个研讨会满头大汗地拉赞助、请评家、求媒体、争台面、争镜头,进而争席位、争名次、争称号、争待遇,我总是在对他们的进取心和顽强极表钦佩的同时,更多地在心里为他们叫苦叫累。换成我,有那麻烦的十分之一,就足够要我的命了。

当然,常年独处的确是孤单了些。但少了热闹也会少了纷争,不必说假话难为自己,也不必说真话惹恼别人;多了寂寞也多了清静,不必看人脸色,也不必让人觉得没趣。

不是没有朋友笑我的日子过于苍白,但我很固执地觉得苍白并非是一种缺失。苍白的好处是,很小的一点感动,就能使我得到很大的一种满足。毕竟一个人并非非要有名车豪宅大把股票才高兴得起来的。

这样的幸福观也许很卑微,很渺小。但芸芸众生并不是人人都伟大得起来的,人人都伟大了,社会也难以负担。各安其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