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写了几篇小文章，谈论的都是同行。行文很拙劣，语气倒是超脱：愿同行们拔出名利得失的苦海，不受荣辱毁誉的牵累，似乎一切个中人的烦恼都与自己没有干系。认真想想，并不是自己修炼到了家，而是因为自己没有到哪份上。文坛人物有大小之分。小人物既没有领略过大人物的风光，也就体会不到大人物失衡的苦恼。不喝凉水牙不疼，没生过孩子不知道腰酸。
文学没有失去轰动效应的那些年，许多多少不一有点成绩的作家确实得了多少不一的实惠。最底层的也至少可以闹个“农转非”。高层的就更让人眼红：分房、用车、医疗、住宅电话，一律享受公仆待遇，或厅局级，或省部级。更有甚者，干脆就任了实职，坐了阁员的交椅。走到哪里，都有人跟包，开车门、房门，都有大小官员“葵花朵朵向太阳”似的前呼后拥；接见起同行和非同行来，也可以笑容可掬目光亲切却什么也看不清地在一排排或一堆堆脸前走过，举手齐额，掌心向前，缓缓摇动（挥手致意也），或用一只手的四只指头无声敲击另一只手的掌心（鼓掌也）。在公仆队里是作家，在作家群里是公仆，纵横捭阖，左右逢源，好不羡煞人也。直惹得天下熙熙，皆为文来，天下攘攘，皆为文往。当时有句流行的话，说是“文学的羊肠小道挤满了千军万马”。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文学是多么“轰动”。其实许多人是错把文坛当了官场，以为进了文坛就有指望当官；错把写作当了仕途，以为写而优则仕。等到有一天发觉文学做不了敲门砖，九九归一，到底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时候，又轰然作鸟兽散。古人早已说过的寂寞之道，又只剩了些只知一条道跑到黑、一棵树上吊死的死心眼，因为种种原因换不了活法儿的低能儿，以及欲走未走终归要走的失意者。
这原是正常的事。社会变革，必然导致各类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调整。调整的结果，必然使许多先前的既得利益者失去某些利益。受不了的，就会心理失衡。失去得越多，失衡的程度就越大，其哀婉情状，有时简直让人看了心酸。
我有一位朋友，作家原当得很滋润，名满华夏，走到哪里的同行中都成为中心，幽默过人，机智超群。后来顺理成章走上从政之路，也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忽一日，宦海翻船，虽然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是难免复杂。一次外地几个同情他的仰慕者说服了一位个体业主出资，邀请他去当地著名风景区“走一走，散散心”。他慨然应邀，却又同时给邀请者中为首的一位挂长途电话，提出明确要求：他到达和离开当地，都必须由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设宴洗尘和饯行，并且席上要有与他从政时相同级别的政府官员出席。因为这是他在任时下面接待他的惯例。
邀请者原都是市井寒儒，于当地官场向无交道，自然是无奈了。我那朋友于是竟未能成行。
以我的愚见，人活到这个份上，不光是累，简直是惨了。最惨的倒不是世态炎凉，而是自己的放不下架子。如同孔乙己的脱不下长衫。
许多的悲剧往往同时是自己造成的。孔乙己要是肯做短裤党，即使逃不了万恶社会的压迫，结局至少不会是鲁迅写的那种样子，死也死个硬气，不至于窝囊受气，丢人现眼。可诅咒的封建遗毒，可诅咒的官本位，可诅咒的精神海洛因，真害人不浅哟。
不过，我大概又是在隔靴搔痒了。放下架子，说来轻松，实行起来何尝容易。像我老乡陶渊明那样，辞官归来，见到老屋，会“载欣载奔”的人自古以来究竟有几个？我因为没有架子可放，所以难以体会。但我私心只是希望，大家都洒脱些，看破些。热闹有热闹的兴奋，寂寞也有寂寞的怡然。做官固然可以八面威风，毕竟好日子不长。陶渊明时代的各级领导干部，谁还能记得几个；陶渊明贫寒而终，倒成了不朽的伟人。虽说如今大家都讲究的是现世的快活，但如果讲究不了，那就不妨阿Q一些，寻求精神会餐。大腕级的作家真要安下了心来写作，没准也就不朽了呢。其他我们这些速朽的小角色，也只有认命。总之，人总是应该自得其乐，而不必自寻烦恼。唉声叹气的多了，闹得似乎悲凉之雾，遍披华林，有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