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著作数量多，方面广，为他编写的《文集》、《全集》也不胜枚举。他最早的结集是1902年何擎一编的《饮冰室文集》，而搜集内容最多的则是1932年林志钧编的《饮冰室合集》。此外，广智书局于1910年出了补编，并于1905年出有《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1916年商务印书馆印行《饮冰室丛著》，中华书局出版《饮冰室文集》四十八册；1926年，梁廷燦重编《饮冰室文集》，凡八十册，中华书局出版；连同坊间所出，不下三十余种。但《全集》既收录不全，《合集》也仍有遗漏，全面搜集，系统整理，编成一部新的“全集”，实有必要。
二十年前，我就组织人力，从事《梁启超全集》的搜集、校订，《中国佛学史论稿》，就是那时编校成帙的。
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写有《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发表在这年12月出版的《新民丛报》第二十三号上，而他对中国佛学全面研究，则是1920年欧游归国以后。
1918年12月28日，梁启超由上海起程，经新加坡、锡兰，于次年2月11日抵伦敦，先后在法国、英国、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考察。1920年1月9日，由德国返巴黎，于3月5日抵达上海，旋去北京，于3月下旬由京抵津。商务印书馆高梦旦曾往晤谈，并与张元济相商拟出版梁氏著作“久大之计划”。4月10日，张元济《与任公同年书》曰：
别来迅将逾月，至为驰念。梦旦南归，述及起居安吉，兴致如恒，闻之欣慰。前尊意拟集同志数人，译辑新书，铸造全国青年之思想，此实为今日至要之举，敝处拟岁拨两万元先行试办，仰蒙采纳。梦旦又言在津与公晤谈，尊意欲更为久大之计划，属加拨两万元，为两年之布置，鄙意当属可行。此事得公提倡，必有裨益，惟前允将一切计划开示，尚未奉到，想因有扩充办法，故一时未能决定，可否即请将两年之计划预为筹示，以便与同人商定，至为祷盼。
梁启超与商务印书馆商定“译辑新书”计划，准备在两年内潜心学术，陆续写出专著。
这些专著，有的是根据讲稿或讲演记录修改成书的，如《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前者是1921年在南开大学的讲演，后者是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讲演，由《改造》刊出，并经增改出版。如《中国历史研究法》即于1923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发行。
与此同时，梁启超将《解放与改造》自1920年9月第三卷第一号起改为《改造》，体裁和内容都有变化。又与张东荪等筹备讲学社。《清代学术概论》也于1920年冬脱稿。
《清代学术概论》写出后，梁启超在9月11日写的《第二自序》中说：
久抱著《中国学术史》之志，迁延未成。此书既脱稿，诸朋好益相督责，谓当将清代以前学术一并论述，庶可为自学之士省精力，亦可唤起学问上兴味也。于是决意为之，分为五部：其一，先秦学术；其二，两汉六朝经学及魏晋玄学；其三，隋唐佛学；其四，宋明理学；其五，则清学也。今所从事者则佛学之部，名曰《中国佛学史》，草创正半。欲以一年内成此五部，能否未敢知；勉自策励而已。
可知《中国佛学史》是他计划中所写之书。在他属稿时，曾将部分章节先后在报刊发表，如：
同上由上可知，梁启超在1920年至1925年间所写的佛学论文，曾先后在《学艺》、《改造》、《哲学》、《地理杂志》、《东方杂志》、《图书馆学季刊》、《清华周刊》等杂志登出，有的报纸还另有记录札要。它们既较《饮冰室合集·专集》所载更为原始，有的注语和说明，还可看出它们是拟撰《中国佛学史》的若干章节。文字方面，也存有异同。按照最初刊登的报刊录出，再参校今后各本，无疑是有其必要的。同时报刊所载，也有《饮冰室合集》未曾辑入的佚篇，即《梁任公近著》第一辑所录，也有为《饮冰室合集》失载的，这里一并辑入了。因此，本书所载，篇幅既较过去的结集增加，对每文刊载始末也加以必要的说明，已可看出梁氏未曾结稿的《中国佛学史》基本面貌，即称之为《中国佛学史稿》，也未始不可。至于《佛学研究十八篇》则据《饮冰室合集》原版另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梁启超于1923年1月13日在《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中说：
我自己的人生观，可以说是从佛经及儒书中领略得来，我确信儒家佛家有两大相同点：一、宇宙是不园满的，正在创造之中，待人类去努力……二、人不能单独存在，说世界上那一部分是我，很不对的。
他早年在广东学海堂、万木草堂学习，精读儒家书籍；此后，对佛学又认真探寻，“确信儒家佛家有两大相同点”，真是撰写《中国佛学史》的最佳人选，惜因事情忙，兴趣广，又有其他写作任务，未能完卷。但从本书所辑，已可看到他写作的梗概了。
这些佛学论文是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唐文权同志整理的。文权同志每年暑假，总是专程来沪帮助我编校《梁启超全集》，回到武昌后，又整理梁氏佛学著作，再来沪核校。工作认真负责，可惜英年长逝，使我哀痛不已。今展示遗稿，不禁怃然。此稿能在《梁启超全集》出版之前先行刊出，也算是对亡友的稍稍告慰吧！
以上佛学论文，辑为本书卷上。
本书卷下，是梁启超的《读佛学札记手迹》。
《读佛学札记手迹》是我在1984年旅居日本时，时任大阪外国语大学教授的彭（伊原）泽周先生赠送的。
当我在京都大学作《史料的鉴别和整理》、《近代经学的特点》专题讲演时，彭泽周教授都参加了。当他伴我访问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贝冢茂树先生时（贝冢教授是小川吉次郎之子，专研甲骨、金文，曾与我在上海相识，小川是王国维、罗振玉的旧友），途中偶与彭教授谈起曾在京都大学看到梁氏《佛学札记》，为前所未见。彭教授说，他有此书，将此书相赠，并在书端题：“汤志钧先生旅洛纪念”。
《读佛学札记手迹》，用红格十行纸，梁氏以毛笔书写，共八十叶，凡两册，1973年10月台湾艺文印书馆影行，是他拟撰《中国佛学史》和佛学论文时的札记。凡是他认为重要的地方，用“”号标出，上面时有眉批、夹注。由于是“札记”，有时语气未尽，今嘱汤仁泽整理，眉批等移入正文，加“（）”号，“”则仍其旧。如以札记和论文合读，那么，《中国佛学史》虽未结稿，但书籍结构、内容、论点已跃然纸上，故一并编入。至梁氏早年的佛学文篇，如上面提到的《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等，则已辑入《梁启超全集》的论著卷，这里就不再录了。
《中国佛学史》未及定稿，目前国内外佛学研究又日趋深入，因将梁启超晚年为《中国佛学史》作出的贡献先行出版，以应学术界的需要。
2003年10月26日写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