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梁启超其人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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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论“海牙和平会议”

1899年5月18日由俄皇尼古拉二世倡议,在荷兰首都海牙召开的“海牙和平会议”,以“限制军备和保障和平”相号召,实际是帝国主义一些大国以“弭兵”为名、扩张为实的会议,是一些大国利用的工具。当时有识之士曾予指斥,也有一些人对此存有幻想。

梁启超对“海牙和平会议”持不信任态度,斥之为“最无价值”的会议,他在《圣路易博览会之各种会议》这篇“国闻杂评”中说:

此次会议事件最无价值者,则弭兵会议是也。俄皇亲自倡万国平和会于海牙,口血未干,而遂有今日之事。今者帝国主义之跋扈,正达于极点,各国日夕汲汲以扩张军备为独一无二之政策,当此而结弭兵,岂非不识时务?无论会议之结果若何,不过一篇“好文章”而已。使兵而可弭也,其在中国独立自强之后乎?

然而,康有为却对海牙会议大加鼓吹,说什么:

俄罗斯帝之为万国平和会也,为大陆万国联邦之始也。

夫近年以大同纪年,当以何年托始乎?凡事必有所因,端必有所指,大同因之所托,必于其大地大合之事起之;近年大地万国大合之纪事,其莫如荷兰喀京之万国同盟矣。是事也,起于己亥,终于庚子。庚者,更也;子者,始也;庚子之冬至,为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耶纪以为二十世开幕之一年者,当即以庚子春分为大同之年托始之正月朔。

把“国际和平机构”看作“大地万国大合之纪事”、“大同之先驱”;把“终于庚子”作为“大同之年托始”。

《大同书》认为“太平世”(大同)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全世界设立一个统一的整体,受“海牙和平会议”的“启示”,这一观点,贯穿《去国界合大地》的全部;作为“大同之进化”的“略不出此”的《大同合国三世表》也载该部。其他如丙部《去级界平民族》、辛部《去乱界治太平》也有阐发。《去国界合大地》是《大同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康有为的社会政治理想以此为最具体;而“立公政府”,“欲去国害必先弭兵破国界始”,更为全部的枢纽。这样,不但清楚地证明《大同书》是撰于1900年“海牙和平会议”之后,而且可以看出康有为深受帝国主义所宣传的“世界主义”毒害。

梁启超则不然,上述“国闻杂评”中明确表达了他对“海牙会议”的指斥。

这篇“国闻杂评”发表在《新民丛报》第三年第一号,即1904年出版的第四十九号,但《饮冰室合集》没有收入,以致没有为人注意,也未见有人指出康、梁对“海牙会议”评价的差异。然而,《饮冰室全集》却是收入了的,收在第四十册第五叶。尽管它在《新民丛报》上没有署名,但文章语气可以看出出于梁氏手笔。再则,在同期《新民丛报》上还有《俄国芬兰总督之遇害》,也指斥“俄之专制”,说:“即近五年以来,种种新布之法令,实有使芬兰人欲忍不能忍者”,末谓:“吾记此事,是不暇为俄国君臣忧,而窃窃为我当道忧,不暇为芬兰之起义,而反为我国民掩袂而羞乎?”此文也未署名,也收入《饮冰室全集》。还说明“即近五年以来”,自海牙会议的1899年至此文发表的1904年,适值五年。《饮冰室全集》四十八册,中华书局1916年出版,《例言》称:“由先生(指梁启超)指示梗概,凡不惬意之作,以及兴到涉笔、无关宏旨者,悉从刊落。”“年代较远者,多付删汰。”它是经梁启超“亲自科简”,分论说、记述(包括序跋、学案、史传等)、杂文(包括时评、杂评、书牍、谈丛等)等类,附录提案及演说辞,大都是1902年至1905年间的政论和学术文章,与同年商务印书馆所出《饮冰室丛著》“各有所重”,约二百万字。可知上面两篇“国闻杂评”是在梁启超“指示梗概”后,被认为不属“不惬意之作”,也不是“兴到涉笔,无关宏旨”之作。出版时梁氏还健在,他是不会不看的。尽管它发表在“海牙会议”五年之后,但对“海牙会议”的态度却是非常明显的。由此可见,对“海牙会议”,康、梁的看法有着显著不同。

还有一点,这些文章,《饮冰室全集》登载后,《饮冰室合集》却又失载,那么,重编《梁启超全集》,似不能因《合集》未载而跟着不载,而应该辑入,否则《合集》既不见“全”,《全集》也有失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