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前些时，受作者之托，我把《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捎带给了咸宁图书馆。八十高龄的任老是著名哲学史专家、佛学家，我国最大的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馆长。他的赠书礼轻情义重，既体现了老学者对基层图书馆事业的关心爱护，又代表了北图人对“第二故乡”的深情厚谊。
我能有幸拜见任老先生，说来也是一种缘分。1970年春，北京图书馆除部分留守人员外，大都下放到文化部咸宁干校。我便找了这个“借口”，先和任老家接通电话，打听当年北图的“五七”战士有多少，代表人物有哪些。治学严谨的任老，为人极为认真，他虽然自己并未下放鄂南，而且对我素昧平生，但还是古道热肠，帮我打听到北图曾到过向阳湖的知名专家有李长路、郑效洵、戚志芬、冀淑英……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采访了著名善本专家冀先生等人之后，我便禁不住上门求教，一睹任老的风采。他戴着眼镜，身着中山服，显得儒雅庄重，而思维之清晰、敏捷，更是不亚于年轻人，我油然产生了钦敬和仰慕。我首先请任老谈谈对干校时期的文化人有何评价，他似乎早有思考，立即作答：“6000多文化人集中下放在咸宁向阳湖，可以说空前绝后，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要不是发生‘文革’，各路人马凑不到一起来。那是知识最不值钱的年代，文化人不受尊重，用非所长，造成了人才极大的浪费。但这些知识分子最可爱、最可贵的一点是，返城后，大都很快投入到工作中去，加倍努力，弥补失去的光阴。翻译家多译一点，作家多写一点，教授们带好研究生，出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可以说，各地干校回来的人代表着当代中国文化的精华。”说到这里，任老幽了一默，补充说：“但需要说明的是，文化人的专业知识并不是从干校学来的，要是都走这条路，恐怕不会有今天学术的繁荣。”
国学大师任继愈我接上说，由于历史的误会，才导致北图人一下子从书山“掉”进了向阳湖，我们国家再也不能走“回头路”了。我又告诉任老，他大学时代的同学朱南铣，当年在人民出版社做编辑，就是下放咸宁干校期间，酒后不慎掉进水塘被淹死的。事后，其同事王以铸先生有诗记述此事：“傍晚不见人，喧呼寻朱子。生者转山间，死者沉水底。大醉返山林，直赴清池里，露命未可恃，奈何竟若此。日前尚对床，促膝论诗旨。今夜武昌行，同车为人鬼。遗体付阇毗，后事余为理。倘天假以年，当大有为耳。其才岂可识，视之多尔尔。方家宝其书，是终为不死。”任老是“文革”后期才知道老同学客死他乡的，抚今思昔，他沉痛叹息道：“朱南铣是个很有学问的才子，尤其在《红楼梦》研究上造诣极深，太可惜了！”
见老人沉浸在往事之中，我紧扣话题，问道：“任老，为什么文坛有‘知青文学’，而没有产生‘干校文学’？”他眉头稍展，生动地解释说：“咱们还没听说‘五七’干校开个同学会，纪念干校成立多少年吧！因为它把人搞伤了！它的回忆往往是痛苦的，这是它不同于其他学校之处。我当年在社科院宗教所，下放在息县干校，同校不同连队的‘同学’有文学所的何其芳、戈宝权、钱钟书，那时搞群众运动，挖‘五一六’，互相揭发，斗争，许多人回京多年后，成见还没有消除……”
任老的回答实实在在，令人信服。但我还是坚持认为，杨绛先生早有《干校六记》记述息县干校，而咸宁干校的规模更大一些，不能没有人反映。于是又问道：“那么，你认为干校的教训有哪些呢？”
任继愈致作者信“毫无疑问，是要重视知识，珍惜人才。”任老中气十足地说：“我希望你们地区注重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一个地区有无前途，文教是关键。江苏宜兴是周培源的家乡，大学教授以上有好几十人在外工作，本地这类人才也为数不少，这样地方经济文化才容易上去。没有文化，工业上新项目买了设备，说明书都看不懂，这怎么行？不要怕人才流失，只要教育真正发达了，输送人才出去是好事。有的地方领导急功近利，片面讲政绩，在任期内主要考虑建几个厂，好有个交代，但忽视教育，这是近视眼。教育不是立竿见影的，光顾眼前利益不行。之所以说百年树人，就说明它的长期性。”身为北京大学名誉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任老的话语重心长，发人深省。
任继愈题词我从有关文章中得知，任老十多年前患有眼疾，苦于不能长时间多读书，视书房为病室，便将书斋更名为“眼科病房”。今日置身其中，书架古色古香，典籍琳琅满目，顿觉文气袭人。抓住机会，我又请任老谈谈对社会科学的见解，他兴趣更浓，热情地聊了起来：“文史哲学几门学科，虽然不直接创造财富，却代表着民族的性格，最能体现民族精神和民族优秀传统。它不同于自然科学没有国界，没有民族性。这几年我国经济有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有明显提高，但历史教育少了，这很不应该，今后应大力加强。因为有的学科可以创造财富，有的学科却永远不会创造财富，如天文学、历史学等。我们熟悉鸦片战争，看似对国计民生的发展没多大作用，可是一个民族如果不知道这段历史，损失就太大了。文史哲没有创造物质财富，上缴利润的性质，它的任务就是要提高国民素质，表现一个民族在历史上的地位、责任。而令人忧虑的是，现在中学生有多少知道司马迁、司马光的呢？沈阳有的中学生连‘九一八’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这怎么行。但这不能怪孩子，怪我们教育者重视程度不够，教材单薄。爱国主义不是空的，要有具体内容。你懂的历史多了，感情就出来了。如果你什么也不了解，只会说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这不是空话吗？历史悠久的国家不少，如希腊、罗马、埃及、印度，重要的是要知道咱们国家的可爱之处在哪里。文史哲是民族灵魂所在，一定不能忽视。在我看来，忽视文史哲的民族是最贫困的民族。”
任老还对我国图书馆现状略作评述。他说，图书馆工作的好坏，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准，目前，图书馆最大的问题是经费不足，北京许多图书馆订书刊不是年年上升，而是在明显减少。省地县一级就更不用说了。河北有个县图书馆只订一份《人民日报》，冬天也烤不起火，这涉及我们如何看待文化事业的问题，关键要有投入，否则怎么上去？有人说有钱才能投入，实际上真正一点钱没有也不尽然。有的用在不该用的地方，该用的地方反而舍不得，这是一种短期行为。因为将来国家民族生存、富强，就靠科技文化。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不是用枪炮来打我国，而是用高科技来推行殖民主义。因此，我们要有危机感，绝不能掉以轻心……
信哉斯言！我在聆听任老真知灼见的同时，分明感受到一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在跳动。难怪他当年有一次曾被毛主席深更半夜招进中南海，谈经论道，备享殊荣。最后，慈祥的任老掏出钢笔，题词留念：“我没有到过湖北咸宁，我到过河南息县的干校。希望我们走出文化不受重视的误区，促进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发展教育，特别是关心培养我们的青少年，他们成长了，健康向上，我们这个民族就有希望。”
这段话和他接着送给我《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比较起来，可谓一简明一深奥。任老的论著博大精深，我暂时还抽不出时间研读。但为了表示晚辈的敬意，我便把他的谈话记录下来，向读者诸君作个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