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传记文学》主编涂光群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比起冰心、臧克家、萧乾等前辈大师们，知名度还不是那么高，但同为“文革”中期下放在文化部咸宁干校的“五七”战士，他对向阳湖的眷恋之情，却是一样的深。
在北京美术馆后街的一座普通楼房里，我拜访了这位年逾花甲的老编审、《传记文学》主编——涂光群。因为我们同属“九头鸟”，是湖北“大老乡”，彼此操起了汉腔，无形中便缩短了年龄上的距离，增添了几分亲近感。
余生也晚，初次见面之前，我对涂主编的了解并不多，只凭“第一印象”，感到他是一个淳朴、厚实、诚恳的人。果不其然，交谈了两小时，回来以后又细读他惠赠的大作，对他的学识油然起敬，对他的经历顿生羡慕。他18岁开始当文学编辑，29岁便加入中国作协。20世纪50年代中至80年代初，长期担任《人民文学》小说方面的编辑负责人，后调文化艺术出版社负责文学书籍的编辑出版工作，1987年接手主编一本创刊才三年的杂志至今。为使读者进一步熟悉，我不妨再提及他的两点值得称道之处：其一，他参加过1965年援越抗美，是全国作协唯一的代表；1975年又参加过攀登珠穆朗玛峰活动，创了我国文字记者登高的最高纪录。其二，他有幸结识全国文学界几乎所有的知名作家和一茬又一茬新作家，最近出版了一本《中国三代作家纪实》，由北京、香港同时发行，被誉为当代文坛的“史记”，功莫大焉。
“圈内”的人也许大都知道，涂光群曾在我国首席文学刊物《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近30年。他和编辑这两个字结下不解之缘，培养和发现过不少文学青年，这里姑且称他为涂老师。他有所不知，我从1976年《人民文学》复刊至今，一直是它的“铁杆”订户和忠实读者，从中受益匪浅，是“咸宁”和“向阳湖”的媒介，才使我有缘结识这位为人作嫁的“高级裁缝”。
《传记文学》主编涂光群说起向阳湖，涂老师的思绪立刻回到了1969年的秋天。他和爱人杜贤铭从北京来到咸宁干校，在一个叫鲁家湾的村子安下了家。不久，年近七十的老母和三个孩子也迁到向阳湖。上有老，中有妻，下有小，他担负起生活的重压。好在“文革”前一年，他在越南战场体验过生与死的考验，从此对任何突如其来的逆境，都能泰然处之。这位乐观主义者追忆逝水年华，一开始便用十分轻松的口吻，表达了对干校生活的怀念。
“我们刚下去时，住在房东家里。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盖宿舍，要打坯、做砖，文人办事认真，砖的质量比当地的好，房子也是自己设计，式样很美，老乡们都十分欣赏……”谈到这里，涂老师稍作停顿，找来一篇他在《随笔》上发表的《干校趣闻》，其中写了他所在的五连二排排长潘德润。这是一个普通文化人令人难忘的故事：
潘君系中央美术学院毕业，是位美术编辑、摄影艺术家。他的作品《鞍钢的早晨》曾荣获世界青年联欢节比赛的银质奖。可惜的是，艺术家的才能在向阳湖得不到充分发挥，只好“大材小用”。一次，为设计好连队的大工棚，他构思了一个美丽、匀称又实用的屋宇形象。考虑到向阳湖的雨特多，棚顶便采用四边陡形的斜坡，类似中国传统的四角攒尖式建筑，大家马上戏称之“太和殿”。棚内40平方米，学员吃饭、休息、放农具都在那里。棚墙四周留下了宽阔的回廊，有利夏季躲雨、乘凉。更有甚者，他设计厕所也别具一格，讲究艺术化，因此赚得了“美术厕所”的雅号，涂老师评述道：“无论条件如何艰难、简陋，都不放弃认真、严谨、求实、细致的工作态度，在美受到扼杀甚至亵渎的年月，仍不放弃孜孜的追求、创造，这实在是值得称颂的。”我自然深有同感，心里说，有必要把这浪漫而又苦涩的回忆讲给咸宁的读者听，以引起更多的人思考。
我告诉涂老师，因为读了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集《文明的碎片》，心情难以平静，尤其是被其中的一篇《流放者的土地》所吸引。我寻思，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如何进行价值取向，中国历代文化人遭贬时显示出的“苦难中的高贵”，不无现实教育意义。于是，我更增添了挖掘向阳湖文化资源的兴趣。涂老师听罢，立即表示赞同，肯定这个“点子”想得好，对咸宁讲历史、兴文化都有益处。他又说：“办干校是极‘左’路线的产物之一，对这段历史要持批判态度，这是一个大的前提。干校对知识分子实行强制性劳动，无疑是错误的。如我曾写过陈翰伯，他是对我国宣传文化事业卓有贡献的风云人物，在向阳湖时五十好几了，却在烈日下为大卡车装卸红砖头，年迈体弱的文人干着劳动强度大的体力活，对他来说是体罚，是苦役。但任何事物又都有它的多重性，不能片面化、简单化……”
涂老师话锋一转，说到干校生活积极的一面：“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人长期居住大城市，在空气污浊的环境中生活，不利于身心健康，到了农村，自然环境大不一样，我就非常留念向阳湖的风光，像我们住的村庄，黄昏时的景象特别撩人，绿树映着红霞，空气是那么清新，极富诗情画意。它给文化人带来的独特感觉，是在大城市难以体会到的。”
我被涂老师的话所吸引，甚至责怪起自己身在山清水秀的江南田园，反倒习以为常，看来要“跟着感觉走”哩！他接着叙述道：“咸宁的自然环境好，湖区土地丰腴，不需施肥，种的芝麻长得很好。我们头一年生活很艰苦，湖北省每月只供应每人一两糠油，经常是吃酱菜疙瘩，但到了第二年，第三年，就有油料上交，还不时杀头猪改善生活。”涂老师以亲身体会，感慨地说，文化人以前劳动少，在向阳湖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变了面貌，丰衣足食，于身体大有裨益。比如臧克家，如果没有干校劳动生活的体验，也许不会有现在这么高寿。
我接过话题，追溯到1979年初，《上海文艺》上发表过姚雪垠先生的一封信——《关于〈忆向阳〉诗集的意见》，当时曾引起争论——请问涂老师如何评判那场“官司”，他直率地回答说，姚老对臧老的意见虽有正确的成分，但也不无失之偏颇的地方。因为干校学员的处境不尽相同，看问题的角度也就不能强求一律。涂老师认为，写一些揭露十年浩劫中“左”倾错误路线的“伤痕”文学，包括揭露干校广大干部、知识分子所受到的迫害，描写他们内心感受的深沉痛苦，有助于对特殊年代的历史进行深刻反思。但这绝不是唯一的题材，同样也可以写在错误路线下存在的光明美好的事物和积极向上的情感，以及对美好事物和理想信念的追求，不能简单地评价这么写便是歌颂错误路线，或者即使不是歌颂错误路线也被讥为“轻飘”、“不深沉”。他打了一个比喻：林彪、“四人帮”把人投入水中是为了溺死他，谁知他在水中反倒学会了游泳，表现出如鱼得水的愉快，这与溺人者无关，更谈不上是赞美他们。
涂老师是这样客观地分析别人，更能无情地解剖自己。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1966年6月2日，中国作协出现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他牵头贴出的，结果得罪了领导，自己也受到夹攻，率先受到冲击，被逐入“牛棚”，算是“咎由自取”。他敢于讲真话，敢于正视历史，哪怕是面对“不那么愉快的真实”（王蒙语），尤其难能可贵。
我又顺便问起大家熟知的两位“湖北老乡”：张光年和严文井。涂老师回忆道，张光年地位高，名气大，在北京时普通干部很少能随便去他家。他习惯于夜晚工作，上午休息一般不能打扰，但到向阳湖干校后，大家住集体宿舍，打破了干部间等级界限，互相交流的机会多了，感情加深了。而同样是大名鼎鼎的严文井，在干校还上台“讲用”过。现在一般认为当时讲用是装门面，讲假话，其实也要一分为二地看。比如他对“五七”战友们谈体会，说毛主席批评有的领导干部当官做老爷，那确实存在，到了干校才想到了“延安精神”。这番话确实有切身感触才说出来的。
我会意地笑了笑，补充说，咸宁当地关于向阳湖文化人的生动传说也不少，可惜至今没有人收集起来。我听说当时流传过一首顺口溜：“北京佬，北京佬，穿得破，吃得好，手上带金表，想回北京回不了！”（据说，文化人的工资在当时算高薪的，一般都注重吃不讲究穿），诸如此类的民间文学编个小册子也不成问题。何况历史上有过这么一段特殊的插曲，不写出来实在太可惜了。同时，我又感到困惑，同样是“下放”，为什么知识青年的群体返城后，出现了轰动一时的“知青文学”、“北大荒文学”，而知识分子的群体回城后，除了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影响较大外，写干校生活的作品屈指可数，没形成气候。但就人生经历和创作经验的丰富而言，后者远胜过前者，这难道是不应该弥补的吗？因时间关系，我没有提出来向涂老师讨教。
闲聊渐入佳境，涂老师由昨日又谈到今天。他说：“你们咸宁有汀泗桥、贺胜桥，这是叶挺北伐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旧址；还有三国古战场赤壁享誉中外，可见‘武’的名胜影响是大的，如果再重视向阳湖的宣传，便称得上文武双全了！”
我连忙请教涂老师，挖掘向阳湖文化资源应如何着手？他是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足迹踏遍祖国大江南北的文人，登山则情满于山，临海则情溢于海，视野开阔，想象丰富。稍作考虑，便有条不紊地答道：“一是可以请知名的作家、艺术家题些字，并收集他们写咸宁的作品，以及一些民间故事；二是可以出题目，请他们写一些新的东西，扩大咸宁的影响；三是可以计划建个资料馆，制作一些模型，如校部‘四五二高地’，然后是几个区域。向阳山、红旗桥、文人盖的茅草房，都可以做微型景观……”我插话说，不久前查了当年的《咸宁报》，遗憾的是有关报道很少，只知道文化部系统到干校有十来个单位。涂老师数了数，有文化部机关、文联、作协、国家文物局，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新影、科影，还有人民、文学、商务、中华、人美等几家全国知名的出版社。
讲到出版，我顺便打听了他现在主编的杂志发行情况，涂老师走马上任主编《传记文学》后，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提出了“荟萃名人传记，披露历史珍闻，展现古今人物，广采国土风情”的办刊方针，现在每期发行数万份，一直呈上升趋势。他办杂志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主张发行量适度，订数逐步上升，不要期望暴涨，最好是供不应求，这样才能保持读者的求购心理，因为没有让他们吃得太饱，所以才比较抢手，在北京一般不超过五天便告售完毕，有时还出现排队购买的情景，而且文章被别的报刊转载的多。涂老师还在刊物上设有《蔷薇花瓣》的专栏，致力于中国文坛的写真，笔名伍宇。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为这位当年的“五七战士”事业有成而庆贺！这也许得力于在向阳湖养成的吃苦耐劳精神吧！涂老师1973年返京后，正值不惑，处在事业辉煌的盛年，他陆续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集《踏上地球之巅》等，特别令我钦佩的是，他在编辑岗位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1977年至1981年的五年间，《人民文学》共有36篇小说获全国优秀短篇奖，除一篇外，均有涂老师二审推荐的劳作在内。要知道，这些作品当时曾给我带来怎样的启迪和愉悦呀！
涂老师不仅当编辑出色，办刊成功，而且“家教”也收获颇丰。三个女儿从小受到不依靠关系，不依赖父母的教育，生性好强，特别要求上进。老大卫红名牌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老二卫真、老三卫群现均在国外深造。三位“千金”小名分别为晶晶、亮亮、荧荧，正好形成一个“光群”，涂老师可谓福分不浅矣！不管是在祖国的心脏，还是在世界的名城，她们的记忆里，都和父母一样，是永远忘不了向阳湖的。
告辞前，涂老师领我参观了他的另一笔“财富”，客厅和书房都并排摆着几个大书柜，其中人物传记类的藏书独霸一方，大约七分天下有其一。他拿出厚厚的一本《浪漫的爱之梦》送给我，并写上请我批评的字样，我粗翻一下这本他自选自编自评的散文集，里面有一篇《向阳湖寻梦》，记载了他1982年5月重返咸宁干校的见闻。我又索要了一张珍贵的照片，背后的文字说明是：“70年早春，干校人拉耙，居中、穿黑色衣、裤腿挽得最高者为涂光群的背影，时为拉耙的主力。”亲爱的读者，你由此可以看出，为什么涂老师对向阳湖的感情这样深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