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话说向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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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身在向阳湖,心系周总理”(1)

——访原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身在向阳湖,心系周总理”——这是原文化部党组书记、代部长周巍峙不久前为咸宁写下的一幅题词。名人的墨宝,丰富的内涵,令我品味再三。那次对周老和夫人王昆的访谈,至今难以忘怀。

周巍峙题词之一这天下午4点,是事先在电话里预约的时间,我来到朝内大街203号,轻轻按响了周家的门铃。周老已近八十高龄,但气色、精神俱佳,显得亲切、随和。他风度翩翩,既有大文化人的儒雅,又不乏高级领导干部的稳健与豁达,给人的印象至少要“减去十岁”,而夫人王昆更是雍容华贵,神采矍铄,实在看不出已经步入古稀的年轮。

在此之前,我曾听人介绍过,了解原文化部咸宁干校的情况,一定要访访周巍峙,因为他当时处在一种很特殊的位置,“文革”后又重访过向阳湖,还为甘棠乡文化中心题过匾,对咸宁的感情颇深。我首先向周老汇报了咸宁地区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的缘起和进展,他稍稍理顺思绪,便开始了对往事的回忆——

“我在你们湖北咸宁干校的经历很简单,1969年下去,1972年回北京治病,不久被专案组逼迫回咸宁。1973年再返北京,就留下没有回干校。那时王昆在东方歌舞团,也是专政对象,她虽然生了很重的妇女病,也随团下到部队劳动,住在宣化地区;大儿子周七月为他妈妈的事,戴上‘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叛国’等莫须有罪名,蹲了9年半监狱,‘文革’后才无罪释放,浪费了最宝贵的青春。小儿子周月,‘文革’开始才10岁,父母被专政,由好心的保姆偷偷保护起来,根本没法上学。我们一家四口常常分住四处,是典型的‘夫离子散’,天各一方。1969年我去咸宁,周月在北京没人管,我就把他带到干校,他也参加劳动。名义上是上了中学,根本学不到东西……”

周老语气沉重起来,继续叙说道,干校里他所在的四连,属文化部政治部,周老和司徒慧敏、马彦祥、唐瑜都是“中央专案组”审查的对象,管得很严。周巍峙和王昆都是江青亲自点名要狠狠整的。特别是王昆,在“文革”初期,就对江青一些言行很不满意,在朋友中几次议论,说主席夫人怎么提倡武斗呢?所以,王昆在“文革”中吃的苦头就更大了。其他3位都是30年代的老人,对江青那时的表现很清楚,当然也被整得很凶的。在干校,其他人可以自由活动,他们却不行。后来请假出外看病,都要有人“跟着”。司徒种菜,马彦祥养猪,周老和唐瑜放鸭子。看管他们的虽然本身不是坏人,但受大气候的高压,对待他们这4个人(他们自嘲是“新四条汉子”)相当糟糕,几乎所有的苦活都要他们干,扎工棚、踹泥砌砖、修炉灶、拉车,等等。周老养猪,常常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买猪食(菱角叶子),100多斤重,要挑二三十里回到住处。司徒种菜也很辛苦,他每天要挑200多斤的粪担子到半坡上的菜地浇粪。有时在下雨天的晚上,周老被派到很远的野地田边看守抽水机,一是怕丢,二是怕机器停了,浇不上水。在黑茫茫的深夜,下着毛毛雨,除了周老以外,整个向阳湖不见一个人。心里虽然一点不怕,却不免感到非常寂寞、凄凉。那时通宵不能睡,为了驱除孤独感,也避免打瞌睡,就唱起了革命歌曲和最新排练的《红灯记》唱段……

听到这里,我暗自感叹。向阳湖的确是“载不动,许多愁”啊!作为历史长河中充满险波恶浪的一段,如果不去追溯,我们年轻的一代有谁知道它曾经流淌过这样的故事呢?这时,周老话锋一转,问道:“你们现在挖掘向阳湖文化资源,出发点是什么?是宣传向阳湖,还是揭露‘四人帮’?”我答二者兼而有之,为的是“铭记历史,弘扬文化”,在宣传文化人同时,警醒大家吸取“文革”惨痛教训,防止历史悲剧重演。接着,我问起周老,“文革”中的文化部被称为“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实行的是一条“文艺黑线”,这一系列冤假错案终被平反,其过程又和向阳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否能回顾和评述一番?

周老自解放初调入文化部,直到10年前离开领导工作岗位,主要从事文化行政领导工作,对文化部每一时期的历史都了如指掌。他很快又打开了记忆的闸门:“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部门开始的,实际上后来又不限于文艺团体,波及各行各业,是一场全国的浩劫,多少人受到迫害啊!而文化部是被林彪、‘四人帮’‘砸烂’的单位,牵扯的人多面广,所受冲击更为严重,光中央专案组定案、审查管辖的文艺界人士就有好几十人,这些人大都是老革命、老同志,直到1975年邓小平在台上时才‘解放’。文化部遭罪后,奉命在咸宁建起干校,我们四连属文化部系统的,住在胡黄张,张光年他们五连属文联、作协系统,那里的文学界名家更集中一些。当年中直机关的干校在江西,是汪东兴管的,特别‘左’,对干部的要求特严,江西干校时兴什么,我们得赶紧学习。向阳湖的老百姓对干校是不错的,对我们几个也没歧视。但干校自身做得过火的事很多,例如1970年,萧三的妹妹萧昆因胃病,在集上买了几个肉包子带回来吃,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受到批斗。马彦祥托老乡在城里买一包很便宜的点心,用以夜间充饥,就被连里召开的大会批斗,说是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群众,我们几个当然是陪斗了。而另一方面,有的年轻的军代表素质差,向干部借钱、借粮票不还,调走时带走不少新打的家具。有位60年代才参军的小伙子不知天高地厚,在台上训人,口气好厉害,而台下坐着的有长征干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有功于人民的老干部。更有甚者,干校各个连队根据上边的指示,要在内部深挖所谓‘五一六’分子,搞的是延安抢救运动所采用的车轮战术,一二十人围着一个人斗,火药味极浓,真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逼得有的同志要跳河自杀……一言以蔽之,向阳湖曾经是很不平静的湖,斗争是十分尖锐的。”

周巍峙回忆往事小憩片刻,我又请周老谈谈干校的劳动生活。他答道:“其实干部参加劳动益处多,我们都并不厌恶劳动,重活脏活都干,而且干起来很认真,只是被当作专政对象那样劳动改造,心情不好。让一些不懂农业生产技术的知识分子去插秧、放牛、放鸭子,其辛苦可想而知。有时,为了防避农家的牛吃了刚插下的稻秧,派我一个人去田边看牛(从这一点看,他们倒是对我比较放心的),黑夜看不见路,提着马灯深一脚浅一脚在刚刚堆砌起来的田埂上走,常常滑倒。有时下雪,‘革命小将’坚持‘天天读’,我们几个老头被派去,先把路上的雪打扫干净,以免‘革命小将’下地劳动被雪滑倒。那时我们4个人都已50多岁,有的近60岁了,在路上、在劳动中跌倒是平常事了。”周老有个特点,做任何事都讲“认真”二字。他在向阳湖干过修雨衣、套鞋、油毡的行当,也曾推着板车送周月到咸宁搭火车去宣化(看望他生了重病的妈妈王昆),但仍不忘教育孩子劳动是神圣的。作为干校有名的“鸭司令”之一,他与唐瑜一起放养鸭子,开始是100多只,后来与另外一位干部一起放鸭子,发展到300多只,比一般农户养得多。周老出工,是地道的“三点式”打扮,头上一顶草帽,身上一条很短的运动裤,脚下一双解放鞋。咸宁农村的路不好走,泥很粘,解放鞋踩泥容易掉,在夏天干脆打赤脚下地,加之向阳湖荷花多,莲蓬多,有时一些鸭子跑进沼泽地,他们得跑去追赶,两脚陷在泥水塘里,被荷花梗划得满腿伤痕。尽管如此,他还是请教当地农户,不怕脏不怕臭,去村里厕所掏蛆,冲洗干净带到湖里去喂鸭,因为营养多,产蛋率有时高达93%。如果是个普通干部,可能会当作先进来表扬,干校有人也曾想把他们放鸭子成果展览一下,但他们属于专政对象、黑帮分子,不能提名,在某些人心中,他们的艰苦劳动不仅得不到肯定,反被看作“活该”。周老1935年便从事革命音乐活动和组织领导工作,又是位老音乐家,一向忠诚于党的事业、祖国的事业,一切服从人民的利益。可是“文革”中,在文化专制主义的迫害下,身体上吃过多少苦头,精神上受到多大的伤害啊!

“实际上,去干校的文化部干部,大多数也是受害者,他们同样失去了工作机会,不能常和家人相聚。整天学语录、搞斗争,不少人说了违心的话,做了不愿做的事,真正使坏者是极少数人。连里同志对我们的态度也逐步有变化,我是4人中第一个请假单独去咸宁、去武汉又去北京看病的。甚至在清查‘五一六’时,个别被审查的对象,就住在我房里,由连里派我‘照管’。连里许多同志对我、特别是女同志对我孩子周月学习、生活非常关心,我很感激,应该向那些好心的同志表达我和王昆衷心的谢意!”

旧事重提,周老既有不堪回首之感,又有深感庆幸之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那政治寒流袭人的年代,依然有一股暖流浸入向阳湖文化人的心田,这位播送春风的使者,便是人民的好总理、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和保护人——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