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原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身在向阳湖，心系周总理”——这是原文化部党组书记、代部长周巍峙不久前为咸宁写下的一幅题词。名人的墨宝，丰富的内涵，令我品味再三。那次对周老和夫人王昆的访谈，至今难以忘怀。
周巍峙题词之一这天下午4点，是事先在电话里预约的时间，我来到朝内大街203号，轻轻按响了周家的门铃。周老已近八十高龄，但气色、精神俱佳，显得亲切、随和。他风度翩翩，既有大文化人的儒雅，又不乏高级领导干部的稳健与豁达，给人的印象至少要“减去十岁”，而夫人王昆更是雍容华贵，神采矍铄，实在看不出已经步入古稀的年轮。
在此之前，我曾听人介绍过，了解原文化部咸宁干校的情况，一定要访访周巍峙，因为他当时处在一种很特殊的位置，“文革”后又重访过向阳湖，还为甘棠乡文化中心题过匾，对咸宁的感情颇深。我首先向周老汇报了咸宁地区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的缘起和进展，他稍稍理顺思绪，便开始了对往事的回忆——
“我在你们湖北咸宁干校的经历很简单，1969年下去，1972年回北京治病，不久被专案组逼迫回咸宁。1973年再返北京，就留下没有回干校。那时王昆在东方歌舞团，也是专政对象，她虽然生了很重的妇女病，也随团下到部队劳动，住在宣化地区；大儿子周七月为他妈妈的事，戴上‘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叛国’等莫须有罪名，蹲了9年半监狱，‘文革’后才无罪释放，浪费了最宝贵的青春。小儿子周月，‘文革’开始才10岁，父母被专政，由好心的保姆偷偷保护起来，根本没法上学。我们一家四口常常分住四处，是典型的‘夫离子散’，天各一方。1969年我去咸宁，周月在北京没人管，我就把他带到干校，他也参加劳动。名义上是上了中学，根本学不到东西……”
周老语气沉重起来，继续叙说道，干校里他所在的四连，属文化部政治部，周老和司徒慧敏、马彦祥、唐瑜都是“中央专案组”审查的对象，管得很严。周巍峙和王昆都是江青亲自点名要狠狠整的。特别是王昆，在“文革”初期，就对江青一些言行很不满意，在朋友中几次议论，说主席夫人怎么提倡武斗呢？所以，王昆在“文革”中吃的苦头就更大了。其他3位都是30年代的老人，对江青那时的表现很清楚，当然也被整得很凶的。在干校，其他人可以自由活动，他们却不行。后来请假出外看病，都要有人“跟着”。司徒种菜，马彦祥养猪，周老和唐瑜放鸭子。看管他们的虽然本身不是坏人，但受大气候的高压，对待他们这4个人（他们自嘲是“新四条汉子”）相当糟糕，几乎所有的苦活都要他们干，扎工棚、踹泥砌砖、修炉灶、拉车，等等。周老养猪，常常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买猪食（菱角叶子），100多斤重，要挑二三十里回到住处。司徒种菜也很辛苦，他每天要挑200多斤的粪担子到半坡上的菜地浇粪。有时在下雨天的晚上，周老被派到很远的野地田边看守抽水机，一是怕丢，二是怕机器停了，浇不上水。在黑茫茫的深夜，下着毛毛雨，除了周老以外，整个向阳湖不见一个人。心里虽然一点不怕，却不免感到非常寂寞、凄凉。那时通宵不能睡，为了驱除孤独感，也避免打瞌睡，就唱起了革命歌曲和最新排练的《红灯记》唱段……
听到这里，我暗自感叹。向阳湖的确是“载不动，许多愁”啊！作为历史长河中充满险波恶浪的一段，如果不去追溯，我们年轻的一代有谁知道它曾经流淌过这样的故事呢？这时，周老话锋一转，问道：“你们现在挖掘向阳湖文化资源，出发点是什么？是宣传向阳湖，还是揭露‘四人帮’？”我答二者兼而有之，为的是“铭记历史，弘扬文化”，在宣传文化人同时，警醒大家吸取“文革”惨痛教训，防止历史悲剧重演。接着，我问起周老，“文革”中的文化部被称为“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实行的是一条“文艺黑线”，这一系列冤假错案终被平反，其过程又和向阳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否能回顾和评述一番？
周老自解放初调入文化部，直到10年前离开领导工作岗位，主要从事文化行政领导工作，对文化部每一时期的历史都了如指掌。他很快又打开了记忆的闸门：“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部门开始的，实际上后来又不限于文艺团体，波及各行各业，是一场全国的浩劫，多少人受到迫害啊！而文化部是被林彪、‘四人帮’‘砸烂’的单位，牵扯的人多面广，所受冲击更为严重，光中央专案组定案、审查管辖的文艺界人士就有好几十人，这些人大都是老革命、老同志，直到1975年邓小平在台上时才‘解放’。文化部遭罪后，奉命在咸宁建起干校，我们四连属文化部系统的，住在胡黄张，张光年他们五连属文联、作协系统，那里的文学界名家更集中一些。当年中直机关的干校在江西，是汪东兴管的，特别‘左’，对干部的要求特严，江西干校时兴什么，我们得赶紧学习。向阳湖的老百姓对干校是不错的，对我们几个也没歧视。但干校自身做得过火的事很多，例如1970年，萧三的妹妹萧昆因胃病，在集上买了几个肉包子带回来吃，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受到批斗。马彦祥托老乡在城里买一包很便宜的点心，用以夜间充饥，就被连里召开的大会批斗，说是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群众，我们几个当然是陪斗了。而另一方面，有的年轻的军代表素质差，向干部借钱、借粮票不还，调走时带走不少新打的家具。有位60年代才参军的小伙子不知天高地厚，在台上训人，口气好厉害，而台下坐着的有长征干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有功于人民的老干部。更有甚者，干校各个连队根据上边的指示，要在内部深挖所谓‘五一六’分子，搞的是延安抢救运动所采用的车轮战术，一二十人围着一个人斗，火药味极浓，真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逼得有的同志要跳河自杀……一言以蔽之，向阳湖曾经是很不平静的湖，斗争是十分尖锐的。”
周巍峙回忆往事小憩片刻，我又请周老谈谈干校的劳动生活。他答道：“其实干部参加劳动益处多，我们都并不厌恶劳动，重活脏活都干，而且干起来很认真，只是被当作专政对象那样劳动改造，心情不好。让一些不懂农业生产技术的知识分子去插秧、放牛、放鸭子，其辛苦可想而知。有时，为了防避农家的牛吃了刚插下的稻秧，派我一个人去田边看牛（从这一点看，他们倒是对我比较放心的），黑夜看不见路，提着马灯深一脚浅一脚在刚刚堆砌起来的田埂上走，常常滑倒。有时下雪，‘革命小将’坚持‘天天读’，我们几个老头被派去，先把路上的雪打扫干净，以免‘革命小将’下地劳动被雪滑倒。那时我们4个人都已50多岁，有的近60岁了，在路上、在劳动中跌倒是平常事了。”周老有个特点，做任何事都讲“认真”二字。他在向阳湖干过修雨衣、套鞋、油毡的行当，也曾推着板车送周月到咸宁搭火车去宣化（看望他生了重病的妈妈王昆），但仍不忘教育孩子劳动是神圣的。作为干校有名的“鸭司令”之一，他与唐瑜一起放养鸭子，开始是100多只，后来与另外一位干部一起放鸭子，发展到300多只，比一般农户养得多。周老出工，是地道的“三点式”打扮，头上一顶草帽，身上一条很短的运动裤，脚下一双解放鞋。咸宁农村的路不好走，泥很粘，解放鞋踩泥容易掉，在夏天干脆打赤脚下地，加之向阳湖荷花多，莲蓬多，有时一些鸭子跑进沼泽地，他们得跑去追赶，两脚陷在泥水塘里，被荷花梗划得满腿伤痕。尽管如此，他还是请教当地农户，不怕脏不怕臭，去村里厕所掏蛆，冲洗干净带到湖里去喂鸭，因为营养多，产蛋率有时高达93％。如果是个普通干部，可能会当作先进来表扬，干校有人也曾想把他们放鸭子成果展览一下，但他们属于专政对象、黑帮分子，不能提名，在某些人心中，他们的艰苦劳动不仅得不到肯定，反被看作“活该”。周老1935年便从事革命音乐活动和组织领导工作，又是位老音乐家，一向忠诚于党的事业、祖国的事业，一切服从人民的利益。可是“文革”中，在文化专制主义的迫害下，身体上吃过多少苦头，精神上受到多大的伤害啊！
“实际上，去干校的文化部干部，大多数也是受害者，他们同样失去了工作机会，不能常和家人相聚。整天学语录、搞斗争，不少人说了违心的话，做了不愿做的事，真正使坏者是极少数人。连里同志对我们的态度也逐步有变化，我是4人中第一个请假单独去咸宁、去武汉又去北京看病的。甚至在清查‘五一六’时，个别被审查的对象，就住在我房里，由连里派我‘照管’。连里许多同志对我、特别是女同志对我孩子周月学习、生活非常关心，我很感激，应该向那些好心的同志表达我和王昆衷心的谢意！”
旧事重提，周老既有不堪回首之感，又有深感庆幸之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那政治寒流袭人的年代，依然有一股暖流浸入向阳湖文化人的心田，这位播送春风的使者，便是人民的好总理、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和保护人——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