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萧乾、文洁若夫妇上篇
正当京城集会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日子，我来到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萧乾先生的家，幸会了85岁高龄的萧老及夫人、著名翻译家文洁若。老伉俪最近社会活动较为频繁，4月在上海参加了“旷古天书”《尤利西斯》全译本的签名售书活动，并出席了该书的研讨会；萧老还在北京文采阁接受亚华文艺基金会颁发的敬慰牌，及韩素音女士发起的“彩虹翻译奖”荣誉奖。在我的心目中，二人是应被授予当代文坛“特等劳模”称号的。
作者和萧乾、文洁若饱经风霜的萧老，是位慈祥可敬的长者。他圆眼、圆鼻、圆脸，显得一团和气，一下子化解了我事先担心被“逐”的顾虑。因为门上两张长形字条深映在我的脑海，分别是“本人工作及健康情况均不宜聊大天”，“年迈多病，仍赶任务，题词作序，一概谢绝”。在这位名噪华夏的“大腕”级文化人面前，我只有一个念头：时间一分一秒都是那么宝贵。于是单刀直入，马上触及主题：“萧老，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当年在湖北咸宁向阳湖干校的生活，并请您谈谈自己的深切感受……”
我很幸运，由于他对那段岁月怀有特殊的情感，很快地，雅致的小客厅里出现了令人惊喜的一幕：作为二战期间活跃在西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随军记者，萧老此时转换了角色，愉快地接受起我这来自鄂南山区“土记者”的采访。
老人背靠一张长沙发，熟练地招呼我打开录音机，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然后用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讲述道：“我是1969年9月随文化部系统下放到向阳湖的，被分配在十四连。当时我们属人民文学出版社，十六连属商务印书馆，还有五连，属中国作协。总之，文化部下属的十几个单位都被‘一锅端’，下到了咸宁。我们一家就有四个，我和文洁若，及一儿一女……”
我边录音边做笔记，同时眼睛也难得空闲，对不到15平方米的客厅略作“扫描”。只见迎门正面墙上，挂着一幅20寸左右的彩照，下署“我们热爱的作家萧乾与冰心”，分外耀眼，提醒我已置身一流文房；地上摆着几盆草木，红绿相间，让人顿生一种“满庭芳”之感。
往事如烟。萧老继续细说道：“回北京以后，我们对咸宁一直很想念。印象最深的是，那里的人好，具有中国农民朴实、勤劳的传统美德。对我们这些不会种田的所谓‘臭知识分子’，老乡们都非常热情，并没有歧视、欺生。我们住在那里，下地劳动，门窗一般都是敞开着的，却几乎没有发生盗窃之类的事。而且向阳湖一带也没有血吸虫病，相比之下，中办系统下放到江西的人倒霉，吃了更多的苦……”
我早就拜读过萧老的译作《好兵帅克》、《汤姆·琼斯》和《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知道这位饱览洋山洋水，熟谙洋人洋文的翻译家，同时又是一位胸怀宽阔、乐观幽默的作家。虽然在向阳湖生活了三年又半载，因“双抢”劳累过度发过冠心病，因饮水不卫生沾上了结石，他都避而不谈，一笑了之，关注的却是当地群众的疾苦。萧老谈到，初到干校时，那里是一片大湖，有鱼有虾，还产莲藕，是农民搞副业的好地方，而学员们在极“左”路线的干预下，围湖造田，把群众仅有的“财路”给断了。他感慨地说：“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很抱歉。当时农民生活很困难，一年到头辛苦耕作，秋收后工分算下来，除开口粮，到手不了几个现钱。而我们把湖都填了，在一般情况下，是会碰到反抗的，可你们咸宁的老百姓十分老实，并没有这么做……”
谈到这里，萧老朝里屋书房喊了一声：“文洁若，咸宁来客了。”紧接着，一派学者风度的文先生快步走了出来。她虽然年近古稀，看上去却十分精神，一见面便兴奋地对我说：“难怪我在里面听见向阳、向阳的，这么耳熟，真有意思。”又关切地问：“那里现在怎么样了？”
我介绍说，向阳湖现在改成了奶牛良种场，由于大批文化人曾在那里劳动过、生活过，群众时常提起，尤其是不少有心人还热衷收集关于干校生活的作品。如诗人张光年先生1988年写过《重访向阳湖》的文章，在《长江文艺》上发表后，许多人都找来读了。文先生听罢，热情地说：“萧乾，那我们送城外同志几本书吧！我们有的集子专章写了干校生活。”不一会，她就进里屋把书找出来了。萧老见状，谦虚地对我说：“我们算不了什么。那阵子很多大作家、大画家、大演员、大音乐家都去了向阳湖，各路人才都有，许多人比我有成就，你可以再找一下这些人。”我如实禀告，这一计划正在进行之中。我有个想法，由于这段历史弥足珍贵，很有必要把这些文化人写咸宁和向阳湖的文章收集起来，编一部册子，以昭示后人。
说着，我翻了翻二老赠送的几本大作，书中有幅黑白照片立刻引起我的注意。那是1971年元月，老大到向阳湖探亲，恰逢老二萧荔16岁生日，他们全家赶到离咸宁10公里的小镇温泉合的影。夫妇俩和二儿一女，胸前清一色佩戴毛主席像章，穿着都土得掉渣，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大知识分子之家。我还发现，萧老的长篇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和文先生写的《我与萧乾》不约而同地以“五七道路”为题作了其中章节，而且都在扉页上选登了这幅家史中“珍贵的瞬间”，足见对温泉的“高度重视”。我便借题发挥道：“咸宁地区行署正在温泉，那里有温泉水，有太乙洞，还有潜山森林公园。现在正在大力发展旅游业，今后如果视野再放宽放远一点，重视向阳湖人文景观的开发，一定会大大提高咸宁在全国的知名度。”
信奉“把人生当作一次采访”的萧老点点头，他肯定做这项工作非常有价值，有意义，但要抓紧一点，时间拖得越晚，难度将会越大，因为自己这辈人都七老八十了。他叹了一口气，痛惜有些当年的“向阳湖人”现在已经不在世了，像大作家沈从文、大剧作家陈白尘，还有大诗人郭小川，等等。
萧乾、文洁若全家像我接过萧老的话，提起他的一篇文章。里面谈及一场浩劫之后，发现许多人的生命都被剥夺了，而自己摸摸脑袋居然还在，也就很自然地用“身外之物”四个字把一切损失一股脑儿交代。有感于此，我越发觉得，有关部门应亡羊补牢，尽快组织“抢救”工作，朝向阳湖这片神奇的土地投入深情的一瞥。萧老鼓励我说：“你先跑一跑呀！”
他又介绍道，那时下放的文化人中，有年已七十的，如冰心老大姐；甚至有一条腿的，如现任《英语世界》主编陈羽纶。萧老特地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陈先生的地址，并注明他是“单腿下咸宁”。我不由得暗暗吃惊：当时“圣旨”一下，连老弱病残概莫能外。文先生补充说：“一大帮子人啊！还有一个大力士牛汀，他在那里干最重的体力活，所以体会也深，而且写过关于向阳湖的文章。”说着，她稍加回忆，便写下了几个有关人的地址，并亲自打电话帮我联系。先后找了当年在向阳湖放过鸭子的陈早春，在炊事班里帮过厨的严文井等人。我坐在一边“旁听”，她认真地对当年的“五七”战友说：“我觉得那段日子是很值得怀念的，现在想起来还值得怀念……”
见她说到动情处，好似心已飞到了向阳湖。劳她如此“诚恳，耐心，热情，周到”，我感激之余又增添了十分敬意。文氏人如其名，温文尔雅，玉洁冰清，似若一株高山上的雪莲，那么高贵、纯净，使我对她年轻时毅然嫁给萧老的“壮举”有了更多的理解，难怪她被丈夫视为“心目中的超人”！
在轻松和谐的气氛中，我又打开从咸宁带来的向阳湖地图和有关资料照片，文先生一眼认出：“这是王六嘴，那是个村子胡家湾……”萧老也顺便问起那里变化如何，群众生活水平怎样？我回答说，向阳湖如今已是拥有数百头奶牛，几千亩鱼池，上万亩粮田的鱼米之乡，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000多元，和20多年前相比，大翻身了！
夫妇俩听了很感欣慰。我便转移话题，谈起今年读书界的“热点”乔伊斯，文先生十分感兴趣，再次转身进屋找出《尤利西斯》，慷慨相赠。盼望已久的名著，竟得来全不费工夫，真让人大喜过望，忍不住打开一嗅清香！序文开头一段话赫然入目：“一个国家的国力不仅仅表现在大炮军舰的数目上，也不光看它的国民产值多少，像世界公认的这样经典名著的迻译情况，也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文化水平。”萧老的真知灼见，令人震撼。于是话题又从中国走向世界，我说：“您以前发表在《世界文学》上的文章，我都读过了。您谈到过搞翻译的人要有献身精神，要像傅雷翻译巴尔扎克，汝龙翻译契诃夫一样，我想您和文先生便是这样做的，为青年人干事业也树立了榜样。”我又递上自己已收藏十多年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请老翻译家签了名。这本发黄的旧书曾迷倒过我和不少朋友，今日终于让它享受了“最惠国待遇”。
萧老近日正忙于写一组详述二战见闻的文章，我因自己过多占用了他的时间而深感内疚。为使我这个温泉客高兴而来满意而去，宽厚的老人找出一张信笺，破例在上面题写了一句“深深地怀念咸宁和向阳湖”。此时此刻，我在猜想，他也许记起当年和桐儿步行十里到咸宁，再挤上公共汽车去温泉医院照心电图的日子；也许记起和冯雪峰一道抬石筑桥，并在丘陵地带拉车的岁月？
萧乾题词之一夫唱妻随，琴瑟和鸣。在向阳湖劳动期间指甲统统变形过的文先生，也欣然挥毫，为我题写了“事在人为”几个字。这是萧老中年时期常常用以自勉的格言，对热心挖掘向阳湖文化资源的我，无疑是莫大的鞭策！随后，文先生还为我和萧老照了两张合影。我也不揣冒昧，认真地为广大读者景仰的“文曲星”摄下一张“老伴图”，无意中为萧老书房里的一幅同题国画作了注释。
萧老白发映夕阳，夫人墨迹慰晚生。我激动地说：“有你们这样的大文人和向阳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是我们咸宁的骄傲！”我还想说，萧老曾对郭小川同志表示过深切的怀念，很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向阳湖为他耸立一座诗碑，相信那一天不会太遥远吧？
真巧，时逢“五一”节，恰是萧老和文先生的结婚纪念日。他们没有想到，经过41年的携手同行，从鄂南飘来了“贺卡”，这便是缕缕刻骨铭心的“向阳情结”！
下篇
采写萧乾、文洁若夫妇的专访发表后，我便附上“向阳湖文化人采风”的其他文章，一并寄给二老过目，不久收到热情洋溢的回信。萧老出于对晚辈的爱护和鼓励，在大札中不无褒奖：“很欣赏你的几篇写五七战士的文章。其实，当时文学、绘画、音乐、出版各界人都有，而且大都还在世，可惜我一向不大与人往来。你可找找作协及文联的人了解……”
萧乾给作者的信一封短笺不满百字，却给我带来三分愉悦，七分鞭策。为进一步“扩大战果”，1995年9月中旬的一天，我趁进京出差的闲暇，再次走进了位于木樨地“部长楼”的萧家。
刚刚坐下，热心快肠的文先生马上叫来正在里屋写作的萧老，连声道：“城外，‘远来的和尚好念经’，萧乾近日正在赶稿，特忙，还是抽空见一下你。不过，时间不宜太长。”我自然点点头，她又补充一句：“你上次写我们的那篇专访，前几天《文艺报》发了。”
我当时只知道自己投了稿，没料想这家权威的“老字号”报纸很快就刊登出来，于是由衷感谢萧老上次为咸宁题了词。他仍是那样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和蔼而平静地说：“起了点作用就好。至少6000文化人曾栖身向阳湖，足够你挖掘的。那是一段有意义的历史。你们那里搞文化资源开发，对发展旅游业也会很有帮助。”
萧老说话一板一眼，实实在在。我插话道：鄂南的地方报纸最近新辟《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栏目，以萧老《在向阳湖的难忘日子》和文先生的《咸宁漫忆》为“先声”，在读者中引起浓厚兴趣和强烈反响。二老“文革”中干校生活的经历，不失为人生教科书中的精彩章节。回京后萧老卓有远见，最早提出希望在向阳湖为郭小川建一块诗碑。咸宁地委、行署对此十分重视，已作出兴建碑林的规划。
听了我的介绍，二老感到十分欣慰。接着，我简要谈了下一步的采访计划，除先行拜望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的大文化人以外，还准备找找郭小川的夫人杜惠，李季的夫人李小为等。萧老表示赞许，并建议我还应去看一看沈从文的老伴张兆和。因为书写咸宁干校史，宣传向阳湖的名流，沈先生无疑是需要重点着墨的文坛大家。
萧乾和文洁若萧老边说边找来一本自编按音序排列的通讯录，翻出沈家地址让我抄下，然后深情回忆道：“在咸宁的3年中，老百姓对我们真好。林彪、‘四人帮’不要知识分子，预备叫我们终身在干校呆着，咸宁的群众对此十分反感，提意见说，不能对文化人这么狠，并用行动表示愤慨，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因此，在特定的条件下，向阳湖是‘文革’时期我们的避难所！”
萧乾题词之二作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馆馆长，萧老出语惊人，不同凡响。毋庸讳言，当年的向阳湖，曾经是一片“流放地”。然而，正如老托尔斯泰所云：“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个不同。”在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众多文化人的命运都在劫难逃，感受却有时因人而异。
让我们打开萧老的“家史”，且不说反右时他所受到的巨大冲击，单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先是夫妻分别被戴上“牛鬼蛇神”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被揪斗，被抄家。以后萧老被关进“牛棚”，与家人隔离；妻子被骂作“臭妖婆”，勒令“不许为大右派、大洋奴政客萧乾辩护”；岳母万佩兰被逼自缢。天灾人祸接踵而至，他感到“死确实比活着美丽多了”。“哀莫大于心死”，1966年9月4日，萧老终于写下遗书：“洁若：新社会固然美好，只是我挤不进去，我先走一步，孩子们只好都托你了。”尽管这次“畏罪自杀”被侥幸救活，他依然是度日如年，挨一天算一天，一直到3年后下放到向阳湖。
在咸宁干校，虽然前途未卜，但比较之下，能和家人团聚，毕竟多了一份亲情和温暖，而且不至于经常挨斗了。文先生生动地补充说：“到了向阳湖，大家一个样，大都是响当当的革命群众。我们精神上的压力相对减少了许多。咸宁群众是穷了点，但很善良，我从地里挑担回家，路上经常有老乡帮我。我从北京把孩子接到咸宁后，儿子萧桐住干校中转站共产主义学校，读小学六年级，女儿萧荔被人利用，在连里当了‘活雷锋’。我总是这么想，儿女在父母身边，再苦也有所依靠，假如萧荔当知青到边疆插队，命运一定会更倒霉的……”
萧乾题词之三夹叙夹议，文先生感慨不已。为表寸心，她认真地写下一行字：“我们和一对子女在向阳湖度过了几年难忘的岁月。”趁萧老在上面补充签名的机会，我恳请他再赐墨宝，得到首肯。健旺的老人不仅题写“向阳湖是文革时期我们的避难所”，还信笔写了一幅“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赠与我“共勉”。我喜出望外，辞行前又回头瞥了一眼客厅墙上悬挂的新凤霞女士赠给二老的国画《老伴图》，上面吴祖光先生的题诗令人过目不忘：“苦乐本相通，生涯似梦中，秋光无限好，瓜是老来红。”欣赏着淑媛名士的雅作，我更期待着有一天，画中的南瓜会变成蟠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