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著名女翻译家许磊然你如果曾经受到过俄苏文学的熏陶，大概不会忘记叶水夫和许磊然这对“夫妻翻译家”的名字。许先生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部工作，主要译作有普希金、屠格涅夫、法捷耶夫的小说，尤其是西蒙诺夫《日日夜夜》、波列伏依《真正的人》、马卡连柯《教育诗》，在我国影响甚大。而叶先生翻译的《青年近卫军》自1947年出版以来，更是备受读者青睐，点燃了几代青年心中的理想之火；1988年他离休以前，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兼《世界文学》主编。
许磊然回忆往事这是一个皓月当空的晚上，我来到这个高级知识分子之家。进门第一感觉就是整洁、舒适。客厅排列着的书柜里面，大都是整套整套的外国文学书籍，琳琅满目。年近八十的许先生聊起天来轻言细语，一派安然的神情。因为事先已收到我寄去的有关咸宁干校的资料，她热情地说：“读了你的文章，我觉得挺好的，倍感亲切。我在向阳湖度过的岁月，至今难忘……”
许先生缓缓介绍道，“文革”之初，她也和社里许多高级编辑一样，差不多都被关进“牛棚”。由于她和李立三的夫人李莎有交往，随时可能被戴上一顶“里通外国”、“苏修特务”的帽子，后来不知怎么竟没被“揪出”，随大流下放咸宁。她当年所在的十四连，知名作家不乏其人，译林高手亦比比皆是，如孙用、金满成、赵少侯、金人、纳训、刘辽逸、蒋路、孙绳武等等。大家整天一起劳动，吃过早饭马上出工，起码要走上半个钟头才能到达工地。咸宁的雨水多，有时下小雨还不让收工，非得等大雨淋得满身透湿才停下来，弄得她回到家里，不知是先洗头还是先洗澡……这样累得够呛，再也没有时间和兴致看书。后来，连里考虑她年纪偏大，才照顾干轻微一点的劳动，和金人一起值班守夜。
说到金人，许先生自然流露出惋惜之情。她告诉我，这位《静静的顿河》译者吃苦头在于嘴巴没有“把关”。例如，在社里同事一起闲聊，有人说《毁灭》里写知识分子领导革命，受到毛主席的高度评价。没想到金人却提出疑问：“毛主席的话就是句句对的吗？”那时，林彪强调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这岂不是自找苦吃，结果被批得灰溜溜的。下放到向阳湖以后，金人精神受压抑，又患高血压，可谓祸不单行。最让他伤心的是，离开咸宁转到丹江时，孤零零的，没有人敢送他。还是许先生得知后赶到，聊表同事之谊，他才忍着泪水上了卡车。到了鄂西北，他的病情日益加重，而从京城赶来的妻子仍和他“划清界限”，训斥他“不要耍死狗”，使得这位杰出的翻译家很快命归黄泉。
我听了一阵难受，不免心中发问：金人之死应给今天的人们留下点什么？这时，一直在沙发上“旁听”的叶水夫先生插话道，“文革”中像这种划清界限的事情并不少见，别提了！他转而谈起自己下放的河南信阳干校，那里的名家也很多，如钱钟书夫妇、俞平伯、何其芳、刘大年、罗大冈、孙冶方等等，大翻译家有冯至、卞之琳、戈宝权……
我随口问道：“下放干校的文化人那么多，为什么至今尚未形成‘干校文学’的气候呢？”叶先生笑了起来，说这个问题他倒是没有想过！沉思片刻，他马上回答说：“照我看，知识青年下放，一般都没什么专业，回城后很多人热心写这类题材的小说，才成了作家。而下放干校的人不同，大都有固定的岗位和专业，回来后不可能改行再搞创作，这至少是原因之一。但杨绛之所以写出《干校六记》，因为她本身也是搞创作的。”许先生听罢表示赞同，又补充道：“干校的历史不好说，既不能耿耿于怀，又不能不当回事，而且还涉及许多个人恩怨，而知青们都比较单纯，没有这种顾虑。”
作者和许磊然我20年前也当过知青，对老两口的话深以为然，于是，也坦陈己见：“不同干校之间有许多相同之处，你们夫妻分居两地，命运却紧密相连，我正好可做一些分析比较。写好咸宁干校，也可以附带反映其他干校的人和事。”
两位老人又分别介绍了一些干校趣事。在向阳湖，一位鲁迅研究专家有次挖沟，不慎掉下水，吓得大叫：“快来救我！”事后还被大家开玩笑。又如，十四连最后一个连长是翻译家卢永福，他因此被大家戏称为“末代皇帝”。而叶先生在干校也闹过“笑话”。一次聊天，他兴头上忘了自己的“身份”，说起将来工作怎样怎样，被人钻了空子：“你还有将来呀？难道还指望回北京吗？”
许先生叹息道：“他到咸宁来看过我，也是从不谈业务，只是说哪一天争取‘解放’，然后他说那边苦，我说向阳湖苦。那年头能有空去咸宁洗个热水澡，就是我最大的享受！”
好在这颗昔日译海的“明珠”，终于等来了重操旧业的机会。许先生从向阳湖回京以后，又编辑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果戈理的《死魂灵》、《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和《屠格涅夫选集》等名著，1979年起担任中国苏联文学研究会（现改名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理事，后来又担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1993年获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委员会委员。临别时，我顺便请教道，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搞翻译的人多了，出书的速度快了，但高质量的却少见，同一名著出了多种版本，不像过去老翻译家译几本名著磨了多少年，许先生如何看待这种状况？她答道：“从前出版文学译作，只有北京的‘文学’和上海的‘译文’两家，现在是全国遍地开花。一本《红与黑》，出了十几个译本，可见繁荣的背后缺少宏观调控。如果古典的作品都抢着去翻（因不涉及版权），现代的就译得少，印数也就上不去，包括外国文学期刊也是如此……”
从1977年至今，我一直坚持订阅《世界文学》，因此对这番话亦有同感，忧虑之余却无能为力。随后，我接过老伉俪惠赠的几本精装译著，感到沉甸甸的。乘着皎洁的月光，又美滋滋地返回了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