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话说向阳湖
12940500000041

第41章 “向阳湖足可以写史诗”

——访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陈乔走进陈乔老先生的书房,我正猜想主人自署的“冷甘斋”是否出自鲁迅的一幅名联,又立即被墙上两幅名人书法所吸引:李可染所书“澄怀观道”固然令我遥思南朝时期的隐逸之士,而从楚图南的墨宝“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中,更能读出杜诗豪迈以外的凄怆……

陈乔接受作者采访1970年5月18日,当58岁的陈乔先生离别京城的妻子儿女,独自一人下放鄂南的向阳湖时,他的心境和1200多年前旅夜书怀的“诗圣”不无相同之处。身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他已被打成“走资派”,并带着种种莫须有的“帽子”栖身咸宁。劳动之余,还得接受所谓“审查”。由于他担任领导干部的时间较长,有一定的经验,抱着相信党、相信群众的态度,坚信自己的“问题”会搞清楚。可是,在那种动荡的年月,“五七”战士们都把“响应毛主席号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喊得震天响,极“左”路线的危害实际上波及每个人,真可谓“向阳风雨千秋梦,留得斑斑血泪痕”。

陈老一边提及自己的这两句诗,一边对我举例说:“许多老专家如沈从文、傅振伦、徐邦达等,都年事已高,可还得咬着牙参加干校的体力劳动,并且随时准备写交代,挨批斗。故宫有位60多岁的老头,姓董,患有高血压,体力不支,就病死在向阳湖。现在看来,就是从统战角度,这样对待知识分子,也不是很好的团结方式。如果追究的话,这笔账要算到林彪、‘四人帮’头上。”我看陈老虽然没什么准备,但思路清晰,条理性强,于是自觉当好听众,尽量少插话。他沉思片刻,接着叙述道:“由于我不满意干校对自己无休止的审查,1971年夏,便写了一封信给周总理……”

为什么要直接写信给总理呢?让我们暂且翻开陈老的履历表:这位1931年入党的老同志,解放前长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建国初期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1958年协助邓拓、田家英等人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成为主持历博日常工作的负责人;次年9月21日,周总理亲临历博审查“中国通史”陈列,就是陈乔陪同参观的;1963年底,周总理指示编辑《中国古代服饰资料》,文化部责成陈乔总体主持此项工作,由沈从文任主编,陈鹏程、王镜如拟定计划,陈大章、李之檀、范曾等负责临摹。可惜不到3年,“文革”爆发,陈乔随即被打倒。尽管陷入长时间的困境,他坚持认为,周总理历来关心和保护知识分子,最掌握政策,是毛主席的真正助手,所以万般无奈之时提笔向总理一诉衷肠。后来,不知怎么回事,信从北京转到了军宣队手里,陈乔自然又免不了“罪加一等”。斗他的人问:“你给总理提意见,凭什么说极‘左’思潮严重?”他坦率地答道:“心里就这么想的。”直到“九一三”事件后,陈乔才落实政策,于1972年春调回北京,不久官复原职,算是平了反。

回忆中的陈老爱用双手比划着谈话,还不时摸摸秃顶的脑门。我这才乘空问一句:“中央已经否定了‘文革’,您是否认为五七干校应全盘否定?”陈老笑起来,以他1972年3月写下的一首七律诗中的颈联作答:“风雨棚中除四气,向阳湖畔过三关”,其中“四气”,乃阔气、暮气、官气、娇气之谓;“三关”者,思想政治关、劳动关、生活关也。因此,一分为二地看,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向阳湖还是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比单纯搞业务时更加成熟了。

陈乔手迹我深以为然,但又恐怕陈老“怀旧”情浓,过于劳累,便有意让他轻松一下,换换脑筋。作为书法家的陈老应我之请,简要介绍了自己离休后的“大事记”和主要成就。1991年冬,历博和革博、故宫、中国书协、文化部老干部书协联合举办了“陈乔书法诗词作品展览”,他的彩墨书法独具风味,自成一家,有的被收藏刻石,有的还“漂洋过海”。

接着,慈善的老人即兴泼墨挥毫,馈赠大作。我谢过之后,继续提问:“您老怎样看待开发干校文化的意义?”陈老十分理解我这“准记者”的求教心理,马上回答说:“北京的文化名人下放咸宁,集中劳动,搞‘斗、批、改’,是一次历史灾难,也是你们咸宁地区难得的机遇。向阳湖留下了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收集起来,意义重大。因为到干校的不止是一代人,还有下一辈,今后关注和支持咸宁的人只会越来越多。我读了你以前寄来的一些名家‘采风’文章,内容很丰富,但也感到有的人言不由衷,有的人轻描淡写,大概是受过惨重的历史教训,政治风云变幻莫测,言行变得谨慎了。我有什么说什么,决不隐瞒思想。我觉得你的‘采风’如何进一步深入文化人的内心世界,将是难题。你已经作了很大努力,望今后再多搞些调查研究,进一步拓宽写作领域,足可以写一部史诗。”

陈老目光敏锐,见解精辟,实在催人奋发。难得的是,老人还告诉我,他计划出版一本诗集,其中《八十周岁忆怀》有云:“不自菲薄不自乖,不信天上有瑶台。酸甜苦辣人间味,春夏秋冬随运来。一生砥砺红旗路,十载烟消四孽灾。向阳湖上向阳梦,白发余辉志未衰。”欣赏着陈老的七律,我脑海里闪过这样的念头:所谓“向阳湖史诗”,就是由许多像他这样的人、这样的诗组合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