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陈乔走进陈乔老先生的书房，我正猜想主人自署的“冷甘斋”是否出自鲁迅的一幅名联，又立即被墙上两幅名人书法所吸引：李可染所书“澄怀观道”固然令我遥思南朝时期的隐逸之士，而从楚图南的墨宝“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中，更能读出杜诗豪迈以外的凄怆……
陈乔接受作者采访1970年5月18日，当58岁的陈乔先生离别京城的妻子儿女，独自一人下放鄂南的向阳湖时，他的心境和1200多年前旅夜书怀的“诗圣”不无相同之处。身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他已被打成“走资派”，并带着种种莫须有的“帽子”栖身咸宁。劳动之余，还得接受所谓“审查”。由于他担任领导干部的时间较长，有一定的经验，抱着相信党、相信群众的态度，坚信自己的“问题”会搞清楚。可是，在那种动荡的年月，“五七”战士们都把“响应毛主席号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喊得震天响，极“左”路线的危害实际上波及每个人，真可谓“向阳风雨千秋梦，留得斑斑血泪痕”。
陈老一边提及自己的这两句诗，一边对我举例说：“许多老专家如沈从文、傅振伦、徐邦达等，都年事已高，可还得咬着牙参加干校的体力劳动，并且随时准备写交代，挨批斗。故宫有位60多岁的老头，姓董，患有高血压，体力不支，就病死在向阳湖。现在看来，就是从统战角度，这样对待知识分子，也不是很好的团结方式。如果追究的话，这笔账要算到林彪、‘四人帮’头上。”我看陈老虽然没什么准备，但思路清晰，条理性强，于是自觉当好听众，尽量少插话。他沉思片刻，接着叙述道：“由于我不满意干校对自己无休止的审查，1971年夏，便写了一封信给周总理……”
为什么要直接写信给总理呢？让我们暂且翻开陈老的履历表：这位1931年入党的老同志，解放前长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建国初期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1958年协助邓拓、田家英等人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成为主持历博日常工作的负责人；次年9月21日，周总理亲临历博审查“中国通史”陈列，就是陈乔陪同参观的；1963年底，周总理指示编辑《中国古代服饰资料》，文化部责成陈乔总体主持此项工作，由沈从文任主编，陈鹏程、王镜如拟定计划，陈大章、李之檀、范曾等负责临摹。可惜不到3年，“文革”爆发，陈乔随即被打倒。尽管陷入长时间的困境，他坚持认为，周总理历来关心和保护知识分子，最掌握政策，是毛主席的真正助手，所以万般无奈之时提笔向总理一诉衷肠。后来，不知怎么回事，信从北京转到了军宣队手里，陈乔自然又免不了“罪加一等”。斗他的人问：“你给总理提意见，凭什么说极‘左’思潮严重？”他坦率地答道：“心里就这么想的。”直到“九一三”事件后，陈乔才落实政策，于1972年春调回北京，不久官复原职，算是平了反。
回忆中的陈老爱用双手比划着谈话，还不时摸摸秃顶的脑门。我这才乘空问一句：“中央已经否定了‘文革’，您是否认为五七干校应全盘否定？”陈老笑起来，以他1972年3月写下的一首七律诗中的颈联作答：“风雨棚中除四气，向阳湖畔过三关”，其中“四气”，乃阔气、暮气、官气、娇气之谓；“三关”者，思想政治关、劳动关、生活关也。因此，一分为二地看，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向阳湖还是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比单纯搞业务时更加成熟了。
陈乔手迹我深以为然，但又恐怕陈老“怀旧”情浓，过于劳累，便有意让他轻松一下，换换脑筋。作为书法家的陈老应我之请，简要介绍了自己离休后的“大事记”和主要成就。1991年冬，历博和革博、故宫、中国书协、文化部老干部书协联合举办了“陈乔书法诗词作品展览”，他的彩墨书法独具风味，自成一家，有的被收藏刻石，有的还“漂洋过海”。
接着，慈善的老人即兴泼墨挥毫，馈赠大作。我谢过之后，继续提问：“您老怎样看待开发干校文化的意义？”陈老十分理解我这“准记者”的求教心理，马上回答说：“北京的文化名人下放咸宁，集中劳动，搞‘斗、批、改’，是一次历史灾难，也是你们咸宁地区难得的机遇。向阳湖留下了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收集起来，意义重大。因为到干校的不止是一代人，还有下一辈，今后关注和支持咸宁的人只会越来越多。我读了你以前寄来的一些名家‘采风’文章，内容很丰富，但也感到有的人言不由衷，有的人轻描淡写，大概是受过惨重的历史教训，政治风云变幻莫测，言行变得谨慎了。我有什么说什么，决不隐瞒思想。我觉得你的‘采风’如何进一步深入文化人的内心世界，将是难题。你已经作了很大努力，望今后再多搞些调查研究，进一步拓宽写作领域，足可以写一部史诗。”
陈老目光敏锐，见解精辟，实在催人奋发。难得的是，老人还告诉我，他计划出版一本诗集，其中《八十周岁忆怀》有云：“不自菲薄不自乖，不信天上有瑶台。酸甜苦辣人间味，春夏秋冬随运来。一生砥砺红旗路，十载烟消四孽灾。向阳湖上向阳梦，白发余辉志未衰。”欣赏着陈老的七律，我脑海里闪过这样的念头：所谓“向阳湖史诗”，就是由许多像他这样的人、这样的诗组合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