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著名文物保护专家胡继高胡继高先生是我国著名文物保护专家、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我慕名上门采访时，正赶上他乔迁新居，由于许多杂物尚未理顺，客厅显得较为零乱。已届七旬的老人留着光头，从外表上看，真有点像一尊“活罗汉”。
胡继高在题词我走进老专家的书房，但见一块“不移斋”的匾额已挂在正墙上方。我猜想斋名大约典出《孟子》，便开始了问话：“您是否取的‘贫贱不能移’之意？”他连声回答：“正是，正是。”接着讲述起自己下放咸宁干校期间是如何“不坠青云之志”的：1969年秋，他和夫人赵溥芹带着女儿一红和儿子东波来到向阳湖，分配在二大队七连。他那时正值不惑之年，算个壮劳力，养猪、放牛、盖房子，什么都干。体力活虽然劳累，但又不像过去搞科研那么动脑，他的饭量大大增加，睡觉也很少失眠。稍有闲暇，他还会偶尔回忆年轻时在波兰哥白尼大学留学的日子，暂时的逆境反倒使他坚信，在国外六载寒窗取得的文物保护专业硕士学位，决不会永久荒废！果然，一年之后，在王冶秋同志的举荐下，他第一批调回北京重操旧业。
文物圈外的读者可能有所不知，胡继高作为一名文物保护技术研究的专家，对竹木漆器脱水和壁画彩塑修复研究颇有造诣。他早在1962年便主持完成“敦煌莫高窟起甲壁画修复”，受到国内外同行交口称赞。自从1970年离开干校至今，他全身心地大干事业，专业才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如“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的保护”、“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竹简脱水保护”等几十个科研项目，都由他主持并获得成功，其中不少属国内首创，并达到世界领先水平。除此之外，他还擅长写意花鸟画创作，其国画作品曾多次在国外展出，1989年和1997年先后两次在波兰举办个展，都为祖国带来了声誉。
面对这位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文物专家，我自然不会放过请教的好机会，一边向他介绍咸宁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的经过，一边问道：“您对我们宣传干校文化人有何看法？”胡先生是个实在人，一板一眼地回答说：“我认为很有意义，你还可以多找一些人，尽可能多了解一些历史事实。我个人有个小小建议，对所有计划采写的文化人要一视同仁。尽管他们名气有大小，职务有高低，但没有必要区分得很厉害，因为都是‘五七’战士，不应厚此薄彼。”
坦率地说，老专家语重心长的提醒正是我有所忽略的。于是，我解释说，“向阳湖文化”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年内“打响”，主要靠的是“名人效应”。我很清楚，尽管自己采访的人数已将近二百，更多的“非名人”却没有来得及接触，而想要全面反映作为一个群体的“向阳湖文化人”，这无论如何是个缺憾。为了“补课”，下一步得尽快访问“寻常人家”了！
作者和胡继高见我似乎有“检讨”之意，胡先生连忙和蔼地笑道：“我的意思并不是否定你已有的计划，而是说要双管齐下。名人还得继续找。这里我向你推荐几个人，一位是大画家许麟庐，齐白石的大弟子，我在向阳湖看见他挑秧担粪；还有一位王世襄先生，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当时患有肺病，在干校被隔离住一小房间；再如书法家刘炳森，现在是中国书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可当年他十分普通，而且家里生活困难，孩子多，工资低，很苦、很穷……”
我插话道，这3位名家我都采访过，尤其是刘炳森先生还将新出的散文集《紫垣秋草》送给我，里面有一篇《仰观碧落》专门谈到他如何受到老领导王冶秋关爱的故事，相当感人。这从侧面也证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大凡名人，无一例外都是从普通人成长起来的。
老专家点点头，又补充讲起一则“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我调回北京后，爱人和孩子还在向阳湖，有一次我出差到湖北，顺道去咸宁看儿子，儿子高兴极了，陪我去乡间钓鱼。水里一只只小白条活蹦乱跳地上下游动，儿子一竿子下去就是一个准，竟然可以连续钓几十条鱼。相比之下，现在工作整天忙得一塌糊涂，再也享受不到这种乐趣了！”
胡先生的“怀旧”之情溢于言表。我不失时机又拿出一沓收集到的干校老照片，以供观赏。他一一仔细辨认其中人物和情景，仿佛再次置身于30年前的干校生活。此时我反客为主，当起讲解员，并按以往采访的惯例，请老专家题写几个字。没有丝毫的推辞，他很快找来纸笔，认真地表示了自己的良好祝愿：“向阳湖大有发展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