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北京安贞里2区14栋住有30多位文物战线的老专家，他们几乎都曾下放鄂南的向阳湖。74岁的罗哲文先生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罗老个子不算高，笑眯眯的，一副老天真的样子。他对来自咸宁的客人表现出十分的热情，先是主动向我介绍几位邻居值得宣传，并告知他们的门栋和电话，然后才想到该自己“答记者问”了。
罗哲文回忆王冶秋坐在这位“国宝级”专家面前，我很自然地将提前了解到的有关情况在脑海中“过了一遍电影”——罗哲文和单士元（已故）、郑孝燮二老被文博界称为古建筑领域的“三驾马车”。半个多世纪以来，罗老主要从事建筑历史的研究和古迹保护、管理、勘察等工作，写有《中国古代建筑简史》、《中国古塔》、《中国历代帝王陵》、《长城史话》等专著。他还是我国走遍万里长城的第一人，主持过长城八达岭、山海关的维修设计。因此，真正熟悉长城的人，都不会忘记罗哲文……我正这么想着，已知我来意的罗老抓紧时间，开始讲述起自己的干校生活经历：
1969年冬，正值壮年的罗哲文背着“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辞别家人来到咸宁干校，编在一大队二连。不久，他被分配和老书法家李长路、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杜克（现任文化部图书馆司司长）同住一间房，正好是“老中青三结合”。李长路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因参加革命较早，且无任何历史问题，负责监视当时尚在受审查的罗哲文；杜克小青年一个，看似精神负担少一些，有空便放开喉咙学唱京剧，可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单挑《红灯记》第八场“刑场斗争”李玉和出场时的唱段反复练习：“狱警传似狼嗥，我迈步出监。休看我，戴铁镣，裹铁链，锁住我双脚和双手，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好在李长路是个大好人，向军宣队汇报罗哲文表现不错，杜克唱的是样板戏也没问题！罗哲文则在围湖造田等繁重劳动之余，仍保持着文人的闲情逸致，经常提着一架旧相机到处拍照，摄下了不少干校实景和鄂南的农村风光。
罗老重温这些往事，尤其欣赏杜克昔日的精彩“表演”，禁不住开怀大笑。我请老专家适时清理一些旧照片，供我作资料用，他慨然应允。为了抢救更多的干校史料，我问罗老：“向阳湖前后几年间，谁是您印象最深的人？”他马上回答说：“文博界的老领导、原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我们至今感念他！”
《回忆王冶秋》封面谈起王冶秋同志，我因为年轻，仅略有所知。他是鲁迅先生晚年的好友，鲁迅在生命最后两三年间的日记中几十次提到王冶秋，并和他通过信。30多年后，王冶秋竟会与向阳湖结下一段缘分，无疑是值得我们大书一笔的。于是，我怀着一颗崇敬之心，认真记下罗老深情的回忆：王冶秋是我国文博事业的奠基人，“文革”之初就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他于1969年下放咸宁干校时，已是花甲老人。不久，由于敬爱的周总理亲自点名，他调回北京重新工作，担任国务院文博口领导小组副组长。有了“尚方宝剑”，王冶秋竭尽全力，排除重重干扰，从干校调回大批业务骨干，重振文博事业。他于70年代初先后主持和指导故宫重新开放，组织举办“文化大革命期间文物展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以至舆论界将“文物外交”和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乒乓外交”相提并论。1971年初，周总理指示要恢复《文物》、《考古》和《考古学报》，王冶秋抓住时机，力举罗哲文和王代文、俞筱尧、杨瑾、石光明、叶青谷等同志回京办刊。要知道，这些专家在干校有的是“右派”，有的是正受审查的“五一六分子”，有的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而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干校的当权者对他们很快“归队”难以接受，或对调令置之不理，或人为地设置障碍。王冶秋亲自做方方面面的工作，并派员逐一落实回京人员的到位。许多干校文化人当时既不敢想，更不相信能办到的事，王冶秋以无畏的勇气和非凡的魄力实实在在地办成了。
罗老说着，语调中饱含敬佩和感激之情。我深受感染，插话道：“尽管王冶秋同志已于1987年病逝，但我有一个为众多向阳湖文化人立传的计划，今后自会将他列为重点宣传的对象。”罗老听罢，连声称赞，继而又补充说：“我在文物局工作多年，‘文革’时被视作和‘黑帮’联系很深的人。下到向阳湖后，没指望还会重返北京。冶秋同志坚持要调我和其他专家，因为他深知文博工作专业性强，主要得依靠有一技之长的人才，否则只能是空对空。我离开咸宁时，干校有位头头竟然对我说：‘别看现在上边要调你回去，可你的罪行还在，我们随时还可以把你揪回来！’对比之下，更可以看出冶秋同志当年从干校调人的难度之大，他是如何煞费苦心！我返京第二年，就全身心地投入到马王堆西汉墓发掘工作中。在周总理的关怀和郭老的指导下，这项研究工作由冶秋同志全面负责，取得了巨大成功，可以说轰动全国，震惊世界。你今天上门采访，又让我回想起和冶秋同志在长沙共同奋战的日日夜夜。”
罗哲文题词我建议罗老将这些故事写出来，让读者对王冶秋同志有个较完整的认识。老专家谦虚地说，写过一两篇小文，但还不够分量。他顺便向我介绍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内幕”：王冶秋本来是同“四人帮”作过斗争的勇士，后来却被别有用心的人造谣中伤，诬蔑为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他被罗列了不少罪状，什么“为康生搞文物”啦，什么“江青请吃螃蟹”啦，不一而足。为澄清事实，让真相大白于天下，70年代末，罗老和文物专家谢辰生分别上书邓小平和胡耀邦。后经两位中央领导批示，对王冶秋冤案予以平反。罗老解释说，自己这样做是为了捍卫真理，当然也包含着对冶秋同志深深的感念。
聊到该休息的时候，热心肠的罗老为我留下一幅墨宝：“人才荟萃咸宁县，文采风流向阳湖。”为便于今后加强联系，他还递给我一张名片。嗬，头衔真不少：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副会长。我由此可以想见罗老平日的繁忙和劳累程度，亦能体会出专家毕竟和为官不同，似乎没有退休一说，而且越老越吃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