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话说向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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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想起了陈翰伯的一句名言”

——访中国版协副主席刘杲刘杲先生曾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1993年,62岁的他退居二线,现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编辑学会会长、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委员,但在我的心目中,他全然不像个“高官”,倒是一位可亲近的长辈。因为我在刘老的客厅刚一坐下,便得到他热情的称赞:“你这小伙子本事大,竟然采访了100多位京城文化人!近些年,你不断寄来《咸宁日报》,上面关于向阳湖的报道相当充分。最近,我读了你采写出版家陈原的文章,我和他非常熟,他是很难描写的,你却抓住了陈原的特点,写出了陈原的风格。他正是你写的那个样子。”

刘杲在书房刘老指的是我记述陈原重返咸宁干校之行的文章《别梦依稀向阳湖》,我不过是纪实,而刘老的过奖倒使我既感到惭愧又十分快意。“距离”一拉近,我也趁机“表扬”起刘老来:“在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上,您和其他6位新闻出版界委员联名提案,建议重视和支持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这对咸宁是很好的宣传。我个人认为,此举的意义也许超过了提案本身,这在不远的将来是会得到证实的。”

我的这番话发自内心,绝无“拔高”之意。刘老听罢,谦虚地说:“这份提案表达了大家共同的心愿,自然会对咸宁开发干校文化的工作起点作用,但实际效果如何,主要靠地方党政领导和文化工作者的努力。”接着,他阐述道,鄂南大张旗鼓宣传向阳湖文化,很有价值。这项工作本来文化部也可以作的,可惜现在还顾不上。而咸宁的当务之急是发展,发展(包括文化建设)又是没有止境的。因此,在充分利用这个条件的同时,又不能限于这个条件,这只是个契机,而大批文化人现在毕竟离开了咸宁……

作者和刘杲谈到这里,刘老的思绪渐渐飞回到自己下放向阳湖的岁月。那还是1969年4月,党的“九大”刚刚闭幕,文化部决定创办“五七”干校,刘杲作为第一批先遣队队员奔赴咸宁的甘棠,开始了艰苦创业的劳动生活。到了9月,他的夫人卢邦骥带着12岁的儿子刘力和4岁的女儿刘燕来到向阳湖安下了家。这时,校部号召要在咸宁扎根,准备3年后不发工资,自食其力,刘杲也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认为,尽管身处逆境,也应该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也还有开心的事,哪怕叫“穷开心”也好,总不能一天到晚流泪呀,那怎么活?比如,他们一家自己做饭吃,儿子很聪明,自制煤油炉,用了12根灯芯,火力很强,放上一个铝盒,再买来一个肉罐头,连带自家种的扁豆倒进里面一锅熬,一家人改善生活,倒也其乐融融。

然而,在干校,伤心的事还是难免的。到向阳湖不久,刘杲的女儿不幸得了白血病,不得不送往武汉住院,她的母亲日夜陪伴。刘杲身为人父,希望前去照料几天,连队指导员是过去的同事,批了一个礼拜的假。没想到才住了两天,大队军宣队便发去电报,催促马上回来,当时干校的纪律是很严的,尽管小孩病情很重,也得火速赶回连队。令人气愤的是,大队政委见面后倒满不在乎:“你回来了,很好。没关系,有你爱人在医院守护就行了。”刘杲感到这种严格的“控制”太不近情理,使人精神上非常压抑,却敢怒不敢言!

当我得知小刘燕不久便病逝,埋在了向阳湖时,不禁深深惋惜、摇头叹息。以往我读过不少“伤痕文学”的作品,可以想见此事无疑给刘杲一家留下了心中的“永久的痛”。好在刘老很快结束了对往事的回忆,继续对我说:“我看了你写的许多人物专访,各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感受也就不同。我对个人干校经历的态度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不必多谈。但这毕竟是一段难忘的历史,多少年来经常想忘又忘不了。在‘文革’中的干校,很多人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幸存者,如侯金镜便死在向阳湖。可见‘左’的路线对我们民族来说,太可怕了。你今天来访,使我想起了陈翰伯的一句名言。粉碎‘四人帮’后,大家总结‘文革’教训,那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尚未出台,又有‘两个凡是’的禁锢,不同的看法较多,但当时国家出版局负责人陈翰伯的话给我印象最深:‘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是永远不要再搞文化大革命了!’一句话就说透了,有什么可分析、争议的!二八开,三七开,四六开,甭开了!”刘老谈到最后,语气自然加重。我的内心随之受到一种震撼,脑海里自然闪现出两句诗:“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聂绀弩《挽雪峰》)窃以为,愿意讲真话的人,如果时常温习聂绀弩的诗和陈翰伯的话,精神境界一定会无形中得到升华!

陈翰伯像我对刘老的这次访谈,最大的收获是加深了对“文革”的认识。尽管他还讲述了自己在向阳湖和郭小川、丁树奇一起组成“大批判组”的逸闻,以及他的老上级赵辛初在干校放牛的旧事,生动而有趣,颇具史料价值,可最让我刻骨铭心的还是他提到的陈翰伯的“名言”,但愿关注和研究向阳湖文化的人们都牢牢记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