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社会心理学家一直在探索自鲁温时代以来一直在进行的一些课题。另一些课题是最近才出现的。这些前进中的探索虽然彼此并不相关，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质：适切性。几乎所有的课题都存在着科学的意义，且有着改善人类状态的深刻的潜质。下面是两个著名的课题。
约半个世纪以前，社会心理学家开始对下述问题产生兴趣：哪些因素可促进合作，而不是促进竞争；人们在哪些地方可更有效地工作，而在另外的地方则次之。之后不久，他们对这一课题重新定义为“冲突的解决”，称其所关心的问题为人们竞争或合作以实现目标的结果。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荣誉教授莫顿·多伊奇（Morton Deutsch，1920）长期以来一直是冲突解决研究领域的元老。他怀疑，自己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也许是儿童时期埋下的种子。在一个波兰籍犹太移民家庭里，他是第4个也是最小一个儿子。在家里，他一直是弱者，但他将这种经历慢慢转换为对社会公平与和平解决冲突的终生研究。
他费尽周折才发现这才是自己的真正兴趣所在。在中学阶段，弗洛伊德的著作唤起了他对心理学的强大兴趣，并使他对自己体验到的一些情感过程产生强烈反应。到大学后，他计划成为一个临床心理学家。但30年代的社会激荡和二战的爆发使他对社会问题产生更强烈的兴趣。战后，他慕名来到克特·鲁温面前。鲁温的磁性人格和令人激动的念头，特别是就社会议题的研究，使多伊奇再次改变初衷，决定成为一名社会心理学家。为完成博士论文，他开始进行冲突解决研究，并沿着这个方向一直研究至今。
这一课题非常符合他的个性：与其他社会心理学家不一样的是，他说话慢条斯理，为人和蔼可亲，且酷爱和平（网球场上除外。他打网球时默不作声，但极具竞争性——至少与我打球时这样表现，每次总给我以痛击——笔者），但作为一名实验者，他的实验方法主要是游戏法，既不涉及欺骗，也不会对受试者产生不快。
研究领域中的焦点一直是人们在“混合动机情境”下的行为，如劳资争议或裁军谈判等。在这些情境下，每一方总是寻求从对方的代价中获取更多的利益，但由于又存在着与对方的共同利益，因而并不想毁灭对方。50年代，他在实验室里仔细研究这些情境，主要方法是动手修改“犯人两难”游戏。
在多伊奇式游戏里，每个玩家都想在两种选择中选出一个较好的答案以增加虚拟总数——其结果取决于另外一个玩家同时做出的选择。具体来讲，玩家1可选择x或Y，玩家2可选择A或B。在决定做什么时，双方都不知道另外一方准备做什么，可双方都知道，他们所做选择的任何组合——xA，xB，YA，YB——都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比如，玩家1想：“如果我选x，而他选A，我们都可得到9美元——但如果他选B，我就会输10美元，他就会得到10美元。如果我选Y呢？如果我选Y，而他选A，我就会赢10美元，他则输10美元，但如果他选B，我们两人则各输9美元。”玩家2也面临同样的两难境地。
由于双方都不知道另外一方会干什么，各方只好自己决定走哪一步最好。然而，就像在原来的“犯人两难”游戏中一样，逻辑推理于事无补；只有当两个玩家彼此信任对方会选择最有利于双方的步骤时，他们才会分别选择x和A，同时各赢9美元。任何一方若不信任对方，或一心只顾及自己的利益，则他可能赢回10美元，对方则会输掉同样的数目。但也存在输掉10美元而让对方赢取相应数量，或与对方一起输掉9美元的可能。
多伊奇不断地对条件进行变更，以让学生志愿者既玩得刺激，又测验了不同情境中的实际效果。为诱发合作动机，他告诉部分志愿者：“你们得认为自己是合作者。你们对伙伴的好处和对自己的好处要同样关心。”为诱发利己主义动机，他告诉其他人：“你们惟一的动机是赢得越多越好，不要考虑对方的输赢。这不是竞争游戏。”最后，为诱发竞争气氛，他再告诉另一些人：“你们的动机是尽量多赢，而且要比对方做得更好。你希望赚钱而不是赔钱，同时，你还希望超过其他人。”
通常，玩家在不知道对方的选择时同时做出选择，但有时，多伊奇会先让第一个玩家选择，然后将他的选择传递给第二个玩家，第二个玩家再根据对方的选择而做出自己的选择。再有时，他会让一个或两个玩家在听说对方的选择后适当改变自己的选择。更有时，双方可传递纸条，说出自己的意图，比如：“我会合作，也希望你合作。这样的话，我们便可双赢。”
正如多伊奇所假定的，当玩家们倾向于考虑对方的利益时，他们就会以彼此信任的方式行动（选择x和A），大体上说是双赢的结果，即使有一方可能成为大输家，如果对方欺骗了他。但当他们被告知要尽量多赢并胜过对方时，大家通常的假定是另一方也想以同样的方式赢他，因而所做的选择结果通常是只考虑自己而致对方于死地，或双输。
多伊奇说，令人鼓舞的结果是，“即使双方都不关心对方的利益，也可产生彼此间的相互信任，条件是：整个形势能够引导一方期望自己的信任能够得到实现。”譬如，这种结局可发生在下列情况之下，即玩家一方向对方提出合作方案，其中包含着规定和违规处罚；或一方在做出决定之前已知道对方的选择，或一方可对对方的选择结果施加影响，即让对方知道违反协议并不是其兴趣所在。
经多伊奇修改后的“犯人两难”游戏于是成为社会心理学中的开拓性研究，迅速引发出数以百计的类似研究。研究者修改并变更游戏的条件，以探索在冲突解决方案中可鼓励合作或竞争风格的其他因素。
多伊奇的兴趣很快转移至另一种游戏当中。在这个新的游戏中，他和助手罗伯特·M·克劳斯一起研究威胁如何对冲突的解决产生影响。在发生冲突时，许多人相信，只要发出威胁，就可使对方产生合作。例如，发生争吵的配偶往往发出分居或离婚的暗示，以使对方改变其行为；管理层也会警告罢工者，除非坐下来谈判，否则他们将关闭公司；发生冲突的两个国家，也会将军队调至边境，或进行武器试验，以逼迫对方让步。
多伊奇和克劳斯研发出来一种阿克姆一波尔特汽车运输游戏，其中有两个玩家，双方都是“卡车司机”，一方是阿克姆公司，另一方是波尔特公司。
时间是两个玩家关心的根本。近路意味着利润，绕路则意味着赔钱。两边同时以相同的速度开始发车（位置出现在控制盘上），双方都可选择弯曲的路或走近路。走近路虽是明显的好办法，可它涉及一段单向车道，一次只能通过一辆卡车。如果双方同时选择这条路线，他们将面对面形成塞车，其中一方或双方都得倒车，从而造成赔钱。显然，最好的路线是，他们达成协议，轮流过单行道，从而使双方均能达到利益的最大化，或赚取近乎平等的利润。
为引发威胁，多伊奇和克劳斯让每个玩家在各自单行道的入口端取得控制权。谈判时，双方均可以此威胁对方，即对方若不同意自己的条件，便关掉自己的关卡。整个实验分三种情况，每一种可玩20轮：双边威胁（双方均可控制路卡）；单边威胁（只有阿克姆一方控制路卡），没有威胁（双方都不能控制路卡）。另一个重要的变量是沟通。在第一个实验中，玩家只通过所采取的行为来传达意图；在第二种实验中，双方可彼此谈判；在第三种实验中，只能在每次试验时谈判。由于双方均想尽可能多地赚钱，因而在总共20轮游戏中所挣钱的多少是其解决冲突成功与否的直接标准。主要的发现如下：
——双方均不能威胁时获得最大利润（集体而言）；单边威胁时稍差；还有，与常识看法相反的是，当玩家均能发出威胁时获利最少。（一般认为，“相互威慑”是避免核战的办法，这一想法是否是未经深思熟虑、代价高昂的错误判断呢？）
——沟通的自由丝毫无助于达成协议，特别是当双方均能发出威胁时。如果双方均可构成威胁，沟通的合约便一无用处；不过，如果只有一方能发出威胁，沟通仍可会有用。
——如果双方均受到训练，要其有效沟通，并向对方提出合理的提议，则比无任何训练的情况下能更快地达成协议。
——如果双方均可发出威胁，发生僵局时口头的交流将比发生僵局前的交流更快地导致有用的协议。显然，陷入死局是一个激励性的经历。
——赌注越高，达成协议的难度也越高。
——最后，当实验由漂亮的女助手主持时，双方玩家——男大学生——往往以大男子主义的方式行动，即更频繁地利用其所控制的路卡，并更难于达成协议。
阿克姆一波尔特汽车运输游戏立即成为经典游戏，为多人引用不说，还获得了声望极高的社科研究AAAs奖。与其他突破性的研究一样，它也立刻成为批评者的目标，很多人怀疑构成该游戏的变量是否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问题已自行解决。冲突可作为问题看待，可通过“什么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这一问题寻求解决的途径。这种观念已被其他许多研究所借用，并已变成实践培训的教程。近几年来，由师范学院多伊奇领导的“合作及冲突解决国际中心”、哈佛法律学院的“哈佛谈判项目”及其他谈判中心，已在训练谈判者以建设性方法解决争端方面取得巨大成功。这些争端大量地存在于劳资、离婚及法人律师、政府官员及立法机关、师生、房客与房东、家庭成员和其他冲突情境之中。多伊奇希望，冲突解决研究中所发现的大量事实，最终能得到世界大国的领导人的重视。
归因
70年代，作为社会心理学头等课题的认知失调理论已被一个全新的课题，归因，所替代。该词指的是我们就生活事件和他人行人的起因所进行的推理过程。
我们的归因，不管其正确与否，都比客观事实能够更大地影响我们的思想、感觉与行为。比如，研究显示，我们一般将温暖、性感和可爱等特性归属于更加漂亮的人（而不是归属于貌相较丑者），并据此决定对他们的行为。同理，一些人将女性的低就业状态和低薪水平归因于其对成功的害怕和缺乏决断，另一些持传统观念的人则归于男性偏见、男性在工作场合的一统天下，这两种人在对待女性时一定会有所不同。
归因现象可在一个古老的笑话中略见一斑。两个男人，一个信新教，另一个信天主教，看到一位牧师进入一家妓院。新教徒认为他找到了天主教虚伪信条的证据，因而抱以不怀好意的一笑；天主教信徒看到的是另一种证据，即认为他们的牧师敢于去任何地方，即使是妓院这样的禁地，以拯救天主教徒行将死去的灵魂，因而抱以骄傲的一笑。
对于那些喜欢严肃例子的人来说，归因的例子可在鲁温的两个学生，泰波特和亨利。莱厄肯，所做的一项实验里找到。他们给不知情的志愿者分派任务，一次一人，让他们从事一个实验项目。进行途中，每个人都意识到，他需要在场的另两人的帮助，一位是研究生，另一位是新生（两人都是研究助手）。于是，每位志愿者都向他们求助，也都得到了帮助。后来，在问志愿者为什么别人会帮助他时，大部分人说，研究生给他们以帮助，因为他想帮助；大学新生也施以帮助，因为他不得不去帮别人。显然，这种归因不是建立在任何已知经验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他们事先对社会地位和权力的理解之上。
奥地利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Fritz Heider）早在1927年就提出过归因概念，但在许多年里，他的提议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海德移民美国之后，大约在1958年，进一步扩展了这一概念，在《人际关系心理学》（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一书中提出我们对关系的知觉会影响到社会行为，还认为，我们不是在对实际的刺激产生反应，而是在对我们认为的引起这些现象的原因产叠反应。例如：如果妻子不理睬她的先生，并故意使他生气，他可能的猜想是，要么她心情不好，要么他做出什么对她不住的事情。他的反应并不是取决于引起她的行为的真实原因，而是取决于他所理解的原因。海德还在这些归因之间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区别，即归因分为两类，一是外部原因，一是内部原因。他的这一分类比朱利安·罗特将内外控归因作为关键性格特质的重要研究要早8个年头。
心理学家大都认为海德的概念令人激动，因为有关人类归因的影响因素的知识将极大地增大对人类行为的可预见性。人们对归因的兴趣从60年代一直持续至70年代，归因随之成为社会心理学中的又一个热门话题。
仅只热门话题而已，还远没有构成理论。的确，它在实际上是一大堆琐碎理论的集合体，每一种理论都是就此前某种社会心理学现象以归因术语所做出的重新解释。譬如，认知失调理论被重新解释为，一个人将自我行为归因至人们认为自己的信念和感觉应该如何如何。（如果形势逼迫我迫害某人，我就对自己说，此人活该如此，从而将我的行为归因至我对他的“真实”本性的解释。）“登门槛”现象也被重新加以解释：如果我第一次给收钱者出一点钱，第二次就应多给一点，因为我将第一次捐赠归因于我是一个仁慈的好人，等等。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大片领域均遭到了归因论者的侵袭，接着为他们所占据。
远比对前述发现进行重新解释更重要的是，归因研究产生了一大堆全新的发现。著名的案例如下：
——李·罗斯（Lee Ross）与两位同事邀请成对的学生志愿者玩一种“测验表演游戏”。一个假装提问者，另一个假装竞赛者。要求提问者拿出10个相
当困难但他知道答案的问题，让竞赛者回答它们（竞赛者平均可答对6个）。之后，要求所有参与者对彼此的“总体知识”进行评定。几乎所有的竞赛者会认为提问者比自己更有知识；实验的公正观察人也这么认为。即使大家都知道，提问者所提的都是自己知道答案的问题，但他们仍旧因其所扮演的角色雨被认为知识面更广。
——调查者发现，我们通常将极其引人注目、长相异常或者装醒目者的行为归因于遗传品性，而将容易被忽略或长相一般者的行为归因子外部（环境）力量。
——人们对穷人、嗜酒者、事故受害者、强奸受害者等其他不幸者的反应大多以“公平世界假说”进行解释——人们相信，这个世界是有秩序的，也是公正的，善有善报。这就导致人们认为，受害者的不幸是自己的不小心、懒惰、冒险、易受诱惑等类似原因造成的。有研究发现，受害者受到的损失越大，人们越认为其活该。